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及其民族关系

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分布在吐蕃诸部的东边和大理国北部,正处在向近现代藏缅语民族的发展进程之中。由于宋朝的主要矛盾在北部边疆,所以对乌蛮以安抚为主,双方的"贡赐"不断,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稳定宋王朝的西南边疆和乌蛮自身的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彝族族源浅论

彝族是一个典型的“复合民族”,是从西北南迁的羌人后裔之一,即彝族起源中的“轴心”民族─—“昆明”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其它民族成份,在魏晋时发展为,唐宋时为乌蛮白蛮,元明时期形成今天彝族的前身─—罗罗,此后又不断融合发展才形成了今天的彝族。     

论蒙元征罗氏鬼国及其民族关系

罗氏鬼国是南宋时一个以“乌蛮”为主体民族兼有其它族群的弱小民族政权,在蒙元征大理迂攻南宋后归属于元。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在强调罗氏鬼国是一个民族政权的基础上,拟对蒙元征讨罗氏鬼国事略及相关民族关系作一梳理。     

元初大理地区权力结构探析

以往史学家对元王朝统一西南边疆这一事件非常重视,他们强调中央王朝"元跨革囊"的巨大影响。但这种视角无法告诉我们元王朝对云南各地区的影响究竟处于何种程度。同时,元初云南各地社会文化状况体现出多元特点,不同地区面对元中央势力的进入显然也存在着不同的应对方式。我们选择大理地区探讨元初大理国精英深厚影响力。蒙元依靠军事力量击败大理国,但兵力消耗巨大,加之主力很快北返,因而元初大理国贵族故旧仍然是大理地区的主导力量。掀起浩大声势的起义军领导者舍利畏,以及这场起义的平定者段实都体现了这一点。研究表明,元初大理国王室段氏仍然在这一地区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甚至等同于"国主";而姚州白长善的例子向我们证明,即便中央王朝已经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但大理各地区的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大理国贵族故旧手中。这说明大理社会权力结构并不随着元王朝的进入而发生根本变化,这也是我们理解元代大理地区土官问题、民族政策的着眼点。     

宋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对彝族地区的影响述评

两宋时期,西南彝族地区处于大理国政权统治范围。大理国政权与宋朝以及周边各族联系密切,它们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探析了两宋与大理国之间的不同阶段的关系,并分析了其成因,同时对两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变迁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做了进一步分析。     

“伏羲”辞源及其文化现象

"伏羲"来源于彝语"蛇"的称谓。彝语支民族中古时期称"乌蛮"、"白蛮",与《说文》"南蛮蛇种"之说所记载的彝族蛇崇拜历史是相吻合的。而"伏羲"一词的语音及语义,在彝族及彝语支民族当代的语言中还有所保留;"伏羲"神话传说中所反映的人类婚姻家庭形态,在彝族及彝语支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也广泛地存在着。     

道教对南诏大理国认同中华天文历法的影响

天文历法是中华科技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星,其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原,而且波及祖国边疆。唐宋时期,伴随道教在西南边疆传播的进一步深入,南诏大理国在五星七曜、北斗七星以及“天辅”“上元”年号制定等方面所反映的天文历法知识均受到了道教的深刻影响,这使得中华天文历法文化在南诏大理国得到了较好的传播与认同。     

彝族文化两题

西南各少数民族（主要是彝语支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大同而小异，彝族文化的多姿多彩，正是民族迁徙和融合的反映。父子联名、左行直书、火葬是乌蛮别种（彝语支民族先民）的三大文化特征。     

从《西南夷列传》和考古资料看两汉时期的滇国社会

汉西南夷，为今四川省、贵州西南及云南全省地，西南夷有两层意义，一为地域，二为民族。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滇人与其它民族的关系，滇池地区是以百越民族为主体，含濮越、氐羌民族的社会。“滇人”贵族与濮夷、叟入构成了滇国的奴隶社会。     

论南诏大理国佛教教育及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有宗教便有宗教教育,研究宗教教育是全面认识传承民族文化的民族教育的关键。南诏后期废道立佛,大理国以佛治国一脉相承,“释儒”阶层的出现,标志着南诏大理国制度化教育的形成。其教育形式是以寺院为学校、僧侣为教师、佛儒经典为课本。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君权佛授来巩固王权、教化百姓、统一思想。佛教教育是形成大理白族特色文化的重要因素,同时对大理白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朝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诸部

