模拟与新变:李梦阳骚体赋的创作特点及成就

李梦阳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他一生创作宏富,各体兼备,其中赋作极具特色,尤其是骚体赋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究其原因,与其坎坷经历、社会背景及文学理论有关.其骚体赋既继承屈赋的基本精神与表现风格,又显示出内容丰富、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雄浑等鲜明特点;既有对屈原的模拟与学习,又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在明代的赋体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汉魏六朝骚体赋概念的界定及辑录原则

新时期以来对骚体赋所属范畴及文体属性的认识还存有较大争议。其分歧点主要集中在＂拟骚＂是辞还是赋;＂骚赋＂是赋还是诗。而对这一问题的厘清,既是解决骚体赋归属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对本阶段骚体赋进行系统辑录、勘校及深入研究的前提和保证。     

苏轼与“苏门四学士”的辞赋理论述议

苏轼与＂苏门四学士＂的辞赋理论,是北宋赋论领域中的一道亮丽风景。苏轼等人既推尊楚汉辞赋,又肯定律赋,具有比较完整的赋史观和比较自觉的批评意识。其中,尤以李廌《师友谈记》所载秦观论律赋、晁补之＂楚辞三书＂论屈原离骚及骚体辞赋,为具有代表性的赋论成果。苏轼、秦观、晁补之的辞赋论述,对宋代及元明以后的赋论颇有影响。     

扬雄“诗人之赋”义证

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评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但是＂诗人之赋＂涵义隐晦,引发了后人的诸多揣测。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和扬雄本人作品中的＂诗人＂一词及《左传》中＂赋＂的用法,可知扬雄所谓＂诗人＂指《诗经》作者,＂诗人之赋＂即为《诗经》中的作品。     

论六朝至初唐诗体赋的文律特征及文体意义

五七言诗体赋是六朝初唐文坛常见的文学现象,以诗体赋为代表的骈赋与其他骈文、辞赋相比呈现出新的文律特征。以六朝初唐五七言诗体赋为研究对象,分析诗体赋的基本特征,对其中五七言诗的句式和声律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并与近体诗律要求相对照,对比诗句和骈文对句的句法差异,考察文人从诗赋两种文体对近体诗声律的探索,从中寻绎出六朝初唐诗赋、骈文融合的文体意义。安史之乱前后及中唐时期随着儒学变迁与古文运动的兴起,明道文章观成为主流,诗体赋呈现律赋与古赋的分化与转型,诗体赋逐渐走向衰落。     

论唐赋的新发展

唐代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朝代.唐诗、唐散文乃至唐传奇小说的成就早已得到后人的肯定评价,唐赋的成就却少为人提及.有人甚至说“唐无赋”(明李梦阳《潜虬山人记》),“唐以后无赋”(清程廷祚《骚赋论》).比较重视唐赋的成就的是清人王芑孙,他在《读赋巵言》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但是,他的话     

论唐赋的新发展

唐代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朝代。唐诗、唐散文乃至唐传奇小说的成就早已得到后人的肯定评价,唐赋的成就却少为人提及。有人甚至说“唐无赋”(明李梦阳《潜虬山人记》),“唐以后无赋”(清程廷祚《骚赋论》)。比较重视唐赋的成就的是清人王芑孙,他在《读赋巵言》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但是,他的话     

《闲情赋》“卒无讽谏”浅论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指出：＂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校,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闲情赋》是否真如萧统所言＂卒无讽谏＂,抑或是有＂讽谏＂意味？本文试就其文本所提示的内容和陶渊明本人的作品风格两方面加以考察,浅析《闲情赋》之＂讽谏＂思想。     

简析宋词中的梅花意象

梅清姿神韵,是我国的传统名花。梅花有傲雪抗寒的斗争精神,与松、竹一起被誉为＂岁寒三友＂。梅又有孤高亮节,不同流合污之品格,所以又与兰、竹、菊一起被誉为＂四君子＂。但在中国的传统名花中,梅花是后起之秀,不像桃李、芍药、荷花那样显眼。＂《离骚》遍携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意,视之亦与诸花等。＂到了两宋时梅花最终被推为＂群芳之首＂,成为了崇高文化的象征。爱梅和咏梅已成为宋代社会的一种普遍风尚。     

“歌”、“诵”、“赋”辨——兼论“赋”的命名

＂不歌而诵谓之赋＂是＂汉赋＂命名的一个重要来源,然而＂歌＂、＂诵＂、＂赋＂并非同义重复。＂歌＂是对乐歌的表达方式,它具有旋律和曲调;＂诵＂即今所谓朗诵;＂赋＂和＂诵＂的共同特征是＂不歌＂,其区别在于由不同的盲者朗读诗文。源于一种＂不歌＂的诵读方式,正好体现了＂赋＂作为一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简析宋词中的梅花意象

梅清姿神韵,是我国的传统名花。梅花有傲雪抗寒的斗争精神,与松、竹一起被誉为＂岁寒三友＂。梅又有孤高亮节,不同流合污之品格,所以又与兰、竹、菊一起被誉为＂四君子＂。但在中国的传统名花中,梅花是后起之秀,不像桃李、芍药、荷花那样显眼。＂《离骚》遍携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意,视之亦与诸花等。＂到了两宋时梅花最终被推为＂群芳之首＂,成为了崇高文化的象征。爱梅和咏梅已成为宋代社会的一种普遍风尚。     

