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土司的设置及承袭看明代土司制度——以商胜、奢香、秦良玉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为管理少数民族地区而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其推行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从明代云南武定土官商胜、贵州水西宣慰奢香、四川石砫土司秦良玉入手,可以看到中央对女性土司设置、承袭及管理情况,亦可探讨这一时期女性土司的地位、贡献及其与中央的关系。     

《中国土司制度史》中明代土司承袭校补——以《明实录》为依据

龚荫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是目前学界一部较全面关于土司研究的著作，其内容涉及众多区域土司承袭次序，但同时龚先生著作中所列明代土司承袭次序，尚有个别遗漏。文章以《明实录》为依据，对龚先生著作中的遗漏做些拾阙补遗工作，使其更加完整，为研究土司承袭制度提供更加完备的资料。     

云南孟连土司研究

元代勐卯王室罕叭法率领其部落由勐卯迁徙到孟连,途经西盟与大马撒佤族酋长和亲 结盟,从元代至民国年间孟连土司守土保民,勤守贡职,中央政府一直承认其世袭。从某种意义上说,没 有孟连土司就没有孟连的历史。其在守卫孟连、传播文化,加强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经济联系,促进民族 团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随着傣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必然走向消亡。土司制度 的历史如今仍是中华民族汲取国家统一方略的思想宝库的重要内容。     

民国时期的瓦寺土司

中国土司制度,是指封建中央政府任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首领进行间接统治的制度。土司制度既是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又是纳入政府管制体系的一项制度。就土司制度的起源、发展及衰落来看,大致分为:滥觞于秦汉,萌芽于三国,肇始于魏晋南北朝,雏形于唐宋,定形于元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残存于民国。民国年间,汶川地区的土司制度依然存在,并且土司和土官在藏羌民族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探讨价值。     

明代乌蒙山区彝族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

明代乌蒙山区土司均为彝族土司,其地有一套最完备的土司制度,可视为明廷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典型代表。本文以此为重点,探析了明代彝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土司授职与承袭制度、朝贡与纳赋制度、升降与赏罚制度、土兵征调制度、土流并治和土司教化制度。     

明代滇东北土司区的儒学教育

明代,滇东北地区为土司统治区,土司桀骜难治,给明统治者制造了不少的事端,为了达到统治目的,统治者在滇东北地区推行儒学教育,在土司区设立儒学教育机构,要求土司子弟必须入国子监学习方可承袭,教化土司区的各族人民,培养了大批人才,加强了统治者对土司区统治,形成了滇东北土司区色彩斑斓、多元一统的民族文化新格局。     

土司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

明清统治者出于国家权力向土司地区延伸的需要,要求各地土司必须在国家确定的土司制度(包括承袭制度、职衔制度、贡赋制度、奖惩制度等)框架内接受地方长官的约束,履行驻防、守御的职责,随时以备征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治理土司的主要策略有五：第一是在制度设计上,彰显约束之策;第二是在承袭问题上,显示驾驭之权;第三是在执行过程中,实施监督之术;第四是在统治手段上,采取“恩威”之计;第五是在目标设定上,达成土流一体。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各地土司促进国家权力延伸的举措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控制辖区内的民众,这为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论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

土司制度在元明清三朝曾普遍推行于我国大西南各民族地区,为多民族国家稳定,边疆安全,各民族和睦做出过积极贡献.但土司到底终结何时?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不同的学人曾经提出过多种见解,推动并深化了对这一课题的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整体性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通过对土司制度实质的剖析,认定辛亥革命才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     

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变迁研究--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寺土司群为例

土司制度是实行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时代发生巨变的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司的许多权力已经被新型管理机构所行使，许多的单个土司都丧失了原来的权力、地位和威望，而成为新型政治体制中的官吏。可以说，民国时期甘肃土司的改土归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依附权力实体的土司群的存在。依靠权力实体的保护，苟延残喘，使甘肃的改土归流又大打折扣。总之，民国时期甘肃的改土归流成效较大，并为解放初期甘肃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     