宋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上承汉唐"因俗而治"的观念,下启元明清土司制。两宋时期昭通境域大部分属戎、泸二州所辖羁縻区域。史称"叙州三路蛮",即马湖董蛮、南广蛮、石门蕃部。叙州三路蛮与宋的关系较为松散,而与大理东川郡属乌蛮各部血缘相近。这些生息于宋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部族,有时既听命于宋朝又臣服于大理,但多数时间处于自我发展的独立状态。     

康藏与西南: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的区域重构

近代的内边分野格局造就了我国特殊的“内方区”观念.在内方区观念的干扰下,康、藏经常被看做是西部边疆、西北边疆的组成部分,而早期的“西南”或“西南边疆”一般不包括康、藏在内.1930年代以来,受到抗战地域格局的影响,康、藏越来越被看做是“西南”和“西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张其昀等学者提出的区划思路,明确体现出“西南边疆”的重构态势.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的区域重构历程,体现出地域格局主导下的区划内涵变化,亦即“经济第一”还是“国防优先”区划原则在不同阶段下的运用.     

西南民族科技教育系统内部因素的协调研究

根据教育的形式、类型、层次及内容等标准划分,将西南民族科技教育系统划分为八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均担负着西南民族科技教育的任务。然而,不容乐观的是该系统内部存在着诸多不协调的因素,这些不协调的因素严重影响了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协调系统内部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对母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同志们,朋友们: 经过的一年的筹备,今天“西南民族文化学术讨论会”,按预定计划顺利召开了。参加会议的同志有来自西南各兄弟省市的代表,有从北京、上海以及其它地区远道而来的许多同志;有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有大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研究工作者。老中青三代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同志,济济一堂,聚会于秀丽的苍山洱海之间,共商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大事,这实在是一次有意义的学术盛会。在此,我谨代表作为东道主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参加发起单位大理师专、楚雄师专、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向与会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     

云南高氏家族的历史兴衰及影响初探

高氏家族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名门望族。大理国时期,高氏家族世袭宰相,分封高氏子弟统治大理国的八府四郡。元明清时期,高氏土司长期统治鹤庆、永胜、姚安三地。高氏家族长期统治云南各地,对云南的佛教、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理国与宋朝关系新探

直到目前，在史学界研究大理国与宋朝关系者并不多，有，也多限于经济关系方面，这主要是宋朝统治者心存偏见等历史原因造成的。事实上，大理国与宋朝在政治关系方面尽管比较疏远，但大理国对宋朝始终是“内向”的，只不过大理国谋求与宋朝友好的愿望和行动被宋朝统治者所拒绝，关系疏远的责任不在大理国而在于宋朝统治者。一方面，大理国积极要求臣属于宋，与宋朝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宋朝错误地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而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如宋朝地方官吏（边臣）以“尊王攘夷”之旨累累拒绝大理国的友好、朝贡、通商的请求，造成大理国与宋朝之隔离。     

论明清时期大理白族经济生活的变迁

明清时期 ,统治者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 ,并改善交通 ,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该时期大理白族经济生活的变迁情况 ;白族与汉族及周边各民族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交流、融合进程     

西南民族走廊空间结构与民族文化产业布局整合

西南民族文化产业总体上以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为资源基础,在总体结构形态上,从外部区别于西方后现代社会和我国先发展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形态,是源自于前现代文化和返璞归真的文化消费心理双重推拉作用形成的.内部结构形态分类,大致与西南民族走廊在空间上表现出一致性,可以作为西南民族文化产业“文化资源——发展模式”分类基础,是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基本结构形态框架.不能以行政区划和民族/族群进行简单替代,而要考虑民族文化产业布局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文化资源禀赋的复杂性.     

水利社会视阈下明清大理地区的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

明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控制与影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儒家文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思想与制度得到全面的发展。大理地区文化、政治、经济基础较为雄厚,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尤其是水资源丰沛。水资源对农业生产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利建设成为大理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明清两朝均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引入水利社会的研究概念,目光转向基层,从中可看出民族地区大规模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有着重要的社会关联,其影响深远。     

民族旅游地“主客”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对比研究

发展旅游给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带来很多冲击。居民和游客是旅游业的两大主体,其对旅游发展的感知能深刻反映旅游的品质并左右其发展趋势。然而他们往往对有形民族文化资源比较重视,对抽象的文化资源缺乏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影响到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文章以西南四个典型的少数民族旅游地为例,定量分析了“主客”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差异性和趋同性。结果表明：游客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比居民强;双方的感知重点体现在物质文化层的正面感知上,在负面影响上的感知差异较大;不同特征的“主客”对该影响的感知也存在差异。文章据此提出正确引导、调控和疏导“主客”行为,减少负面影响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