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

一、小引 “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天津举行,我想起自己的专业,想起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这本著名的书,而且有了现成的翻译本。不妨就借这一翻译过来的本子,从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视角,谈几点感想。不对的地方,敬请诸位批评指正。     

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注的误断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史注提出了许多见解,但是许多认识如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刘知几的史注观、史注与史评的关系、史书自注的肇始及史书他注的终结等问题与史注发展的实际不一致,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较研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主体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中国历史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国史大纲》则力图证明中国历史是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于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不断进步,有异于在斗争中凸显其活力的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历史认识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其撰述者用以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有别,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面对历史巨变人们所采取的应变对策的不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而《国史大纲》则更多地代表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策略。不难看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受制于其历史观,同时也与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历史前途的憧憬密切相关。     

内藤湖南的中国之行与汉学研究

内藤湖南,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和东洋史学家。从1899年9月到1933年10月,内藤湖南先后十次访问中国,多次与罗振玉、曹廷杰、张元济、文廷式等著名学者及改革派人士切磋交流,撰写了《燕山楚水》《〈禹域鸿爪〉后记》等纪行文或日记,并就中国问题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这十次的中国体验对内藤湖南的汉学研究及中国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钱穆的通史观及其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史学界亟需一部新通史以实现“书生报国”。钱穆目睹于此,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出了自己的通史观。他认为新通史应当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详于民族文化;同时还要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并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钱穆于抗战期间撰写出了自己的通史之作——《国史大纲》。虽然钱穆的通史观及钱著在当时并未引起主流史学界的认可,但在今天进行探讨仍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学的研究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且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也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在中日文化关系论等方面,他主张"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可以说他的思想曾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日本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实际的影响.本文从内藤湖南的"中日文化统一体"和"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所出现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论述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实质.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学的研究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且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也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在中日文化关系论等方面,他主张“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可以说他的思想曾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日本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实际的影响。本文从内藤湖南的“中日文化统一体”和“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所出现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论述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实质。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我国学术建设的启示作用

内藤湖南曾明确地指示过《诗经》研究的努力方向。由他提出来的唐宋变革说业已成为宋研究的革命性原动力。在我国近年来国学有复苏之趋势。宫崎市定之学问已对中国当代的学术建设起到了触媒作用,中国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宋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得益于其中国史观。由此上溯,其理论根基必及于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内藤湖南中国史观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建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亦有助于亚洲各国的和谐共处。     

以历史学为方法:再论内藤湖南的东洋史研究

内藤湖南东洋史研究各论说间密切配合,形成一种清晰可辨的论说结构。其历史观以东洋文化的建构为基础,在东洋文化的场域里,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描绘中国和日本历史发展的部分特征从而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以促进东洋文化发展的视角论证日本天职的历史正当性;着眼于东洋文化变迁大势提出东洋史时代三区分说和宋代近世说。内藤以历史学方法在不同层面为其现实主张建构论证体系,是其人其说的显然特点。     

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

甲午中日战争后,不少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表现出了露骨的侵华图谋,他们极力在中国史研究中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将日本对华侵略合理化、合法化,为侵华献计献策。此类所谓的“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事实上已经堕落为侵华的史学。这些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研究的主要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其中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最为典型。     

薪火相传各领风骚--钱穆余英时中西文化观比较

钱穆、余英时师生二人都是史学界的翘楚，他们都以治中国思想文化史而驰名学界。本文以中西文化观为视角，通过对师生二人中西文化观的比较来探求他们之间学术传承的轨迹，再现师生二人薪火相传各领风骚的学术佳话。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即他们对文化内涵的界定，对中西文化异同的见解，对中西文化的栽体——知识分子的诠释。     

钱穆与中小学历史教育

近年来学界对钱穆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笔者在研究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发展时，注意到了一个以往我们没有发现的现象，那就是身为史学家的钱穆，对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值得认真汲取。     

钱穆与中国古史考辨

20世纪初实证史学思潮勃然兴起，生于潮流中的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在20世纪实证史学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据成就的代表之作。对先秦学术系统的清理，对于中国学术走出经学时代，均有重要意义。     

贺麟与钱穆

贺麟与钱穆都是20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师,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皆怀有“温情与敬意”.贺麟从哲学的层面为儒学复兴寻找思想资源,钱穆“在史实中求史识”,从历史发展中为国家、民族不亡寻找证据和答案.他们的治学领域、为学路径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关注民族的命运和文化的兴亡,在各自的人生中书写了辉煌.     

钱穆先生眼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钱穆先生的著作可以分为思想、历史和文化三大部类。其中文化类著作凡十余本,皆出于他对中国文化生死存亡的忧心与关切。钱穆先生研究中国文化的初衷,乃在于了解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找出今日中国自救之道。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乃在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并指出中国文化对于未来世界的贡献亦在于此。     

钱穆论政学关系

国家和教育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以著名学者钱穆的著作为中心,考察钱穆对中国历代政学关系的看法。钱穆的主要论点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一个社会自由教育的传统,历代政府对于民间私办教育多半采取优容态度。学术领导政治,更是中国历代政府的特色;学人的统治,从汉代以来形成中国政治的独特格局。在政和学的密切联系中,"道统尊于政统"、"师统尊于君统",又是宋明以来儒者的主张。立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钱穆反对近代中国政府干预教育,呼吁应当给予教育独立自主的空间。钱穆的论述,显示出近代中国盛行一时的教育独立主张,不止是欧美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也有其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

在钱穆晚年精心结撰的"尊朱"巨著《朱子新学案》中,他用"理气一体浑成"的观点,纠正了学界理气二元对立论,又将朱子理气论与心性论联系起来考察,提出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用"心性一体两分"的观点,打破了学界将朱陆对立的门户之见。钱穆还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去梳理和统摄朱子的学术,对朱子的学术成就及贡献作了全方位的呈现。而钱穆晚年转向朱子学研究正是由于朱子能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有吞吐百家、汇纳众流的气魄,这与他追求的"求通不尚专"的学术风格有相近之处。     

中国文学史研究之演进历程论略

自20世纪初第一部国人自撰的《中国文学史》产生以来，文学史学逐渐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伴随着此学科的出现，学者们对它的研究也步入正轨。回顾一百年的研究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初创、发展、转变和开拓四个时期。综观各时期的研究状况可以发现，研究特点鲜明突出。基本呈现出良莠并存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