唐代巴蜀文人仲子陵生平考述

唐代是巴蜀文学经历的一个重要的繁荣期，但由于史籍的缺乏和疏漏，许多在当时比较著名的巴蜀文人名字至今依旧淹灭在旧典之中，不为令人所知。唐代文人仲子陵就是其中一位。仲子陵是中唐大历、贞元间人，是当时巴蜀少有的儒学家兼文学家，在学术及文学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对赋的创作，在中唐的赋家中其创作数量可观，对中晚唐律赋创作亦具有重要影响。他的赋作语言平易，启晚唐律赋散化倾向的先声，而且律赋创作题材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但由于典籍记载的缺佚，本文仅简单对其生平行年进行考述，以期对于全面了解中唐巴蜀文学状况能有裨益。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客主以首引”辨——论“客主以首引”成为赋的文体象征

＂客主以首引＂为赋的体制之一。所谓＂客主＂：或为真实人物,或为虚构人物,或客为虚构人物而主为自己,或为假托人物;＂客主＂对话,有时会出现在篇末。＂客主以首引＂有利于赋的＂风（讽）谏＂的展开,一是使讽谏有的放矢,所谓讽谏什么;二是讽谏不直指帝王而直指＂客＂,很好地完成委婉进言的讽谏。＂客主以首引＂的一问一答又为赋作叙事情节的层层演进提供了绝好的形式,并使赋作有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客主以首引＂使《答客难》之类赋作可以以批驳对方的质疑来自我展开励志抒怀。有的赋不立＂客主以首引＂,如《文选》赋＂志＂类作品特别强调自我立志,《文选》赋＂纪行＂类、＂游览＂类、＂江海＂类作品是游走式的构成方式,这是赋作自身特殊意味所决定的。中古赋序的大量产生,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客主以首引＂的影响。＂客主以首引＂已经成为赋的文体象征,也是文学作品追溯＂记言＂传统、追溯语言交流功能的象征。     

唐人献诗上书考略

唐人献诗上书考略王刘纯唐人有献诗上书而得授官职之举。所谓＂献诗上书＂，是指渴求跻身仕途的士庶和意欲升迁的官吏，将自己所作的诗文颂赋及著述进献给皇帝，以求招拔重用的一种手段。在有唐一代的文人儒士圈子里，有相当一批人都有过这样的行为和经历，而且，也都或多...     

Criticism on Sima Xiangru＇s Ci Fu in Wen Xin Diao Long

《文心雕龙》计有22个篇目论述了司马相如。其中,多数是关于辞赋创作的。刘勰列司马相如为十大＂辞赋英杰＂之一,推其为＂辞宗＂,对司马相如在辞赋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勰以＂繁类以成艳＂、＂断而能悲＂、＂气号凌云＂、＂丽而不典＂等分评相如之《上林》、《哀秦二世》、《大人赋》及《封禅文》诸文,揆情度理,衡鉴精当。此外,《文心雕龙》还对司马相如赋偶对、夸饰、事典、练字等手法的运用,进行了征引和剖别。刘勰的论述,对于后人正确认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价值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镜赋论

唐赋创作繁荣,近些年来,对唐赋的研究渐渐升温,但对器用物品入赋的现象较少关注。唐代镜赋创作数量多,质量高,内容丰富、主旨取向、艺术手法都有开拓和进展,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唐代镜赋的主旨主要为：赞颂君主之仁德;歌颂君子之美德;抒发赋家＂自我＂之情思。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为：风格的雅正;＂体物＂的回归;视野的阔大;对比烘托的手法、双起双收的结构。儒家视镜为正德修身的象征,道家视镜为＂道＂的体现者,道教更视镜为神异的宝器,镜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观念、社会风俗及制造工艺。     

论唐传奇对汉赋的接受

唐传奇是中国小说走向成熟的重要发展阶段,其"大唐盛世"的成长环境与汉代赋体文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赋作为散体文学在汉代取得很高成就,这一崇高地位使之成为唐传奇等后世小说创作的范例。唐传奇在韵散结合、虚构想象、铺陈夸张等方面对汉赋进行模拟借鉴,由此推动小说文体走向最终的成熟。     

韩国赋学三题

科举试＂赋＂、创作赋体作品和爱重《文选》,是韩国赋学兴起的首要条件,而韩国大学的中文系、就读中国的留学生等是其中国赋研究复兴的当代学缘背景。《文选》所选楚汉魏晋六朝赋的研究是韩国20世纪中国赋研究复兴的起点,而唐赋研究是其重要的成绩,中国赋与书画研究搭起了赋学与书艺辨伪之学的＂桥梁＂,中韩赋家赋作的比较研究开创了国际赋学的新＂亮点＂。韩国中国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赋论及哲学、史学、儒家诗学等,立论细腻完整、学风严谨不乏创新是其学术风格。     

“赋者古诗之流”说的讽诵特质——兼谈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本质区别

历来对＂赋者古诗之流＂一语的解释,往往强调了赋的讽谏功能,但忽略了赋在形式上的声调节奏。诗与赋其实都是通过悦耳的形式来陈述讽谏之义的,这才是＂赋者古诗之流＂一语的全面涵义。汉赋依然重诵读,但同时受到稗官小说等口头伎艺的影响,逐渐散失了讽谏的功用,从而产生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