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比较的理论基点

“学”与“历史”作为两种叙事形式,其联系与区别一直引起人学的争议。本试图梳理学术史上有关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不同表述,旨在确立二比较的理论基点。论首先分析了“历史”概念的二重性及“历史哲学”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对西方思想史上不同流派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学观点的回顾,探讨历史与学在叙事趣味、虚构方式上的类同及叙事特征、言说内容上的差异。作指出,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合与分野,应能为学研究提供新的更为开阔的方法论视界。     

叙事与述史：多元重合的精神空间——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比较的理论基点

“文学”与“历史”作为两种叙事形式，其联系与区别一直引起人文学者的争议。通过梳理学术史上有关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不同表述，将能够确立二者比较的理论基点。本文在分析“历史”概念的二重性及“历史哲学”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借助于对西方思想史上不同流派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学者观点的回顾，探讨历史与文学在叙事趣味、虚构方式上的类同及叙事特征、言说内容上的差异。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合与分野，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更为开阔的方法论视界。     

从个体历史叙事到家族史叙事——新时期文学村史叙事及其探源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由“家族”叙事向“村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丈本。村史文学的发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未、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理解历史文学:叙事塑形与历史意识

从文史沟通的角度,把历史文学统一到追问生活意义的叙事本体论上,把握历史文学背后的历史意识取向,是理解和评价历史文学的关键。历史文学是叙事塑形艺术的一种,其基本内涵就是既占有史料又参照生活的故事新编和文学书写。历史事实本身已然逝去,"回到过去"的追踪固然可嘉,历史文学也不排斥去占有史料、辨析渊源的基本工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文学的书写的立足完全在于当代生活,历史意识是历史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本。当代中国历史文学的书写在历史意识和当代立场方面存在着不少缺憾,不少作品流于历史主义。     

论公安文学的平民叙事

九十年代很多公安文学作品都写灰色的小人物,与警察形象的高大全相距甚远,正是这样的写法才真正刻画了贴近现实、可触可感的质感的鲜活的警察形象,使整个公安文学作品打上时代烙印。     

从春秋历史文学看晋国国君形象

一国之主国君形象非同小可,他不仅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们的拥戴,而且定会对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从长远观点看,今天分析探讨以晋国为例的国君形象问题,对重新认识历史君主以及当今社会发展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试从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中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

易中天教授认为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对于唐明皇和杨责妃的情爱关系自古便有各家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试从其文学形象、历史形象中简要论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关系。     

历史视野中的死亡叙事--十七年文学宏大叙事中的死亡话语及其审美意境

十七年文学宏大叙事的小说创作，贯穿着当时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史现，体现在文本中的死亡事件及其思想意义与审美意境，均是从历史应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表现历史固有的广阔性。所以，阶级压迫下的苦难之死与反抗的复仇是在历史意识观照下的叙事策略；“为人民利益而死”成为重构历史记忆和确立社会认同所必须的意义赋予；视死如归则是理想化叙述历史情景的崇高意境。     

虚构与叙述方式--兼谈历史编纂与叙事文学在叙述方式上的分野

作为叙事文学范畴的“虚构”，可进一步区分为题材意义上的虚构和叙述方式意义上的虚构。在“非虚构文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新新闻小说等)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中(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质论诗学中，判定叙事文学的文学性的根本性的标准无疑是虚构性)，其“非虚构”当是就题材上说的，其“文学”(虚构性)则是就叙述方式上说的。由于它在叙述方式上，主要采用的是显示、场景叙述，故其虚构性是不可避免的。过去有关这类文体是否容许适当虚构或其虚构性的限度如何把握之类问题的讨论，由于未区分题材学上的虚构和叙述学上的虚构，致使其讨论在文体理论的建设上收效甚微。     

犹太女性的历史形象与美国犹太女性文学

审视主要历史文献中的犹太女性形象,我们发现即使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古代犹太社会,女性也并非只是逆来顺受或在宗教和政治等领域毫无作为和影响.相反,从圣经时代开始,就出现了具有独立和叛逆精神的犹太女性.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美国犹太女作家们也在经历着同样的挣扎与叛逃.     

钱钟书文艺思想生成的历史语境

钱钟书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在中西对话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深宏广博、中西贯通、自成一体的文艺思想。他的文艺思想是思想开放时代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把传统与当代文化的创新需求调合起来的历史要求,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历史的叙事到文学的叙事——兼论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

中国小说和历史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历史小说是从历史演义演进而来的关于历史、敷演史传的小说而非历史,是文学阵营里小说体例之一端。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具有文学的价值观;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历史为底本;处理好文学虚构和历史事实的关系     

从当代文学思潮看张爱玲热现象

文学史重新书写了张爱玲,却未全面认识她。张氏小说虽不能简单归于通俗文学之列,但其通俗品格在通俗文学思潮中必然引起广泛兴趣。张爱玲和她的作品也染上了商业气息,商业运作为张爱玲热推波助澜,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是乡贤，更是民族英雄--以今论古识苍水

张公苍水，名煌言，浙江鄞县人。生活于明清鼎革更替大厄会之季，高扛纲常、正气之民族传统文化大旗，从事海上抗清复明斗争。自丙戍航海，甲辰就执，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溺，首尾十九年。其志可与日月争光；其忠贞不屈，成仁就义的高尚人格精神，更可与宋末抗元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相匹媲。他是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的英雄人物的这方土地的骄傲，也是值得永远纪念和学习的乡贤。     

历史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人小说,有明显的传统历史叙事特色。这首先体现在《儒林外史》最直接借用了史著列传和类传体例,以春秋笔法叙事为宗。其次,《儒林外史》中许多故事情节也与正史、唐传奇和本朝时人诗文大量互文。这显示了吴敬梓史料勾辑运用的功力、才学见识的圆熟。最后,《儒林外史》虽是作者发愤之作,却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彰显了作者醒世救世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儒林外史》意在揭露儒林痼疾,却以描写大江南北风俗事故和日用常情入手,尚实写真,不作玄虚荒渺之谈,笔削得当,善善恶恶,人物丰满生动,从而坚守了传统历史的叙事伦理。不过,历史叙事的影响也使《儒林外史》有轻载人物结局的小小瑕疵。     

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

钱大昕是清代学术大师,在众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而于史学用力最多、成就最大。在史学批评上,他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治史境界、“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撰史原则、“博采慎择”的取材标准、“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的表述要求、“师古之是,平心度之”的批评态度、“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谨严灵活”的史法义例等等,散见于其对具体史书或史事的考证和评论中,在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历史与想象关照下的《王会解》叙事艺术

《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了繁富的四方奇异之物,这些记载是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虚构加工。在叙事上,与《山海经》大体相似的叙事模式,又通过空间铺排描写展现出阔大的艺术效果,实现了颂美周王朝赫赫声威的目的。在表现主题、篇章结构等方面,与汉大赋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后代的职贡图亦有影响。     

张九龄文学思想初探

张九龄有明确和成熟的文学思想。其要点有三：强调有感而发和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注重朴实的文风诗风；以倡导雅颂之声为核心的系统看法。其中，第三点至为明朗、最为重要，它包含了三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实现途径，即博览群籍、高谈王霸和浩瀚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