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与东汉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

东汉时期,国家的边疆政策以消极防御为主,少有进取,更多依赖有能力的边吏＂自在＂经营。当他们取得不错的成果时,国家就出面给予支持;稍有阻力,政府就轻言放弃,班超经营西域就清晰地反映了这一事实。从相关文献来看,边吏的个人行为和中央集权的政府行为,对东汉中期西北边疆治理共同发挥作用。班超的积极努力一次次将不被看好的西域重新拉入政府的西北经略大局之中,但是政府的无为态度却极大地削弱了西域经略的成效。这种个人行为与国家经略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明显,也是东汉西北边疆治理的重要特色,值得关注和思考。     

论左宗棠西北边疆经略

左宗棠是清代西北边疆治理的开拓者。在担任陕甘总督、新疆督办的14年中,左宗棠将爱国主义、人文主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付诸于西北边疆经略;采用“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务实策略收复新疆,推动新疆治理体制改革,力主新疆建省;全力发展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兴办近代工业,倡导文化教育,筑路造林,改善生态环境,为西北边疆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汉使节出使域外礼仪初探

出使匈奴和西城的西汉使者在接待礼仪上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且到了城外,对方国家一般都为使者配备翻译,以便于使者的外交活动.一般而吉,匈奴接待西汉使者的礼仪规格要比西域诸国低;而距离西汉边境较远的西城诸国接待西汉使者的礼仪规格又要低于较近国家.其原因当与西汉王朝与匈奴、西域关系的不同及对西城诸固的影响力有关.     

钱穆早期边疆思想观述论

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危难之时,钱穆关注边疆问题,重点涉及他对"边疆"内涵的理解,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关系,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下我国边疆的价值所在以及在处理边疆问题时相关政策的立足点与重视之处。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钱穆的边疆思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与困境。     

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述论

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严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人们开始重视边疆问题。国民政府要求边疆省份设置边政研究机关,聘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设计边疆建设问题,以作为政府参考。云南省于1943年成立了“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该机构成立于抗战后期,作为国民政府管理云南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对当时云南边疆民族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对团结云南各民族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汉遣往匈奴、乌孙的和亲使者

这篇章针对目前学术界的一种有悖于“昭君精神”的提法进行了深入研讨，认为：民族团结，和平友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不可能由任何个人所独自完成。纵观历史长河，中华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现象，正是在经济需求互为依赖，血脉亲缘紧密相联的基础上，经过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长期坚持才形成的。所以，“昭君精神”不应该有排他性，任何人为民族团结、和平安宁做出贡献，都属于“昭君精神”。细君公主早在昭君之前70余年即已远嫁乌孙，并且能在非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坚持，完成了和亲使的使命，最终以不满25岁的年龄，客死西域。我们不但应该同情她，更需要理解她，尊重她，而不应该贬低她。最终以不满25岁的年龄，客死西域。我们不但应该同情她，更需要理解她，尊重她，而不应该贬低她。命她来与昭君相比较，也不合适，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互不相同。细群为民族团结，经济化交通做出的贡献，远大于昭君。     

边疆治理视角下隋唐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

东北地区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中的重点区域。随着封建王朝统治者海洋意识的增强,东北海疆的特殊地位逐渐显现。在经略东北海疆时,隋唐王朝统治者以疆域拓展为基石,通过政区设置、军政结合等方式开展经略活动。隋唐时期对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为后世东北海疆的整体轮廓打下了基础,为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遗产。     

徐松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徐松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开创者之一，他上承乾嘉考据辑佚之风，下启道咸经世致用之学。其代表作《西域水道记》体例新颖，内容丰富，严谨可信。徐松治学讲求实用，重视实地调查，注意培养后学。他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乾嘉以来学者醉心考据、不问世事的弊端，促进了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相结合，推动了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发展。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边疆政策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历经了两次重要变化,前者是汉昭帝、宣帝时对边疆的攻防调整及王莽的怀柔政策,后者是王莽代汉建新后的武力讨伐和以夷制夷政策。文章首先对这两个阶段边疆政策的嬗变过程作了翔实梳理,总结了边疆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与特征,进而对两次嬗变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边疆经略角度对王莽边疆政策的积极意义作了探讨,最后对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嬗变及其结果对东汉光武帝边疆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     

