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国家的观念基础——晚清的国民国家论述

在晚清国家观念的现代转型中,除了我们习知的民族国家观念之外,还有一种国民国家的论述,它也是当时思想界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一种理论回应。国民国家将国民确立为政治的主体,强调国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义务,树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使传统一家一姓之私产的国家成为国民之公产;国民与国家直接的和没有中介的关联,切断了传统君权神授或天命人归的国家论所赖以存在的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的纽带,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格。但作为一种外源的、翻译的现代性,"国民国家"又在各种竞争性的阐释中没落:革命派理论家以民族吸纳和取代了国民,以民族国家取代了国民国家,以种族革命作为立国之道;改良派虽有新民以新国、铸造国民的意识,却以有机的国家、集体的国民吞噬了个体的国民,一度还以国民资格不足而误入开明专制的歧途。晚清的国民国家论述中鲜明的集体主义倾向,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中虽不难理解,但也因其不能妥善安置个体的国民在国家中的位置而难以奠定现代国家的观念基础。     

公民概念与公民身份理论——兼及中国公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公民概念出现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直到20世纪初期,公民概念开始在中国出现和传播。公民身份理论是一种研究作为国家正式成员的个体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就其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形成两大流派,也称两种理论传统：一是公民共和主义理论;一是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外的公民身份问题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公民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理论及社会理论中一个亟待展开深入讨论的基础领域。     

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即为“国民文学”——“国民文学”的形成与提倡

"国民文学"是在各个"民族文学"发展、融合、凝聚的基础上,在"国家"这一现代性民族共同体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学形态。"国民文学"只能包括、凝聚,而不能替代和覆盖"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的发展必然指向"国民文学"。当今世界各国,民族身份的现代化就是"国民化",传统"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就是"国民文学"。"民族文学"已经或正在被"国民文学"所吸收、所融汇,文学的"民族"分野日益模糊化,而文学的"国民"分野则日益明朗化。从"民族文学"发展到"国民文学",再发展到"区域文学",最后发展到"世界文学",是人类文学史横向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应顺应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大势,强化"国民"及"国民文学"的观念与意识,促使"民族文学"向"国民文学"的进一步转化与凝聚。     

多民族国家视域下的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

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是一种高层次的现代文明意识.公民身份是人们国家属性的反映,对公民身份的认可是人们对国家认同的一种表达,国家认同是超越其他认同的高级认同.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公民,通过公民教育,要将对本民族的认同意识与公民身份认同、国家认同三个维度协调、统一起来,不仅有效激发各民族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保留少数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不致断裂与消失.在我国现阶段正确认识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有利于社会稳定,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析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

国民科学素质,已经成为科学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提高国民科学素质,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兴旺昌盛的根本经验,而且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在我国,既有教育的发展提供的智力支持,又有党和国家一贯重视和持续完善的政策支持,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刻不容缓。为此,应不断完善现存的体制;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大科学知识普及工作的宣传力度。     

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

公民身份不仅是一种制度的、法律的规定,而且是一种身份认同。制度规定了公民身份的形式,把形式转化为现实,需要公民对其身份的认同。认同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为促进公民身份的积极认同,需要公民身份认同教育。公民身份认同教育实现公民身份的'再造'。我们以公民身份形象、公民身份认同的内容和公民身份认同的心理要素为维度,建立三维立体的...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身份变迁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公民身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身份,它反映了特定社会独特的关系组合和治理类型。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公民身份发生了融合、消蚀、扩展等多重变迁,从而在不同范围及不同层次上引发了身份认同问题。由于国家认同在公民身份认同谱系中居于统摄地位,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只能强化而不能削弱。然而,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公民教育的作用注定是不可省略的。毕竟,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公民教育首先是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而且本质上也是国家认同教育。     

公民身份与公民人格:和谐社会中人的身份基础与教育诉求

<正>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普遍的成员身份与法定地位,是"人的自然依赖性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合法形式"[1],是现代社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身份基础,沃尔泽认为,"在人类某些共同体里,我们互相分配的首要善是成员资格。我们在成员资格方面所做的一切建构着我们所有其他的分配选择:它决定了     

从民族身份的认同到公民身份的建构--以赵光鸣和帕蒂古丽的创作为例

新疆多民族聚居的这一特点,使新疆文学因为有各种不同民族的书写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本文以汉族作家赵光鸣的创作为例来探讨新疆汉族作家在新疆生活过程中所感受到的身份归属的焦虑;以维族作家帕蒂古丽的创作为例来探讨少数民族作家进入内地生活后所承受的迷失、消融自我的困惑,进而探析在强调民族身份认同的同时是否可以更多地提倡公民身份的认同。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福利国家与公民身份认同