滇南地区哈尼族土司制度述略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清之际,中央政府加强对滇南地区的控制,在内地实施了"改土归流"。但是,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政策并未具体实施,直到民国初期,土司制度都还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存留。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之所以得以保留,其理由就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还是充满效率的。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地区带来的效益还不能充分超过废除"土司制度"的成本,因此,这些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就是合理的、现实的。     

关于土司研究的几点思考

在土司研究取得巨大成绩、"土司学"呼之欲出的时候,冷静分析以往有关土司的研究,仍存在明显的不足或应加强的地方,这主要是受到传统方法、意识形态、条块分割三方面的限制所造成的.要使土司研究引向深入,构建"土司学",必须突破上述三个限制.概括地说,就是继续解放思想,摆脱羁绊,从宏观着眼,从具体入手,建立时代的"土司学",具体为以下方面:扩大史料来源,强调社会调查;提倡三个打通:打通时代、打通区域(民族)、打通学科;具体解剖,宏观整合;不急于定性,不急于做结论,避免陷于争执;严守学术规范,所做研究要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文化发展;完善土司学学科科建设,促进土司研究的有序开展.     

土司参加科举与科举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研究

明至清初，朝廷以“土司无用流官之例”，不许土司参加科举考试。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大量土司被废除，土司制度日趋衰落。保留下来的土司，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此背景下，土司请求参加科举考试。雍正十三年，土司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参加科举考试，推动了科举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推行，是中央王朝在文化领域推行一体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清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参加科举考试，扩大了科举制度推行的区域，丰富和发展了科举制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让科举制度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石砫土司统治与民族间信任和谐研究

石砫土司作为重庆民族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统治石砫土司地区800余年。其间,石砫土司正确地处理了与中央王朝、周边势力、辖地百姓的复杂关系,民族间形成了政治军事互信、经济文化互动、民族和谐相处的信任和谐局面。这种和谐民族关系局面的形成,为我们今天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与地区稳定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史实告诉我们,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就要正确地处理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努力促成民族间的信任和谐和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忻城土司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营销策划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传统的政治制度。在广西忻城的莫氏土司曾存在长达470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旅游资源，是当地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财富。广西忻城土司历史化旅游资源开发，应突出浓郁的土司化气息，结合壮族特色，制定整体性的保护开发方案，搞好市场营销策划。     

略论毕节彝族土司的历史贡献

土司制度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权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通过分封当地首领世袭官职,以达到有效治理和开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治制度。毕节彝族土司制度是整个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如何处理中央和少数民族地方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如何有效运转、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在土司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们今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历史价值。     

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司的儒化与利用——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明代中央政府通过承袭、号召土司设立学校、参用流官等手段对土家族土司进行儒化,并在军事征调和贡赋上利用与控制土司。儒化和利用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控制土司的核心内容,也导致了土司制度在明代的兴盛。     

李定国实现联明抗清的原因分析

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农民军进入黔、滇地区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大西农民军放弃了原来的宗旨，决定采取联明抗清的策略。其联明抗清能够实现的原因主要是李定国在黔、滇民族地区采取了联合各地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抗清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一、积极联合黔、滇各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组成抗清力量；二、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和汉族地区同样的土地政策和发展生产、严惩贪官的政策；三、在大西农民军中实行了少数民族士兵和汉族士兵一律平等的政策；四、实行了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由于这些政策的实行，使大西农民军取得了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参与，建立起了抗清根据地，共同进行抗清斗争。     

明王朝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初,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贵州,民族林立,土司割据一方,明王朝还不能控制土司割据的地盘。虽然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央统治,但是在明朝建立初期,贵州少数民族土司动乱不断,严重阻碍了明朝中央集权的推行。因此,中央政府在贵州镇压少数民族土司动乱的同时,对贵州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以此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述论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既是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交往的主要途径,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向土司地区传播的重要媒介。明代西南地区各地土司对中央王朝朝贡不断,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司朝贡制度。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不仅加强了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管控,而且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司的社会控制

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司对统治阶层内部、土民、外来人口、相邻土司及非土司地区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土司的社会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着一定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