汉光武帝西域政策探微

东汉建国初期,西域诸国不断要求东汉政权设置西域都护,均为光武帝所拒绝,最后置西域于度外。光武帝西域“无为”政策,根源于西域、东汉内部的问题,以及西域、匈奴、东汉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比较明智的选择。光武帝西域政策虽然保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作用和影响于东汉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奥运使者

“使者”一词,大多被解释为奉使命办事,如传递信息,信件,甚至是一种希望,像“外交使了”,当今天下,也将盛事的缔造者和梦想的传递者冠以“使者”的称谓。     

西汉和亲政策述论

和亲政策形成于西汉初期,作为解决民族冲突、协调民族关系的一种特殊政策,为新建的西汉王朝消解了外患之困,使其有机会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也使双方百姓远离战乱、安居乐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对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改善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避免冲突、以和为贵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西汉侍中述论

自西汉武帝始,中央职官制度有了中(内)外朝之别,侍中、给事中、诸吏、散骑、常侍等皆属于中朝官。然而侍中在汉初业已存在,并不是随着中外朝的出现而产生的,它对西汉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陶行知与近代边疆教育

1917年留学归国后,陶行知一直关注着边疆教育。促使他关注的原因主要是与其不满于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担忧着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以及致力于发动全国各族民众参与抗战有关。二十多年间,陶行知参与了许多发展边疆教育的实践活动,并提出了一系列宝贵思想。通过这些活动和思想,陶行知推动了教育界人士投身边疆教育,增进了各族教育家的交流,培养出一批关心边疆教育的优秀人才,为近代边疆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中外边疆理论及其功能分析

当面临全球化对国家边疆带来的挑战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现实中国都有一些应接不暇。通过考察和分析古今中外的边疆理论及其功能,发现中外边疆理论具有为不同时代的边疆界定提供依据,为谋求各国利益提供理论指导,为解决边疆具体问题提供策略方案的功能。中外边疆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现代边疆问题的解决和边疆理论的建构提供历史与现实的借鉴。     

边疆理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探讨

大约20年之前即有学者呼吁构筑或建构中国边疆学以及学科体系,随着中国大陆学界对边疆研究的推进和积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撰文对如何构筑"中国边疆学"提出见解。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所涉及到的边疆研究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反映出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两个方面。其中,边疆的共性决定学人认识的基本性质,而学人间对边疆个性认识的差异,导致业内出现了如何界定边疆学的出发点的命题。"传统边疆研究理论和旧的边疆观"即传统的边疆研究体系,与"新的边疆研究理论和新的边疆观"即新的边疆研究体系,其实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如何解释和更深地研究边疆、建构边疆学以及学科体系、实现边疆研究的个性与共性的通约与转化,已经成为一个很现实的命题,对于国家决策能否有边疆理论的支撑至关重要。     

黎晓新守护光明的使者

非常守时,待人亲和,语速平缓,谆谆以告。她是一位杏林高手,两次获得国际眼科学会授予的“金苹果奖”,她说那没啥,就是对她工作的一份认可而已;在人民医生这个崇高的岗位上,她兢兢业业做着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只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光明,让知识传播更远。     

散落在人间的报春使者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周围有许多报春使者,你们能说出几个?     

论我国边疆理论的言说困境与创制逻辑

在当前的国际边疆话语体系中,不管是领土、主权、边界等硬边疆概念,还是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等软边疆理论都是西方国家创制并占据国际边疆话语体系主导权的边疆理论。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国家利益的外溢,中国迫切需要用传统与新生的边疆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和平崛起,解读并维护国家利益。然而,具有浓厚帝国思维和霸权色彩的软边疆理论,却使中国的边疆话语言说陷入了一种两难的悖论：不承认西方边疆理论话语,则中国无法与国际主流边疆话语进行对接与勾连;承认西方两极对抗下产生的软边疆话语体系,又无法解读中国的包容和合与和平崛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理论建构,需要我们对既有的西式边疆话语体系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梳理与凤凰涅槃式的重铸。     

中国边疆研究感谈

中国边疆研究方兴未艾,硕果累累,但对“边疆”概念的界定,学术界不无分歧。边疆史研究尤其如此。欲界定“边疆”,应把握其特征。边疆的主要特征是文化,突出表现于社会生活方面。基于此,研究中国边疆史,应将边疆文化,将边疆社会生活作为研究重点;应进行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的比较研究;研究方法、思维角度应做适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