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文派” 论略

“永嘉学派”是南宋重要的学术流派.“永嘉学派”的形成就是“永嘉文派”的形成.永嘉学者有重“文”的传统,这为“永嘉文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永嘉“好文近乎儒”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南渡文风的流播孕育了“永嘉文派”.永嘉文人明确一致的文艺追求与文论主张使“永嘉文派”得以最终形成.“永嘉文派”的存在与文学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学习理念的比较研究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关于“学习”的思想非常丰富,在学习理念方面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泰州学派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传统,永嘉学派同样主张思考,反对盲从。在学习问题上,泰州学派主张有一个老老实实的态度。永嘉学派同样认为学习必须勤苦。泰州学派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倡乐学精神,永嘉学派不讲乐,但讲志。对待实践,永嘉学派的实学精神与泰州学派的实践中学刁都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可以说．泰州学派注重的是如何获取知识,怎样获取知识的问题,而永嘉学派所理为关注的则是怎样通过实践性学习更好地为社会实践服务的问题。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千秋。     

林损——民国时期北大温州学派的中坚

民国时期,永嘉学派以其“事功”特点“衷八百年而复兴”。许多温州仁人志士重新看到了振兴区域文化的曙光。林损作为温籍知识分子,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继承和发扬永嘉学派思想,是北京大学温州学派的中坚分子。围绕永嘉学派与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关系,考察林损对永嘉学派的传承与发展,以期窥探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及民国时期复杂的学术潮流。     

刘基和永嘉学派浅析

刘基从小受教于永嘉学派传人，和永嘉学派有师承之实。他承绪事功之学，以“见于行”、“措诸用”为旨归，和永嘉学派有共同的事功理论；他“敬以一之，仁以行之”，和永嘉学派有共同的事功实践；刘基和浙东事功学派、永嘉学派诸领袖虽然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却有着共同的事功目标，通过经世治国。取得共同的事功业绩。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渊源的比较研究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都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刺激下产生的带有启蒙意义的哲学学派,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两个学派学者代表的阶层也不同。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的差异。对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渊源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两个学派的学术主旨与历史影响,从而使两个学派的历史文化成果更好地为今天的建设与发展服务。     

陈傅良交游考略

陈傅良是南宋时期永嘉事功学派中继薛季宣而起的重要代表人物,历仕孝、先、宁宗三朝,与当时的政局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陈傅良的重要交游活动能窥见其思想发展的过程,认识其在永嘉学派和浙东学派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其对政界的影响.     

永嘉三巨子与南宋孙子兵学研究

永嘉学派是南宋孙子兵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前后相继,是永嘉学派最重要的三位代表人物,他们对孙子的研究及批评对南宋孙子兵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孙子兵学研究的繁荣,同时也加剧了对孙子的质疑和批评。     

晚清瑞安孙氏家学研究

瑞安孙氏家族是南宋永嘉学派在晚清复兴的启动者。孙氏家学长于《礼》学,尤精于温州方志研究。孙氏两代“经世“观都是以经为本,兼重史学,但在对待西学和诸子学上的态度迥异。孙衣言对诸子学,尤其对西学是极其排斥的,但在孙诒让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却为诸子和西学给予了一定的空间。孙氏两代“经世“观的差异表明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之学发展至清末,已不再限于传统的“通经致用“、“以史致用“,而是会通中西,旁通诸子,推动了儒学形态的近代化与传统学术的转型。     

