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苏联史学在中国的命运

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对苏联史学的学习、借鉴、批判、反思的过程曲折前进的.从1949年以来,苏联史学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三个时期: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前,是全面学习苏联史学的时期,中国史家大量介绍和全面引进了苏联史学的成果;1956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是苏联史学在中国逐渐被冷落、被摒弃、被批判的时期,两国史学的交流进入低潮;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进入了对苏联史学的反思时期,中国史家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史学,史学之间的交流逐步进入正常状态.     

微观史学理论及其对体育史研究的启示

微观史学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史学研究潮流。作为体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体育史应该不断吸收西方国家史学研究的理论,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本文对微观史学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梳理,认为微观史学理论分别是对年鉴学派、文化人类学、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在此基础上,笔者针对微观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史研究提出了几点启示。     

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

历史认识是历史学家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史学主体通过史料中介对史学客体的能动反映.探讨史学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批判地汲取实证主义、主观主义等传统史学的精华,对史学认识过程中坚持唯物史观,并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考察了实证主义、主观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阐明了唯物史观科学地处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真正做到认识主体与客体的能动统一.     

战后英国教育史学的发展与趋势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历史学的转向和教育理念的更新,英国教育史学研究模式也发生了嬗变,从传统教育史学向新教育史学迈进。从最初的传统教育史学内部反思到专业历史学家的批判,对英国教育史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大门被打开。而后,伴随社会科学的发展,英国社会教育史学和后现代教育史学对传统教育史学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和讨论,取得突出成就。同时,英国教育史学在创建过去和现在的教育史观念连续性体系等方面面临许多问题。     

坚持唯物史观促进史学发展之沉思

唯物史观是我们进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要坚持唯物史观，必须认真分析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辩证法，反对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必须允许其它科学的史学思想存在，使二者互相借鉴、竞相发展；必须批判地继承发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史学思想精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史学的繁荣与发展。     

梁启超与近代史学的"科学方法"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中国传统史学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提出史学研究要运用整体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和联系实际的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也给后世治史者提供了必要的史学研究方法。     

浅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

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史学现象,在传统史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就史学经世的前提条件作了分析、论述,并探讨了古代史学昌盛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经世的目标取向,进而说明,当前历史学的根本出路仍在于批判地继承史学经世的优良传统。     

坚持唯物史观促进史学发展的思考

唯物史观是我们进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要坚持唯物史观，必须坚持辩证法；必须允许其它科学的史学思想存在，使二者互相借鉴、竞相发展；必须批判地继承发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史学思想精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史学的繁荣与发展。     

论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远超日本，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近二十年中国散文史研究著作述要

二十年来，中国散文通史有16部，中国散文通论有7部。分体散文史中．赋史赋论7部，传记史论8部．寓言史3部，骈文史论4部，山水游记研究4部．杂文史2部，尺牍史、日记史、散文美学史、文章学史各一部。断代散文研究中，有关先秦13部．汉代散文3部，汉赋9部。六朝散文3部，六朝赋3部。唐宋共18部．其中合论唐宋古文及八大家者11部。明8部，清代近代12部，其中桐城派9部。     

简析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之精神史特色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是一部从精神史的角度研究元杂剧的力著。吉川拓展了杂剧的研究领域,透过听众和作者的社会背景模式分析了元杂剧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将其提高到精神史的层次,分析了元代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精神的变迁。从语言学和杂剧的结构入手分析杂剧,认为元代的社会风气及汉人的时代精神决定杂剧的特征及发展更是吉川研究的特色。     

汉代屈骚之辩四说探因

在汉代，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四家先后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富有个性的评价，他们或褒扬，或同情，或批评，态度，观点不一，这场出骚之辨对于屈原及楚辞的学功绩及学史地位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也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批评中自主意识的加强，审神论独特的审美思想和个性化的人生经历，不难明晓汉代屈骚之辩形成的深层原因。     

论金代诗学批评形式的新变?

从中国诗学批评史来看,金代诗学的几种批评形式出现了一些重要新变。诗话相对冷落,却体现出远离宋人诗话、独立发展的倾向;论诗诗逐渐兴盛,以七绝为主流形式,元好问、王若虚的论诗绝句是论诗诗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影响深远;《中州集》等选本及其相关的诗人传记,完善了选本这一批评方式,发展了评传这一新型方式。金代诗学批评形式的这些新变推动了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史的发展。     

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

庐陵刘诜是元初很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是元代一流的赋作家,也是中国赋史上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他的散文创作有大家气象,诗歌则有多种风格。他的诗文理论有很高价值,关于学古与创新的理论富有辨证思维,对元中期诗文弊病的批评切中要害。他有如此多方面的成就,不应被文学史所遗忘。     

论元代道教的发展对道教史籍的影响

元代道教史籍非常丰富。元代道派的分衍与创新,道教传播范围的拓展,道教史家素质的提高等因素,促使道教史籍在元代得到长足发展。     

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思想史视角建构及其文学源流辨析

许总有关“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体现了从思想史的视角切入,从宋代的国家哲学观照到元、明、清长时段交替反复着的中国文学史进程展示的宏观视野.许总的文学史研究兼顾时代、文体和源流之考辨,更融会贯通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最终汇流于文学史.许总的这一研究理路与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下文学的理论现实和创作现实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之史料来源与史学价值探析

《经世大典》是元代编纂而成的一部政书,由于原书早已散佚,学界对该书史料来源与史学价值的分析探讨鲜有涉及。就现存佚文分析,该书史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中央政府部门档案公文、元人著作与大臣献书、口头文献、前朝文献四类;其在研究元代典章制度、探讨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与完善、校勘元代史籍、分析元王朝与周边国家关系等方面,均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毕沅史学成就述略

清代督抚毕沅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集经学家、史学家、金石考据学家于一身,一生中学术成果颇丰,其范围涉及诸多领域。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历史学家,毕沅在历史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这体现在其编修史书,整理和修纂史地文献及金石考据等方面,其中很多成果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