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研究的拓新与超越——评王长顺《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是一部论说先秦士人与司马迁较为详尽的专门论著。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以往研究观点有所超越。在研究内容上,把先秦士人与司马迁进行系统地研究,并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给予关照;在学术观点上,探讨了先秦士人理性精神与《史记》的创作宗旨的关系,研究了先秦士人史鉴教育传统对司马迁《史记》史学社会功用论的影响,深入系统地从先秦士人的道义传统思考司马迁《史记》的批判精神,并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话题。论著自始至终贯穿着作者对先秦士人与司马迁研究的理性思考。     

努力建设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重地

司马迁故乡的渭南师范学院,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以来高度重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抓好"一栏"(《渭南师范学院学报》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一院"(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一鉴"(编撰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一馆"(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展览馆)等"四个一工程",建设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重地,有力促进了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并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界乃至社会科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     

论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司马迁《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史记》写作的缘起和主要内容。《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二者历来是研究《史记》、司马迁生平、思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拟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客观原因来探寻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张登第编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同志们，在研究中开拓出这一新领域，这对领会《史记》要义，弘扬司马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庆可贺。书称“名言录”。名言者，善言也。那么，...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域文化观

《史记·货殖列传》历来颇受学者关注,其研究篇目"居《史记》各篇研究之首"[1]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阐释,着眼于地域文化展开深入研究的前人亦有所涉及,但成文时间较早,且多为地域考证方面的研究。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史记》及司马迁创作精神的认识,从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经济基础对地域文化的影响、变化的地域文化以及大经济区划中的小经济区划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有新论

自宋人真德秀倡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陈桐生在《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质疑》一文中从司马迁博引古籍,不一定接闻于董生、《史记》《汉书》不载司马迁师承董仲舒之事、司马迁与董仲舒同居茂陵说不可靠、《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远不及《汉书》、司马迁对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     

司马迁思想基本倾向应是道家

徐宗文同志在《略论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苏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二期)的结尾时说:“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属于儒家的,这一问题应成为我们研究司马迁及其伟大著作《史记》的根本出发点。”既然这一问题是“研究司马迁及其伟大著作《史记》的根本出发点”,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经过探讨之后,我认为司马迁思想基本倾向不是儒家,而应是道家。     

司马迁的爱与恨——读《报任安书》有感

大方之家都认为《史记·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两文是《史记》中最能体现司马迁思想与精神的经典之文。要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和《史记》的内蕴,不可不先必读《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学习了《报任安书》一文之后,笔者感悟到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司马迁的爱和恨的思想。他的这种爱和恨隐晦而不可直言,因为"有些话是司马迁不愿说而不能不     

论司马迁的商业经营思想——以《史记·货殖列传》为例

本文通过对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的梳理,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分析了《货殖列传》中典型人物的经营方式,并由一个个的具体故事探索司马迁的商业经营思想,研究司马迁的一些经济观点和主张。     

《史记》易学思想研究综述

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学基础,是《史记》思想的核心。清人最早注意到《史记》与《周易》的关系。近代学者刘师培是这一研究问题的发端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记》与《周易》的关系问题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论文,论文从易学的角度,对司马迁的历史观、世界观、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涉及司马迁通《周易》、《史记》论《周易》和《周易》对《史记》的影响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