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西方中心论”及重建本土宗教学

诞生和发展于西方强盛时期的宗教学理论,主要建立在基督宗教的基础上,其解释范式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不能正确诠释包括中国本土宗教信仰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其他宗教,因而不具有理论普适性。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宗教学理论不加鉴别地照搬照用造成了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认识的诸多误区。当前,中国宗教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重建本土宗教学研究体系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宗教学的消极影响,重新认识其对我国宗教研究与宗教认识的危害,以及重新建立属于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研究体系,将在未来中国宗教学研究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挑战、适应与融合: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章开沅先生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述论

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挑战、适应与融合的过程。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涉足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不仅个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从理论与方法上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与推动作用。章氏将中国基督宗教史置于跨文化对话的宏阔视域,以现代化理念解读宗教传播的神学内核与价值取向,理性还原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根植的艰难进程。     

基督宗教爱的理念与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基督宗教强调仅有信仰是不够的。爱是信仰最纯真的表现,爱从信仰而来。在信、望、爱三德中,爱是最大的,这种爱可以使人生超越自然、超越自我,而向更高的境界提升。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圣经》中爱的教导直接相关,这种爱的教导,形成了基督宗教悠久的慈善传统,也成为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原因。     

终极追求与理想环境：道教“洞天福地”与基督宗教“新天新地”之比较

道教和基督宗教对生命的终极关切是与其构设的理想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道教"洞天福地"和基督宗教"新天新地"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地.不过,二者又有所不同.作为神圣空间,道教的"洞天福地"多位于现实的名山胜境,既是修道者的修仙之地,又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存场所;而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与末世论有关,随着基督的复临才能临到或完全实现.     

试析基督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困境——兼论我国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化资源与路径选择

经过几千年改革发展的基督宗教,对世界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国度,基督宗教对其民主社会建设的意义也逐渐得以彰显。以民主的社会价值为切入点,阐述基督宗教与现代民主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分析在中国现代民主社会建设中基督宗教积极价值和面,临的困境,并对我国民主社会建设的路径进行有益的探索。     

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形态和对犹太宗教文化的压制

本文通过分析WASP文化在美国主流文化确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指出由于基督宗教文化与犹太宗教文化中对"上帝"的不同定义,造成了以WASP基督宗教文化对犹太宗教文化的不可避免的排斥。此外,由于犹太宗教文化中的"精英"意识及选民观念,造成传统犹太文化无法与西方主流文化相适应,两相作用的结果便是美国WASP主流文化形态对犹太宗教文化的抑制。     

《中国宗教思想通论》的逻辑结构与学术进路

由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詹石窗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宗教思想的历史发展研究"的最终成果《中国宗教思想通论》,于2011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63万字,入选《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文库》。作为我国学术界综论中国宗教思想的第一部系统学术专著,该书打破以往按照教派历史分别论述的模式,以主题为纽结,对中国宗教思想的发端、形成与发展进     

重新认识宗教的价值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在“总序”中，作者指出：“人类的一切宗教都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这样。这是一条为全部人类历史、思想史证明了的普遍原理。”在中国，“宗教鸦片基石论”和“宗教落后论”曾长期流行，“文革”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的反思，从宗教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宗教，深入把握宗教的民族性和文化性，重新给宗教做社会定位。     

西方小说叙事时间探源——兼与中国小说叙事时间比较

杨义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时间是整体性的,体现出一种时间整体观,源于中国之天道观;笔者认为,西方小说的叙事时间是片断性的,体现着一种片断时间观,源于基督宗教的终极观、宇宙论。在基督宗教,一方面,日同年的直接关连被分割了开来,日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时间与永恒或天道的直接关连也被分割了开来;最后,基督宗教的时间又是直线的,不可逆地指向一个终极目标的。这一切使得时间的整体性聚合成为不可能,人只拥有时间的碎片,故西方小说只能从具体的人和事写起。中国古代小说的时间观实乃一种循环的、混沌式的时间观,与基督宗教的时间观大异其趣。     

浅议宗教的文学艺术功能

宗教与文学艺术由于其均偏重于"形象思维"方式,而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一直保持着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一个从相互混融到两相分化、互存互动的演进过程。宗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仅历史悠久和极其广泛,而且相当深刻。宗教的文学艺术功能不仅表现在其对文学艺术精品的催生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文学艺术人才的塑造方面。宗教对文学艺术精品的催生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上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在古代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还是在我国的古典名著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其浓重的宗教酵素。宗教对文学艺术人才的塑造功能也是同样显而易见的。可以说,离开了基督宗教的陶铸,就没有莎士比亚,而离开了中国宗教的陶铸,就没有曹雪芹。     

