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环境优化、偏向性投资与技术创新

本文首先系统剖析了行政环境优化、偏向性投资与技术创新间的作用机制,其次以我国97个地级市2005-2016年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空间模型(SEM)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偏向性投资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党的十八大后有所减弱;(2)行政环境优化对技术创新具有直接的正向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后有所增强。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3)行政环境优化通过提升地方政府"经济政治人"诉求的机会成本弱化了偏向性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该中介效应可以解释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总效应的8.51%.最后,本研究可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政策启示。     

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

创业是我国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对于“为何同样制度环境下个体有着差异化创业决策”的问题,现有创业制度研究未能有效解答。因此研究引入认知视角,试图揭示创业制度环境三类因素影响创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包括个体风险感知、机会评估及创业自我效能在这一“黑箱”中的作用。通过五省市1000份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三类创业制度的积极认知将显著促进创业决策生成;（2）创业制度通过影响个体风险感知、机会评估最终作用于创业决策;（3）三类制度作用机制有所不同,认知制度完全经由风险感知与机会评估的连续中介影响创业决策,规制制度与规范制度的作用路径则被二者部分中介;（4）风险感知会显著负向影响机会评估,两类认知因素对创业决策分别起到负向与正向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创业成因与制度影响,进而提升“双创”建设和我国创业质量。     

公共政策对企业创新支持的绩效——基于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的比较分析

政府公共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公共政策和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一直不乏“促进论”和“抑制论”的争论。现有文献还缺乏系统研究对此进行甄别。本文认为,政府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创新活动激励具有差异性,从而无法简单归入“促进论”或“抑制论”。本文以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26326家规模以上内资企业、2970家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及3625家外资企业分析对象,通过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政府对内资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补贴政策显著提高了内资企业的研发强度。这支持了“促进论”的观点;（2）税收优惠政策对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创新活动增加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这是“促进论”中成本效应发挥的重要结果;（3）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研发强度与政府直接补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抑制论”中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使政府直接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了负面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在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各项公共政策中,应该以对内外资企业都统一的公平的税收优惠为主而减少直接补贴的使用;在利用直接补贴对企业研发提供支持时,应以对内资企业补贴为主,减少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直接补贴。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以高端制造企业为例,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程度。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中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行为有显著的直接正向诱导作用,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诱导性更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诱导性更强;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能够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具有差异性,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这揭示了“不完全规制”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以及“波特假说”得到进一步支持的中介变量。     

中国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与融资契约选择

融资活动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而制造业究竟应选择“一视同仁”的融资安排,均衡拓展各个融资渠道,还是应“量体裁衣”,选择驱动效应最优的融资契约？本文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进行测量,重点探讨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与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边界。研究发现：（1）股权融资和政府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积极关系,而债权融资表现出了消极影响。（2）创新投入在三类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关系均具有显著中介作用。（3）制造业面临的环境规制越强,股权融资和政府补贴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强,债权融资的抑制效应更弱,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更高。因此,制造业应选择以股权融资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融资契约安排,并根据环境规制情境权变调整债权融资配置,以实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持续平滑。     

制度悖论、产业链信息化密度与企业研发联盟倾向

利用世界银行针对中国企业的最新微观企业数据库,对制度环境、产业链信息化密度影响企业研发联盟决策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基于企业间声誉视角考察了产业链信息化密度在其中的中介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当下企业研发联盟决策行为中存在“制度悖论”现象,即制度环境对研发联盟倾向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整体及分环节产业链信息化密度均能够对企业研发联盟倾向起到积极影响,且从边际效应来看,上游环节信息化密度的边际影响效应相对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链信息化密度有助于企业间声誉机制的发挥,进而能够在企业研发联盟决策中的“制度悖论”现象中起到显著的负向中介调节作用。     

智力资本外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探究

智力资本已成为技术创新竞争力的核心载体。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投入与产出的基础模型,厘清了智力资本的国际化外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实证发现,智力资本外流会对“本体国”的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且比汇款效应,教育激励效应和网络效应更显著。进一步地以“门限特征”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与智力外流技术创新效应呈U型关系,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差距与智力外流技术创新效应呈倒U型关系。为此,通过相应的路径和制度安排来推动智力资本外流效应的有效性发挥,力图达成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革新与发展进步。     

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三阶段组合效率法测度剔除管理和环境因素影响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基础上,从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情境下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金融化对中国非金融企业技术创新无论从创新投入角度,还是创新绩效角度都主要表现为“拉动效应”;金融投资和实体经营的利润率差异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因素,当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时,企业金融化才会对创新投入表现出“挤出效应”;并且,非国有企业在管理效率和创新绩效方面均高于国有企业,金融化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拉动效应”也高于国有企业。     

科技金融、智能制造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聚焦科技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为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科技金融能够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且更能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质量;（2）科技金融通过发挥智能制造的劳动雇佣效应和数智驱动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3）科技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高媒体关注度地区、高市场化地区、高工业化地区及强知识产权保护地区,科技金融的激励作用更明显。最后从建立有效的科技金融体系、实现科技金融与智能制造的深度融合和推动制造业人力资源优化及数智技术升级三方面提出建议。     

