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哀希腊》在中国的译介

拜伦的诗作《哀希腊》在近代中国有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等四个译本。从对其译介研究现状出发,从对以上译本的比较入手,从微观角度和宏观角度两方面加以分析,从而认识到翻译的意义和本质。即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而是一个文化政治行为。译者首先要服从的不是原文,而是译入语文化中的道德规范、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     

意识形态对武侠译作的操纵--以金庸的《鹿鼎记》英译本为例

论文以闵福德对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的翻译活动为研究个案,以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理论基础,探讨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对译本进行的改写。在研究中发现,译者在武侠小说英译的过程中会综合考量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对小说进行改写,表现为小说的结构、人名翻译等方面,并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使译入语社会读者能够更好地接受译本。     

试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以中共十七大报告英译稿为例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意识形态对于翻译行为的操控与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政论体文献作为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其翻译不可避免的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的操控之上.本文着重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和影响,以中共十七大报告英文译稿的翻译实践为个案研究,把翻译置于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英译过程中,为让译入语读者全面、客观、公正地理解原语文献中的政治观点,译者有意向译入语输出原语主流意识形态或采取某种方式顺应译入语的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本文以中国大陆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为个案研究,根据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阐释,主要从翻译目的、译本选材、翻译主体的变化、以及译作的存在形式等方面探讨意识形态如何对翻译进行操控,从而印证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制约。     

罗慕士《三国演义》中儒释道文化词英译启示

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译本对儒、释、道宗教词采取直译或直译＋注、意译和替换等方法。罗译本是公认的异化译本,但书中宗教词的翻译是归化（意译和替换）占上风。罗译本宗教词的翻译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在当前的典籍英译中,译者不可一味追求原汁原味,要讲究策略和方法,否则＂译犹未译＂。同时提出典籍文化词语英译中术语规范可以提高翻译中的文化传真效果。     

张爱玲《秧歌》自译中的改写研究

张爱玲自译《秧歌》是一种特殊的"回译",翻译过程中,翻译和创作呈现出复杂的动态变化关系,这种动态关系主要体现在译者对译文的改写。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认为:翻译即改写,改写就是一种操纵,翻译本质上是不同文化资本较量下话语权利的表现。探讨张爱玲创作和自译《秧歌》的动机,译本《跋》中对故事真实性进行辩护的目的,同时,具体分析细节、文化词汇、故事情节、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等方面的改写内容,探究改写背后的话语权利表现,并评价其改写的效果。     

从改写理论看葛浩文《丰乳肥臀》的翻译策略

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论基础,以葛浩文《丰乳肥臀》英译本为对象,通过对比译作与原作中的文本,分析了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等因素对葛浩文《丰乳肥臀》译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该译本是葛浩文对原文本的一种改写。在翻译《丰乳肥臀》的过程中受到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操控着葛浩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对上述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对中国当代作品外译提供借鉴。     

政治术语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识解——以“新型大国关系”英译为例

认知翻译学的兴起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范式。本文着眼于译者翻译过程,结合认知语言学的认知识解相关理论,分析了"新型大国关系"六个具有代表性英译版本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识解表征。研究发现,翻译过程中对该术语的意识形态内涵识解过程由不成熟到成熟,其中译本的策略和倾向能够以认知识解的不同维度给予合理解释。识解演进过程反映为译文适切性的不断提高,证实了译者认知识解能力在翻译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术语翻译中,识解通过揭示术语潜在的意识形态而自上而下地提高译文准确性。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两个汉译本为例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翻译在近代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该文所选两个汉译本出版于1916年和1981年,清末民初的译者语言水平普遍较低,因此译本中删节、增译、改写等现象屡见不鲜。1916年译本中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后世的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一时期的翻译是对原著的不忠实。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译者们翻译水平的大幅提高,1981年译本相较于1916年更忠实于原著并且向读者完整展现了探案集全貌。因此本文从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出发,借助姜秋霞教授对意识形态的划分,从三个层面—政治、宗教、道德伦理分析两个译本翻译中出现的操控现象,加以对比,解释原因,从而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认识以及对清末民初的翻译状况给予客观的评价。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两个汉译本为例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翻译在近代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该文所选两个汉译本出版于1916年和1981年,清末民初的译者语言水平普遍较低,因此译本中删节、增译、改写等现象屡见不鲜。1916年译本中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后世的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一时期的翻译是对原著的不忠实。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译者们翻译水平的大幅提高,1981年译本相较于1916年更忠实于原著并且向读者完整展现了探案集全貌。因此本文从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出发,借助姜秋霞教授对意识形态的划分,从三个层面—政治、宗教、道德伦理分析两个译本翻译中出现的操控现象,加以对比,解释原因,从而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认识以及对清末民初的翻译状况给予客观的评价。     

