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述要（先秦秦汉文学）（下）

秦汉文学 1．关于汉赋受楚辞的影响。（提示）汉赋作为一种文体受到了楚辞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它的文体特点上看。首先，赋是铺陈写物的，这是汉赋，特别是汉大赋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以及杨、班诸人的京都，园苑、田猎等赋，都极尽铺陈之能事，     

汉代体物大赋对《楚辞》语词的接受

文学的发展在于语言之用,汉代体物大赋以铺陈夸饰为主导,而赋之体物状貌在于语词的运用。汉人作赋,必读《楚辞》以为文体仿效的格式和语词取用的资源。通过《楚辞》和汉赋之文本,可探汉代体物大赋对《楚辞》语词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稳定的形式依序递相祖述和夺胎换骨的脱化方式,体现出汉赋对于《楚辞》语词的直承与流变的趋势。     

试论赋之范围与汉斌“序文”之作者问题──读《全汉赋》

“辞赋”即赋．《楚辞》之“辞”非文体名;“骚”为赋之一类,而论与赋平列;用赋的手法所写之论,通于赋而非赋。故《全汉赋》当收汉人之“骚”,而不应录《非有先生论》。汉人为赋少有序者,所谓“序”,多为后人缀史辞为之。《全汉赋》仍其旧而不加说明,略欠辨正之功。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屈骚、楚辞在汉初的流传

汉赋的起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但过去的认识多局限于文体特征方面的源流考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结合当朝士人的创作实际进行分析考察,屈骚楚辞在汉初的流传实为赋体起源与赋体天生气质、特定时代以及作者群互动的一种结果.     

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

刘熙载说"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其中隐蕴着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耐人寻味。从制度的层面考虑,楚辞的"赋乐"源自礼乐崩坏的历史背景,与楚乐的糅合肌质相关,呈现出"因情制礼"的思想;汉赋的"赋礼",开启的是礼乐争辉的时代格局,并决定于王朝制度下的赋家身份,而彰显其"以礼防情"的意旨。从文本的书写来看,楚辞的"喻乐"与汉赋的"赞礼",形成了由娱神到娱人、由声情到辞术、由忧政到敷政的三重演变。汉魏以降,"赋乐"观的归复,又与赋家身份与文体批评的转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两汉游艺赋研究综述

汉赋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儒士文人承《诗经》、《楚辞》创作的一种文体.其中,游艺作为一个特殊题材在数量上颇为可观,其内容显示着汉民族在民族文化形成期的文化特质,承载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对两汉游艺赋的研究目前大多涉足题材源流、民俗文化价值的范围,在篇目校勘、艺术物质等方面少有提及,还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论汉赋与楚辞的渊源关系

<正> 在我国文学史上,汉赋第一次兼容并包先前的诸体文学形式、诸家文学流派,从而造就了汉赋独异的文体特征,它既有如同《诗经》整齐划一的四言诗体,又有恰似楚辞的骚体,更有殆同诸子韵散相间的散文体。汉赋完美地统一了中原、南北文学,促进了自身的繁荣和发展,这不是人们主观上的好恶所能左右的,而是制约于文学自身规律的必然趋势。那么《楚辞》对汉赋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正是本文讨论的内容。     

九十年代汉赋研究述要

赋是在战国末年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到了汉代,它在广泛吸收前代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两汉文人大多数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不少人为此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从而造成一时文坛的繁盛景象,使得汉赋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立于文学之林。对于汉赋的研究,自从它生成伊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注意。然而,由于受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空气的制约,从建国以来直到七十年代的汉赋研究,一直处于几近静止状态。不但研究论文、论著少,而且大多数研究者除了描述汉赋体制上的特点和源流演变外,对汉赋的评价是贬多于褒,对汉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几乎都是持否定态度。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学术空气的浓烈,汉赋研究才重新活跃了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入九十年代后,汉赋研究论文、论著数量大增,而且在研究深度上都有所拓展。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不满意过去那种或失之偏颇或简单否定的作法,而对汉赋的形成及其流变,对汉赋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对汉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亦有不同程度的肯定。这里,笔者只拈出几个研究得比较深入的例子,以示一斑。     

两汉音乐赋研究综述

汉赋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儒士文人承《诗经》、《楚辞》创作的一种文体。其中,音乐赋十四篇,留存音乐内容之赋三十篇。其内容承载着丰富的乐舞形象,阐释着汉代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厚内涵。汉音乐赋研究已涉及源流、题材、艺术手法、思想等范围,但缺少对具体的乐舞内容的系统论述。我们应利用汉代美术作品和出土文物交验互证,挖掘其丰厚内涵,以呈现汉代经典礼乐文化。     