所得税政策对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效应研究

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已经是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和促进科技创新创业的重要方式,而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税收问题也成为研究热点。本研究对比分析了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时,即刻缴税、递延5年缴税、暂不缴税（递延至转让时缴税）三种所得税政策对科技成果作价投资行为的挤出效应,从“进入门槛”的设立,“劣技术驱逐良技术”,税收成本补偿三方面比较了三种政策效应,发现税收政策的挤出效应存在“即刻缴税>递延5年缴税>暂不缴税”的现象,即暂不缴税政策是最有效的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所得税优惠政策。因此,本研究提出在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应坚持无收益不缴税,有收益再缴税的原则,实施获得股权时暂不缴税,转让股权获得现金收益时再依法计缴所得税政策。暂不缴税的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作价入股,会对科技创新创业和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拉动作用。     

增长、创新与晋升——来自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经验证据

剖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对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省长与省委书记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Pr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对省级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政治晋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各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对官员政治晋升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而"为创新而竞争"则能够显著促进官员的政治晋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投入

本文利用2010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的可能性和投入水平,但这一政策效果仅存在于企业主没有从政经历、处于低壁垒行业和处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进一步分析发现,缓解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减少政府干预以及改善企业主的主观感知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机制。这启示相关部门应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为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     

制造业双向FDI互动发展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了中国制造业双向FDI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并对双向FDI互动发展的程度进行测度;其次,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双向FDI互动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最后,实证分析了创新驱动效应在劳动、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之间的行业异质性。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中国制造业的27个细分行业的IFDI与OFDI具有显著的互动发展关系,且其互动发展程度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技术密集型行业双向FDI耦合协调度最高;其次,中国制造业双向FDI互动发展程度对各行业创新能力都有着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即中国制造业双向FDI互动发展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创新驱动效应;而且这种创新驱动效应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技术密集型行业双向FDI互动发展的创新驱动效应最大;此外,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创新能力同时也受政府支持、科研人才投入、科技经费投入、开放程度及外贸竞争力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也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     

对董事长的失败惩罚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本文以2010-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估计法,探讨全样本和不同技术环境下的企业,失败惩罚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对董事长的失败惩罚会提升企业创新的技术水平;失败惩罚和创新绩效之间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在不同技术环境下具有一般性;进一步比较了失败惩罚与高、低科技企业的交互项系数之后发现,失败惩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低技术企业样本中显著于高技术企业。     

金融错配、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产出

本文基于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金融错配现象为现实依据，利用2003-2015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在测算金融错配指数和外部融资依赖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方法，从政治关联的视角对上述命题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特别是对含金量比较高的发明专利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通过进一步探讨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活动的调节机制发现，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影响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对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造业双向FDI互动发展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了中国制造业双向FDI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并对双向FDI互动发展的程度进行测度；其次，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双向FDI互动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最后，实证分析了创新驱动效应在劳动、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之间的行业异质性。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中国制造业的27个细分行业的IFDI与OFDI具有显著的互动发展关系，且其互动发展程度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技术密集型行业双向FDI耦合协调度最高；其次，中国制造业双向FDI互动发展程度对各行业创新能力都有着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即中国制造业双向FDI互动发展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创新驱动效应；而且这种创新驱动效应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技术密集型行业双向FDI互动发展的创新驱动效应最大；此外，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创新能力同时也受政府支持、科研人才投入、科技经费投入、开放程度及外贸竞争力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也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     

政府R&D投入、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效率

环境规制、政府R&D投入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两大难题，度量二者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对研究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4-2015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使用超对数SFA模型，测算出30个省级的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再采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R&D投入对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对二者最优强度区间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环境规制和政府R&D投入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且二者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性。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0.617时，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0.798；当政府R&D投入强度高于门槛值0.109时，影响系数为0.194，政府R&D投入对创新效率促进作用持续增强。只有当环境规制和政府R&D投入处于合理区间时，环境规制政策才能引致政府R&D投入，具有“激励效应”，进而影响农业科技创新行为，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实现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及影响因素贡献度分解

明晰城市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并识别不同因素的贡献程度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2005-2016年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识别地级市层面的绿色专利数量，通过回归分解识别影响地区绿色创新水平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及其贡献度。本文发现：（1）我国的绿色创新水平呈现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东部地区整体发展迅猛，中西部地区相对缓慢，不同城市的绿色创新产出呈现两极分化。（2）不同地区影响绿色创新产出的因素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创新投入要素对绿色创新产出的边际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绿色创新产出受到经济发展指标、创新投入要素和政府行为的联合影响，西部地区绿色创新产出呈现出政府行为主导的特征。（3）对于不同类型的绿色专利，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各类专利产出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而创新投入的要素作为影响创新产出的直接因素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的影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建设主要进展及对政策方向的思考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历史性交汇,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向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亟需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要回顾,提出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八部分构成,总结了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在强化要素、加强主体、完善机制、培育产业、集聚区域、优化环境、扩大开放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效,并立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趋势,提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思考和建议,包括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改进评价制度、完善科研人员激励政策、提升科技治理能力、推动高水平开放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等。     

地方政府为何青睐大科学装置?——基于政治锦标赛理论的解释

基于政治锦标赛理论,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以"创新驱动发展"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变法期",地方政府间正在展开一场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创新锦标赛。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竞赛禀赋差异选择创新竞赛的参与方式,由于创新后果的不可预期,最具事前政绩显示度的投入项目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竞赛政治正确,表现为事前的科技创新投入越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赢得锦标赛。在这一背景下,建设大科学装置所需的巨额投入及其科技创新价值迎合了地方政府的"锦标"选择偏好,进而获得了众多地方政府青睐。最后,指出要慎防因大科学装置建设"过热"而产生的重复投资、资源浪费、乃至"伪大科学装置"等后果,并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