论《宋元学案》对浙东学派的评价 ——以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唐仲友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明确了永嘉学派分两个支流,源头都是二程洛学,一支以叶适为代表,一支以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黄宗羲承认倡导经世致用的永嘉之学是为了纠正道学末流的空疏弊病,同时指出事功之学的流弊有陷入刑名之学的危险.全祖望指出永嘉之学虽以礼乐制度为主而追求体现于事功之中,同时兼顾主敬涵养,到了叶适将内圣道德视作外王事功之根本,从而修正了薛季宣、陈傅良等人重事功轻内圣的偏向.黄宗羲从其道德与事功并重的立场出发,调和了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全祖望以陈亮晚年迎合光宗博取功名为例对其人品节操提出非议.对于浙东学派的同调唐仲友,全祖望肯定其经制之学的思想史地位,并认为朱熹、唐仲友的交恶应该平摊责任.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两个翅膀论”是在“新儒学派”、“国学派”、“鸳蝴派”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 提出的,这是个错误的理论。它贬损、攻击“五四”新文学,粉饰“鸳湖派”的错误倾向,故意在严肃文 学、通俗文学与低俗文学之间制造混乱。     

论南宋文人对《文选》的评价与接受

南宋文人对<文选>的评价趋于客观,能正确认识该总集的文学价值,并主动在文学创作中借鉴<文选>作品的创作模式.这与当时江西诗派和四灵诗派等诗歌流派的文学主张密不可分.同时说明人们回归理性之后,能客观看待<文选>及其影响.     

南朝宋郑缉之《永嘉记》考述

郑缉之《永嘉记》是较早的古代地记作品之一。郑缉之熟悉浙江地理,或有过任职于永嘉（今温州）、东阳（今金华）二郡的经历,所作《永嘉记》在北宋前期犹存于世,南宋时亡侠。虽郑缉之《永嘉记》久侠,但其侠文仍具有重要的经济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从吴潜文学思想看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南宋名臣吴潜出身理学世家,以政名、文名继其家声。他的文学思想既得到了家学家风的浸染,受到家族成员的影响,又能有所发展,成为振兴南宋宣城吴氏文学家族的杰出代表,也使宣城吴氏成为宋代一个较有特色的文学家族。     

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     

叶适碑志文探析

叶适是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代表,亦是著名的文学家。今存《叶适集》中碑志文占了近三分之一,其碑志文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叶适借志人之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文化及文学观点,体现了学者之文的特点;其次,采用多种表现手法刻画人物,人物形象真实传神;另外,注重碑志文的写作艺术,结构、句式灵活多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碑志文风格。     

论宋代楚辞观的新发展

宋代楚辞研究呈双线并进的发展新趋势。一方面．宋代楚辞学在文学研究上进一步深入，逐步涉及到对楚辞的艺术手法、楚辞的文体特征以及楚辞的审美标准等诸多内容的探讨；另一方面，宋代楚辞学又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发展特征，对楚辞比兴手法的内涵、楚辞批评以及编选的审美标准等注入了浓郁的理学价值规范。文学与理学思想在宋代楚辞研究中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宋代楚辞批评的新风格。这种楚辞批评新风格是宋代文学观与理学思潮的巨大发展，也是时代政治需求的产物。     

论北宋初文臣对齐梁文学的接受——从《文苑英华》对梁代文学的选取态度谈起

梁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是由“永明体”向“宫体”文学嬗变的阶段,是诗文律化、骈化、文采相结合的关键时期,而宋初所编《文苑英华》在梁代文学作品的选取中既具有一种兼收并取的态度,同时对宫体文学选取持有一种谨慎接受的态度。反映出宋初文臣,既从前代文学成就中借鉴、吸取营养,又要去其糟粕的文学观,这也是赵宋王朝统治者的文学观念的折射。     

宋代温州城市格局的变迁

随着人口的激增、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永嘉学派在文化上的崛起,宋代温州城市格局变迁明显,这一时期成为温州城市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从文献整理和现场勘察角度,再现宋代温州城市格局变迁的过程,探究变迁的原因,对今天温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宋代城市遗存保护开发意义重大。     

试论叶适的法治思想

叶适的法治思想已初具雏形，对某些社会问题有独到见解，作为一名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能达到如此认识高度已颇为不易。本文试从法治的两大基本要素（完善法和执行法）这一角度入手，剖析其法治思想。其中执行法这一点主要探讨对法令执行者，即各级执法官吏的选拔与任用问题。同时指出贯穿叶适法治思想的平民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