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旅游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

杨嗣昌的旅游文学产生于明代中期以后追求个性解放和旅游形成热潮的社会氛围中，他同公安派和竞陵派代表人物都有很深的交往，但文学思想还是接受了公安派尤其是袁中道反对模拟，崇尚真实自然的影响，创作方面则兼采两家之长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家乡先贤和父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神圣的寓意——汉儒解《诗》和西方中世纪解“经”比较

在中西方文学思想发展史上,汉代和中世纪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历史阶段。《毛诗序》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学思想在汉代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给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西方中世纪形成的基督教美学思想同样给后世西方文学以极其深远的影响。笔者所感兴趣的话题是:汉代的文学思想由汉儒解《诗》而     

论1922年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变化

1922年以后,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自己的园地》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取代了《人的文学》中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文坛上泛滥的"文学工具论",坚持了文学的自身的规律.此外,这一文学思想的变化投射到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周氏"小品文"冲淡自然的独特风格.那些抒情言志的小品文与"遵命文学"形成了鲜明对比,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益探索.     

浅谈现代主义文学思想观

文学不仅仅对思想的产生、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反过来思想也决定着文学的走向.进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国从五四运动以来文学思想观几经转变,而文学与思想的关系也在不断的调整.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社会主体意识也在逐渐地转变,而这些变化也反映在如今的文学思想观中.本文将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想观进行探究,主要分析我国现代文学思潮.     

朱元璋与宋濂文学交游考

朱元璋与宋濂名份上虽为君臣,学识上却实为师徒,宋濂传授的儒学思想和文章之道对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文学修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辅佐之下,朱元璋得以凭借帝王之尊引领元末明初文风的嬗变。事实上,朱元璋欣赏的是宋濂的儒家学识,并不看中他的文学才华,但在长期的君臣文学交往中,又深受宋濂文学思想和文法的影响。基于儒家文学观念的共识,朱元璋一再提升、褒奖宋濂,从而奠定他＂开国文臣之首＂的文坛地位。     

清代郭麐与姚鼐、袁枚交游及早期文学思想形成考论

针对学界对郭麐皆从师姚鼐、袁枚的说法,本文通过厘清郭麐与姚、袁二人的交游情况,认为姚鼐为郭麐业师,而与袁枚无正式的师生关系。在文学上,郭麐对袁枚"性灵"说多所继承,对姚鼐的桐城文法和诗法则有微言,在对二人文学主张的取舍中形成崇尚性情、追求自然、卓然自立的早期文学思想。这种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其自负、自立的个性和对乾嘉时期桐城文派的理性估衡有着莫大的关系。     

《全清词》漏收潘江词辑考

《全清词》（顺康卷）第12册虽收有清初桐城人潘江的词作39首,但还是出现了漏收情况,而且漏收之词并未在《全清词》（顺康卷补编）中得以补全。此处予以补之,并对潘江其人生平及所补之词略作考述。     

明清桐城文化对桐城学派形成的影响研究

桐城学派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与桐城的学术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桐城文化具有家学与师学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兼容并包、富于创新的治学精神,经学致用、注重实学的治学思想,诗文发达、文风浓厚的文学氛围。因此桐城文化对于桐城学派的人物品格、古文思想、学术研究和理学思想等各方面均有重要影响。     

姚文燮《山水画册》考释

上海博物馆藏姚文燮《山水画册》集诗书画艺术于一体,不仅呈现了姚文燮精湛的绘画和诗词艺术,汇聚了张英、梁清标、高士奇、朱彝尊、孙岳颁、徐元文、汪懋麟等康熙间著名文人的诗词书法作品,而且反映了张英、张廷瓒父子与文化名流的交往情况,体现了张氏父子与姚文燮之间的深情厚谊,是桐城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     

《邵氏闻见后录》中的文学观念

《邵氏闻见后录》中有丰富的文学思想,包含文学创作论中的人格论、源流论、文体论和批评观等内容。其用文化生态视野角度来观照宋代文学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并且能从文人日常生活唱和交往及戏谑中窥探宋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对了解宋代文学思想的发展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论元末明初越与吴派的文学思想