元散曲情变作品中的“泼妇”形象

元散曲中的情变作品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弃妇诗模式,展现了一副副的＂泼妇＂百态图。而这些与蒙古族游牧文化注入后人们的妇女观、婚恋观、道德价值观的变化分不开。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英语在中国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时期是英美等轴心英语国家向边缘或落后国家进行语言、文化渗透的时期。以该历史时期为背景,考察英语在中国的语言殖民、文化扩张及后殖民英语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与培养目标。     

泉州市售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分析

为了解和比较泉州市市售生牛奶及消毒纯牛奶中抗生素残留情况，从泉州市不同区域及两个奶牛场采集生牛奶150份．几大超市采购消毒纯牛奶100份．按国家标准GB／T4789．27-2003，采用TTC法进行检测，检测出生牛奶中阳性27份，可疑15份，阳性率18％，可疑率10％；国产消毒纯牛奶75份，阳性14份，阳性率18．7％；进口纯牛奶25份，阳性0份，阳性率0％，调查结果显示，本市产的生牛奶中抗生素残留阳性率比国产消毒纯牛奶高，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情况仍较为严重，应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注意，并倡议政府部门应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和执行力度，以尽快改善此现状。     

海南琼中县湾岭地区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栖息地野生维管植物资源

对琼中县湾岭地区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栖息地野生维管植物物种的调查，发现共有维管植物100科193属241种，其中蕨类植物14科15属17种；双子叶植物68科143属178种；单子叶植物18科35属46种；无裸子植物．按其经济价值划分，药用植物有125种，观赏植物46种，用材植物31种，蜜源植物28种，纤维植物27种，野生果树21种．对其资源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初步建议．     

西部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针对当前我国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学生计算机基础的个性差异,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     

当前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三维解析

近几年,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会阻碍南疆三地州新农村建设及新型农民的培养。提出了从政府、组织、农民三个角度切入分析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希望通过此分析为进一步加强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提出新思路和新对策奠定基础。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西州、沙州的乡村制度演变

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角度入手,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从地方行政建制和基层组织形态的角度去研究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相关资料对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数学义务家教过程中后进生培养的探讨

数学义务家教的成立和建设可以弥补教育落后地区的不足,给贫困家庭后进生重生的希望.在数学义务家教过程中运用目标、系统、动态、激励、反馈五大原则和学习数学的基本方法,因材施教,改变后进生的学习现状,使其找到自信,树立目标,立志成才.     

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心理委员培养中的运用

大学生心理委员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日渐凸显。在心理委员的培养中,运用积极心理学理念培养心理委员积极的人格品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运用团体心理训练增强心理委员的积极情绪体验,构建心理委员顺利开展工作的社会支持系统,发挥积极心理学理论在大学生心理委员培养中的作用,把教育重点放在人自身的积极因素方面,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由消极防范向积极心理素质的塑造的转变。     

Involvement of heads of departments in strategic planning in schools in the Pinetown District

ABSTRACT

Strategic planning is crucial in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It enables schools to survive and cope with changes and challenges from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arket forces. There is broad agreement that all stakeholders need to be part of school strategic planning.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evidence suggesting stakeholders’ involvement – specifically that of Heads of Department (HOD) – in strategic planning in schools, and its value in ensuring that all stakeholders execute their duties, HODs’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ir involvement in strategic planning were explored.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undertake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employed to generate data.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ODs were involved in some form of planning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sugges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ubstantive issues on strategic planning. Further,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ransparency-driven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are key factors to ensure HODs’ participation in strategic plann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HODs is crucial towards improv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