论汉赋对楚辞的接受与创新

汉赋作家继承了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怨悱而发的内在精神和铺陈、象征、景物描写等外在表现形式,同时对先秦时期的对话体加以改造,多种句式交错运用,超越了先秦时期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从而形成了一代之文学。     

汉代四言咏物赋源流新探

汉代四言咏物赋是对《诗经》的继承和变异,从《诗经》的"比",荀赋和其他先秦韵文中的"隐",到四言咏物赋的状物,诗的表现方式异化为非诗的再现。这一倾向的辐射又形成咏物赋与箴铭同体异用的现象。     

汉大赋的兴盛与泯灭

赋,起源于《诗经》,至《楚辞》扩大规模。在汉代,赋作大盛。其时,占据文学主流的是散体大赋。汉大赋的兴盛有种种原因:(1)文学的发展;(2)时代的需要;(3)统治者的提倡与奖励。至汉代后期,散体大赋日益脱离现实和人民,缺乏深刻的思想和真实的感情,失去了它的社会作用;又由于它的形式陈旧呆板,不能给读者以新的感受,因之失去了吸引力。至汉末,抒情小赋盛行,汉大赋就消失了它的辉煌。它终于因时代而兴,随时代而亡。     

《文心雕龙》“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说疏解

＂文源五经＂是《文心雕龙》文体论最重要的论点,具体到《诗》,刘勰讲＂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在＂论文叙笔＂部分,《文心雕龙》实际考究的与《诗》有关联的远远超出上述四体。《文心雕龙》对《诗》的文体特点的总结和论述,鲜明地体现了刘勰的宗经思想,也恰当地见出了《诗》的文体价值。     

先秦档案之《诗经》与西周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诗经》是先秦时期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第一部文学艺术档案汇编,其中表现和表达的各种事和情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诗经》挖掘其文化价值和艺术内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文重点对《诗经》与西周民俗文化研究的史料进行综述,并指出从民俗角度研究《诗经》的必要性。     

明代诗话中的《诗经》文学品评

明代诗话对《诗经》的文学品评,主要围绕四个话题展开:对《诗经》的产生历史进行文学性的探源;对《诗经》的审美意蕴进行多视角的揭示;对《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悉心细致的体味;阐述《诗经》对后世诗风诗情的智慧启迪。明代诗话对《诗经》的文学品评使得明代《诗经》的文学阐释更为精彩。     

关于周代嫁娶时间问题的探索

对于周代嫁娶时间这一问题,《毛传》以为婚期当以秋冬为正时,郑玄笺《诗》、注《礼》却认为仲春二月为婚娶之正时。通过对《诗经》、《春秋》、《左传》等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周代大夫以上社会阶层婚娶的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集中在夏历的仲秋至仲春之间,而士庶阶层的婚娶集中在夏历仲春之时。如果把郑玄与《毛传》之说指向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两种观点都为有据,从而可以正确解读《诗经》中有关婚娶的诗歌,加深对周代礼制的认识。     

简论赋、比、兴的发展源流及其影响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来源于《周易》.《周易》中的赋、比、兴具有以“比”为主,兴的数量较少,比赋合用,比兴合用,且形象性、艺术性、文学性还不够明显等特点,可以说《周易》是赋、比、兴的萌芽期.随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人们思维方式的日益成熟,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逐步得到发展并走向成熟,这也是后代文学史作重视《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原因.到了楚辞中,赋、比、兴走向融合,比兴呈现群体化、象征化,形成象征体系,达到繁荣.之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已经完全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对后世的诗词、文学批评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

汉初<诗>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经典复原"的成功.经师们靠记忆口头传授,一人不能独尽其经,阜阳诗简之所以<稚><颂>阙如,即是证明.<毛诗>则为藏干隐密而得以幸存的<诗经>全本.在经典复原过程中,<诗>学传播呈现出了无序状态.,随着大师的出现,始有了齐、韩、鲁、赵<诗>学传播的区域性特点.政治力量的介入,使<诗>学传播由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形成了四家<诗>派系.     

经典的生成与文学的合法性——文化生产场域视野中的传统诗经学考察

传统诗经学经历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各具特色的不同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由文化《诗经》到文学《诗经》的过程,即由经学语境生成文学语境的过程。本文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把《诗三百》由“经”而“诗”的现象放到文化生产场即文学场中去作整体考察和审视,以探寻经学和文学生成的过程及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