元末明初的越派和吴派是最有影响的两个文学流派,其文学思想代表和指导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主要流向。吴派作家主张文学远离政治,强调发乎性情的自由创作。这一思想既表现了对文学本体的关注,又反映出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独善其身的生活态度。而越派作家则与之相反,主张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这一思想既反映了元末明初知识分子希望恢复儒家文学传统、重建士人形象、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普遍要求,同时也是对宋元以来的文学思想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但文学与政治的联姻又使得越派的文学思想出现了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理论倾斜和实践危害。如果说吴派作家的悲剧命运宣告了文学自由主义的破产,那么,越派作家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又最终失去了文学自身的价值。这种文学思想上的悖论恰好构成了元末明初文学递嬗的特色。     

略论司马迁对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在继承和批判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司马迁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学观。发展了萌芽于先秦时期的"发愤"理论,提出"发愤著书"说;进一步深化了先秦儒家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史记》浓郁的悲剧气氛,突破了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中和"思想。司马迁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思想,对后代文艺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会宽容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宽容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修养,一种"宰相胸襟",一种大将风度.从古至今,人世间多少憾事、多少悲剧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争强斗逞,不能相互宽容而发生.人们如果变得冷静了、明智了、宽容了,世间就不会发生太多的悲剧,不会出现太多的不幸. 在安徽桐城有条著名的"六尺巷".据《桐城县志》记载,清代(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与邻居在宅基地上发生争执,家人飞书,让张英"摆平".张英给家人回信:"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明理,主动退让三尺,而邻居也深受感动,亦退让三尺,两家之间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张英失去的是祖传的几分宅基地,换来的却是邻里的和睦及流芳百世的美名.     

《方丈记》的“政治性因素”浅析

文学的"超政治性"一直被视为日本文学的传统性格之一。在汉字文本和中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日本文学虽很少涉及政治性或政治、社会等批判因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方丈记》作为隐逸文学思想实现日本化的标志性作品,贯穿其始终的佛教的无常思想与隐逸思想一直是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其细节描写中不乏作者忧国忧民的"政治性因素"的体现。本文拟从《方丈记》记述的"灾厄"中的细节描写出发,分析其在揭示无常观之余所隐含的作者鸭长明虽身在乡野,但心系朝廷,关注时事,不失为社会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政治性因素"。     

方以智与陈子龙交游考述

方以智与陈子龙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他们之间文学交往频繁,先后在杭州、松江、苏州等地会过面。方以智与陈子龙的交游一方面扩大了他们各自文学交友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双方文学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虽然后来在诗学思想上出现了分歧,但这并未影响或削弱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六尺巷传奇

清朝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邻居是桐城另一大户叶府,主人是张英同朝供职的叶侍郎,两家因院墙发生纠纷。张老夫人修书送张英。张英见信深感忧虑,回复老夫人:"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人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张老夫人令家丁后退     

奥斯丁文学思想探析

奥斯丁文学思想的出发点肯定了现实生活的客观性,反对将生活和文学对立,认为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她强调了作者在认识、把握大千世界时观察、研究、了解事物的重要性。其文学思想肯定了文学创作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章从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语言、文学与体裁、文学与形象、文学与结构、文学与思想等七个方面探讨了奥斯丁的文学思想。     

论胡适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思想的现代转型是从胡适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开始的 ,这既是一次语言工具的革命 ,也是一次语言思想的革命。他以进化论思想与实用主义思想为基础建构起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并以易卜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榜样 ,进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这就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学期,搞好人际关系

来信我的同桌在课桌上画出中间线,要求我胳膊肘不准过线。可她自己却经常越线。提醒她吧,又怕伤和气,我怎么办?清朝康熙年间,安徽桐城有一个名门望族。他家两代为相,是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多年。他就是张英、张廷玉父子。张家在桐城的老宅     

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

吴应箕不仅是上江社团的领袖,也是复社领袖,与桐城派的先辈有广泛的交往。作为古文名家,他的文学思想也通过桐城诸子和自身的传播惠及戴名世、方苞所开创的桐城派。桐城派在学术祈向、对待古今文的态度和理论体系三个方面以惊人的相似性表现出对吴应箕思想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