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态度的变化

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他主要是对其进行观察,极少表态。“五四”运动期间,他对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行动表示支持,对新文化运动表现出同情的态度。“五四”运动之后,他更多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文化运动持怀疑的态度。     

《新青年》浓缩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变迁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首的文化激进青年掀起的一场旨在批判封建主义,启蒙西方近代文化的一场思想革命。《新青年》则为其滥觞,浓缩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变迁,成为五四时期进步报刊舰队的旗舰,并影响着后五四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它经历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四个变迁。第一个变迁宣扬民主与科学、新文学运动。第二个变迁鼓吹空想社会主义。第三个变迁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第四个变迁揭开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     

谈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态度的变化

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可以分为3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他主要是对其进行观察,极少表态。“五四”运动期间,他对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行动表示支持,对新文化运动表现出同情的态度。“五四”运动之后,他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新文化运动持怀疑的态度。这种变化,是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缺点的认识逐渐清晰的结果。     

李长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重构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著名的京派文艺批评家,他对于胡适曾经提出的＂‘五四’乃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观点作出反思,认为＂五四＂是启蒙而非＂文艺复兴＂。在此基础上,他倡导一种从语言层面体验作家生命情感的文艺批评方法,并积极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发掘＂完人＂人格和充溢着旺盛生命力的审美资源,以此来弥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生命力＂匮乏的裂痕。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历史性变动的关键。历史上的＂五四＂包含几个层次的运动：一个是文化革命意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实现了中国同西方文化的接轨;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文学上的＂五四＂新文学革命,它诞生了中国新文学;当然还有一个从北京的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不但迎来了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也诞生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并导致一个政党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于这样伟大的运动,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但是,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民主、科学的旗帜与陈独秀

一九一九年在我国历史上爆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而五四运动前三年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则是这场伟大政治运动的先导,它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起着思想启蒙的作用.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向着封建专制和迷信盲从思想所进行的猛烈冲击,为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我国首先揭起民主和科学旗帜,并站在新文化运动     

矛盾中的思索和思索中的矛盾——论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民族、民主观

陈独秀是一位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几经变化,早期信服民族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推崇宣扬自由主义,五四运动后转向了社会主义。本文探讨的是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由自由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后,他对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的重新认识,以及他的思想认识中存在的矛盾。     

"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

"五四"后,随着"新文化运动"一词的产生,出现了一场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热烈讨论。时人在概括身在其中的新文化运动本质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根本出路等重大的问题,并合乎逻辑地引出了关于运动发展趋向的三个不同取向:普及文化、提升学术与转向社会革命。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三者虽不应等量齐观,但无疑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新文化运动不仅催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善果;从长时段看,新文化运动依文化发展自身的逻辑,沿着普及与提高两个向度纵深发展,以至成为常态,有力地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从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说,它同样为中国现代文明政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期起作用的"非政治的"即文化思想的基础。     

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百年中国公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展望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公民教育运动都是辛亥革命之后的补课运动,目的都是为国家培养一代现代公民,为新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它们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也是一场争取个人权利的运动。作为一场启蒙运动的不同侧面,两者皆面对相同的阻碍和挑战,一直受到各种非议和误解,在公民教育没有恢复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坚持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选择,明确公民教育的基本性质和重要意义。     

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述略——新文学史学习札记之一

在叙述本题之前,应先交代一下时间的界限。文学史家们关于新文学史的分期与历史学家对于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分期,有着不能完全一致的见解。但不论谁都不能否认:《青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声叫喊;新文学的自觉尝试在一九一六年前后就开始;《狂人日记》的发表使鲁迅成了新文学的真正开山。而这些,都是在“五四”之前就发生的。实际上,从《青年杂志》创刊到“五四”之前这期间,文学革命运动已逐渐显示出相当的声势。其中,胡适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他提出了文学改良理论。本文正企图对《青年杂志》创刊到五四运动这期间的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作个简略的述评。     

学潮的变相与五四运动学术文化价值的提升

五四运动之后学潮的频繁和复杂促使部分学人对五四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价值进行区别性重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一体,思想文化的革新被置于中国社会改造中的突出地位;他们对五四运动的思想文化意义的解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五四运动的复杂性,而且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很具启迪性的问题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哪一个更具优先性。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思想启蒙

１００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而且给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它尤其给２０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以深刻的影响。这场运动使国人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清朝统治的反动本质,使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看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反抗力量,认识到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救亡与启蒙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的角色判定

以往围绕康有为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是否扮演领袖角色的争论存在两个盲点:一是狭隘地把维新变法运动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未予注意这场运动在思想启蒙和社会革新层面上的意义以及康有为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和影响;二是局限于从康有为的具体职务和政绩来分析他的影响和角色,未能看到这场运动所处的新的时代背景,康有为已经学会了运用作为"第四种权力"的报刊媒体、建立政党性质的学会以及援引国际外交力量等现代政治斗争工具为自己的政治实践服务。这些新手段的运用有效地影响了现实的政治走向,是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能够扮演领袖角色的重要助手。     

如何重新理解“五四”

在历史文化交汇语境中理解“五四”和“五四”人物,使得对“五四”的理解有了历史的同情。“五四”是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汇中的一次高峰,中国要面对文化水平远超过自己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民族焦虑,这种焦虑感直接催生了“五四”策略性的激进主义武的文化调整。“五四”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调整：在精神层面上,“五四”提倡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引发了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两大文化事件;在社会后果上,“五四”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重新定向;在制度上,打破了三纲五常,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妇女解放。     

略论李辛白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文章从李辛白大力反对旧文学,努力提倡新文学,致力推广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积极投身改造中国社会运动大潮,支持、讴歌"五四"运动,传播进步文化等三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李辛白也由此完成了从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到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民主志士的质的飞跃!     

国外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述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马来西亚兴起伊斯兰复兴运动,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沿革、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典型组织和团体、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以及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四个方面,综合分析了国外关于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的成果,提出国内学者需要推进的研究方向。     

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的地方自治思想初探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维新派与立宪派代表人物。地方自治思想是其民权与宪政思想的重要组成之一。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在宣传与实践地方自治思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地方自治组织的创立与建设,如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政闻社。他对地方自治的肯定与推动,在当下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

政治动员在现代中国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三反’’运动的发动,凸显了中国政治动员的特殊方式,揭示了中国政治运作的内在规律。本通过梳理“三反’’运动的发动、高潮和结束的历史过程,展示了“三反”运动的表征与实质的冲突,上层决策与群体行为的离合,告诉人们,“三反”运动是怎样形成某种中国特有的治理模式。     

论孙中山不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原因

虽然新化运动与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都是为了反击封建复辟势力，拯救中国，但孙中山并不支持新化运动，其原因是：新化派与孙中山对当时的国情认识不同，双方选择了不同的革命方式：孙中山不赞同新化派对中国传统化的彻底否定，主张对其继承，改造。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支持，并不表明其支持学生的新思想，而是对学生的政治行动和爱国精神的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