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的盐务监督

盐课是明代的一项重要税收,所以对盐务的审计监督也特别重视。明代具有盐务监督职能的机构有户部、户科给事中以及都察院、巡盐御史等。其对盐政监督的活动主要体现在对盐课的征收和贮存,对地方盐政尤其是实施开中制的稽查和审核,以及对重要的盐务支出进行事前审计等几个方面。明政府对盐政的稽核和审计,对于保障盐业生产和盐课收入以及盐商、灶户正当权益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试论陶澍淮北票盐改革

道光十年,陶澍在淮北盐场试行废引改票,意图改变两淮盐政存在的食盐运销困难、盐课积欠严重的情况。通过实行裁革专商、裁汰浮费、畅通盐路等举措,达到了降低盐价、增加盐课的目的,取得了一定成效。     

陶澍改革淮北盐务

陶澍 ( 1779— 1839) ,清湖南安化人 ,字子霖 ,号云汀。嘉庆进士。道光十年 ( 1830 )到道光十九年 ( 1839) (其中道光十五年林则徐在此职很短时间 )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务。他在淮盐之商因课绌 ,岌岌不可终日之时 ,大胆疏陈积弊、整顿淮纲 ,使淮盐产销转弊称盛 ,功绩称佳 ,得到清政府的褒奖 ,在两淮 (江苏沿海以淮河为界 ,以北的盐场叫淮北盐场 ,以南的盐场叫淮南盐场。所产的盐统称为淮盐 )盐商盐民中威望极高。《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六·陶澍》称“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 ,垂百年之利 ,为屏为翰 ,庶无愧焉”。清代早期盐政管理继承明末…     

试论魏源早期社会改革思想

魏源能在近代初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方案，与其早期对清王朝军国大政的密切关注是分不开的。其早期社会改革思想表现在四个方面：(1)商船海运漕粮，避开淤塞的运河与层层盘剥的各色官吏，发挥商人的作用；(2)改道治河，恢复黄河故道，将宋元时期人为造成的黄河夺淮入海的格局改变过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黄河治理问题，以省却每年千百万两治河费；(3)用票盐之法取代纲盐之制，化简贩盐手续，降低成本增加盐课；(4)变革用人取士制度，选拔救世的“才臣”，以挽救清朝日渐颓败的形势。魏源深刻认识到清朝中叶以来病症的要害，提出了自己的较符合实际的建策，显现了这位治国高手经世之才能。     

长芦盐务与第二次直奉战争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之间的混战对长芦盐务造成了严重冲击和影响,其中尤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甚.它不仅直接影响了长芦盐的运销和盐税收入,而且由于战争期间军阀为筹措军费干涉盐政,使长芦盐政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河东盐务机构、官制之沿革——运城盐池研究之十二

盐务机构、官制的设置,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适应统治阶级攫取盐利扩充财赋来源,巩固其统治的重要职司。因此盐务机构、官制自设以来,一直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 上古,是没有盐官的。所有的盐利,都藏富于民;所有的盐产,都为人民所共享。 迨至周朝,中央政权才第一次出现了盐官,即盐人。“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王之膳(月羞),共饴盐。”(注一)周代的盐官,“所谓”掌盐之政令”,并不意味着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盐政法度,可以号行天下。其职责     

浅谈国有企业“大政工”体系的四个要素

“大政工”体系是国有企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国有企业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的延伸和发展。“大政工”体系的建立和运行,使思想文化工作更加贴近中心工作、贴近员工、贴近基层实践,使政工团队变得更加强大、团结、高效。其中,党的领导是构建“大政工”体系的保证,以人为本是构建“大政工”体系的基础,“一岗双责”是构建“大政工”体系的核心,“五项机制”是构建“大政工”体系的关键。     

《清代中枢决策研究》评介

王朝中枢，简言之，是指决定大政之最高行政核心，中枢决策，涉及裁决大政之各种机构、制度及政策之形成与贯彻。“中枢”是国家机器之主轴，因而中枢决策对国家机器的运转、王朝之兴衰，至关重要。把它作为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宋儒正统论之内容与特质

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使正统之辨成为传统政治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鲜明主题。宋儒对中国历代王朝合法性依据的认定标准有二：“合天下于一”和“居天下之正”。北宋时期,注重“一统”甚于“居正”,未尝唯以终极本体的伦理观念“天理”为标尺去审视、评价中国历史上王朝传承中的合法性。南宋立国之后,现实的政治格局自然地引起宋儒文化心态与历史观念的重大变化,体现在正统理论问题上,“合天下于一”的观念淡薄了,而“居天下之正”的意识凸显了     

从“兼管”到“兼任”：论直隶总督对长芦盐务管理模式的转换

清代被视为“四大政”的盐政,在国家行政管理中有着极高的地位。长芦盐场毗邻京畿,同时长芦盐税作为国家的重要的赋税来源,所以长芦盐务受到了清代统治者的重视。有清一代,清廷不断对长芦盐务的管理因时因地的进行调整,从最初制度的探索,到直隶总督长芦盐政双轨管理模式的形成,到最后直隶总督总管盐务,直隶总督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屡次多变背后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咸丰十年为管理模式变化的重要分水岭,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清廷主观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