从政治哲学的自由与平等观念出发,思考与审视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社会福利方式,以便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却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认为福利虽然增进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公民对国家产生依赖感,这更强化了国家对公民的控制而使公民丧失了独立和自由。认为通过福利建构起来的认同与忠诚是虚假的,更应该通过良好的顶层设计,使得公民在开放、自由、平等、民主的共同体中,在对话与协商基础上,真诚的建立起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对福利国家的批判与反思,有助于我们客观与公正地思考社会福利对稳定秩序,产生认同所起到的有限作用。这对我国推进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试论网民的国家公民身份

国家公民身份是网民概念的核心要素,应保障网民在网络活动中享有公民权利。随着网络空间的飞速发展,国家公民身份的权利和义务均在网上拓展。创造活泼健康的网络公共领域和法治网络空间,均需激活广大网民的积极国家公民身份。网民的国家公民身份面临网上的消费主义影响、缺乏闲暇、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培育网民的积极国家公民身份的途径包括:增加公民的闲暇时间,完善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机制和公民教育等。     

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沈从文创作初期，苗族形象作为“他者”和“异类”进入沈从文的作品。其后，他取苗族本位立场，写出了一系列浪漫的苗族传奇，把苗族文化作为他笔下湘西世界的存在依据和支撑，并演绎了苗汉文化之间丰富而有张力的对话与冲突。1933年以后，沈从文逐渐放弃了苗族立场，苗汉文化二元对立的格局解体；他上升到全体的“中华民族”的高度，力图对近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滋生的本土立场和民族意识进行诗性的概括和整合；“匿名”借用了苗族资源后，他在《边城》中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在战争背景中，沈从文以主体投入其中的方式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从下层民众、自然及沉思考的内心找到“生命”的能量，为民族和国家的浴火重生提供精神资源，对“中华”实现了彻底的归依。     

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

公民的根本问题是公民身份问题,界定公民概念的内涵必须基于对公民身份的探讨,而公民身份与国家之间具有"结构二重性"。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身份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建构我国公民身份认同的过程。公民身份认同可以分为公民自我角色意识的认同、公民社会行为的认同和公民制度的认同,公民在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同时完成了国家认同,并通过履行公民行为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建构公民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公民教育应该是在基于公民身份的教育制度中,去建构积极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基于公民身份缺失的归因

在我国,由于人口流动出现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成为一个"问题"。基于公民资格理论的分析,农民工的身份一直处在"公民——农民工——市民"的相互角力与焦虑之中。农民工身份的建构过程本身是一种权益受损的过程,它首先忽视了农民工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同时在实际权益分配过程中,还有受到地方利益控制下的"市民"身份的阻碍。因此,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求解需要公民身份制的重新建构。     

公民身份与公民人格——和谐社会的身份基础与教育诉求

公民身份是现代社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身份基础,是和谐社会社会成员的基本身份。公民教育作为社会的公共事务,是发展公民人格、实现优良公共生活的必要政治制度安排。国家和社会肩负着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国家应该通过开放公共生活、扩大公共交往和公共参与等方式,发展公民教育,培养公民人格。     

翻译学视角下身份研究的主要路径与问题

翻译在身份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身份建构或重构的场所。本文首先以研究路径为线索,梳理了过去20余年来翻译学视角下的身份认同研究,现有研究主要有翻译与民族身份认同研究、译者身份研究及翻译与性别身份研究三大研究路径;其次讨论了翻译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存在的研究主题较为单一、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缺乏等问题;最后指出了翻译学领域未来的身份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当代中国农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农民的身份与命运是一个历史命题,由特定的历史所塑造。中国的农民正走出旧体制给予他们的身份歧视和限制,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目前正在体验和展现这种旧邦新命。传统农民身份的终结、新的公民权利的获取是现代市场和现代社会变迁所致,也与现代国家建构密切相关。其中,政治既是限定农民身份与命运的重要主体,也是农民试图改变命运所求诸的重要手段。进入二十世纪中叶后,当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农民获得解放时,农民也很快陷入新的困境,走上被集体化的道路。农民工的出现与农民的流动是农民对城市分割身份歧视制度的挑战。当下要建立一种体制,使农民与政治的关系建立在协调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权益保护机制上。新生代农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对国家政治生活提出了更多问难,也蕴涵了更多变数。农民正在实现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正是农民的新命。     

家族叛逆者与新国民形象构想——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人物形象

伴随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对新国民形象的呼唤也从未停止过。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作家在对家族生活的思考中将＂家＂与国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样贯穿了这样的努力,特别是通过对家族叛逆者形象的塑造,总结了新国民的特质及其形成条件,进而参与到新国家的建设中。     

论我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有关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在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正确处理好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特别是建立起有效的国家认同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本文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概念的比较出发,结合国内关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以及各国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良性互动的对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以及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