近年来中国明清民间宗教研究

民间宗教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流行于社会底层不为政府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明清民间宗教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的本质,是其社会最真实的反映。研究这些民间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可以最大程度地研读当时社会的最为本质的面貌。国内外学者对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研究已越来越引起重视,视角业已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本文拟从明清民间宗教中各个民间教门的研究,明清民间宗教与民众运动,明清民间宗教与国家政权等几个方面来了解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研究的成果。     

青年宗教皈依过程中人的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南京市青年基督宗教信仰者为例

对南京市青年基督宗教信仰者的深度访谈表明：在青年接触与信仰基督宗教的过程中,相当普通地存在＂领路人＂角色,他们或者是青年宗教兴趣和宗教意识的激发者,或者是青年接触与信仰宗教历程的引导者和推动者。这些主要由熟人有意或无意扮演的＂领路人＂角色,虽在影响的方式和程度上存在差别,却深深地嵌入中国人的宗教皈依过程,对我们理解宗教传播的路径与机制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论海明威与基督宗教关系

因为文化环境的影响,海明威与基督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出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等原因,海明威对基督宗教表现出矛盾复杂的情感取向,既在理性上怀疑反叛基督宗教又在情感上企图从中获得安慰和救助。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对海明威的生活和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命名、宗教话语及宗教意象的引用等表面层次,而且更深层地表现在人生观和作品主题的形成、对友善仁爱和平的赞美和渴望以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精神探索等方面。     

陈垣与中国宗教史研究

陈垣以自己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奠定了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其宗教史究范围广泛，特点突出：注重各种不同史源材料的运用；重视宗教目录；注重宗教事件的政治背景；注重宗教历史的研究；注重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敌基督身份

"宗教大法官"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名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核心情节,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小说中的宗教大法官认为上帝拒绝给人们提供"地上的面包",拒绝以奇迹征服人心,拒绝依靠权柄建立"世界王国"都是错误的.在对宗教大法官的思想与认识重点剖析和批判的基础上界定其敌基督的身份.     

浅论教会中学的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是教会学校的基本特征，随着教会中学世俗化的不断发展，其宗教教育目标也经历了培养宣教师、培养基督徒人才、培养有基督化人格的人才三个阶段。立案以前，宗教课教学曾是教会中学宗教教育的主要形式；立案以后，则为以青年会为主体的宗教团体及宗教课外活动所替代。教会中学的宗教教育对基督教传教事业、教会中学生的成长及近代中国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台湾新士林哲学思想评析

台湾新士林哲学是现代汉语言哲学中发展势头强盛的哲学流派。这一流派以天主教信仰为精神取向,以中古士林哲学为其思想的架构和底蕴,力图融合中西文化传统以创造中国的天主教哲学,从而使基督信仰真正本土化,使在中国的基督宗教成为中国的基督宗教,使基督信仰降生在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质素,从而提升和超拨中国文化。     

论中西方宗教的本质差异

本文是中西宗教思想比较研究的结论部分。文章认为中国宗教是人本宗教,西方宗教是神学宗教。文章从中西宗教的理论体系、神学论证方式、僧侣集团的职能、信徒的态度四个方面说明中国的儒释道是以人为中心构建的宗教体系,基督教是以神为中心构建的宗教体系。宗教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西方社会的特性和历史的走向。     

对中国宗教对话的思考

目前,宗教对话蔚为显学。以对话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难题以及促进彼此的发展是宗教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成熟的标志。中国宗教文化源远流长,长期以来,各种宗教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为现代宗教对话提供了长期和谐共存的独特经验。从中国宗教文化的传统,论证对话之可能与必需;从中国宗教对话的特色,探讨对话之内容与形式;对话之目标与问题包括＂求同存异＂的相互适应等。     

西方“科学与宗教”译著在民国时期的传播

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已经开始对"科学与宗教"进行系统研究。民国时期,由于社会需求与学术传播两方面的因素,这个论题在中国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翻译不少关于"科学与宗教"的西方著作。"科学"与"宗教"都是舶来之物,但它们在中国却被贴上"正"与"负"的相反标签。中国知识分子力图通过两种方法去矫正国人对"科学与宗教"认知偏差:其一,溯本清源,让中国人了解历史上真实的"科学与宗教";其二,弥合鸿沟,对"科学与宗教"秉持"和谐与互助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