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资对全球气候保护影响的模拟分析

 基于LRICES模型,将研发投资引发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到模型中,在假设各国未来的研发投资处于较保守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分析研发投资对全球气候保护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内生化研发投资技术进步机制的作用下,至2100年,全球升温2.32℃,全球及各国的碳排放趋势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略微反弹的“倒S”型,全球的碳排放高峰为2032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前苏联、世界其他地区的碳排放高峰分别出现在2034年、2020年、2034年、2022年、2031年、2036年。虽然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较早达到了排放高峰,但205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仍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急需落实减排。在研发投资的作用下,文章提出了一个全球减排方案：发达国家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80%,前苏联地区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0%,中国和其他地区从2025年开始总量减排,至2050年碳排放量控制在2005年水平。该减排方案不仅使至2100年全球升温控制在1.92℃,而且在减排经济成本支出、效用损失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原则,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经济增长。     

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及其公平性研究——基于罗尔斯正义论的视角

现阶段全球气候谈判的重点是制定国际社会公认的公平且兼具可操作性的减排方案,而碳排放权分配是任何减排方案的核心内容.由于文化背景和国家利益不同,不同国家研究机构和学者提出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在公平性、可行性及其对不同国家未来发展权益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基于罗尔斯正义论视角解读最具代表性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所蕴含的“公平”涵义及其对不同国家未来发展权益和代际公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发达国家研究机构和学者提出的减排方案,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和学者提出减排方案更加符合正义论的要求和原则,能充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代际公平方面,对贴现率选择的差异反映出不同经济学家在价值观念和协调减排当前成本与未来收益问题上的不同理解.文章最后指出,我国学者应该加强在气候变化尤其是碳排放权分配领域的研究,为我国实施节能减排战略和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与坚实的理论基础.     

公平视角下中国地区碳排放权分配研究

在国际碳博弈中,碳排放权的主流分配原则有10余种之多,应用不同分配原则的分配结果差别迥异,地区对不同原则的偏好或排斥也较为悬殊。为寻求分配协商共识,要求必须建立以公平为基础的分配方案。本文首先基于2017年全球碳浓度变化测算出全球排放空间和中国的排放总额,进而利用等人均、等产出、等空间、历史排放以及地区碳汇5个单一原则实现从全国总额到地方配额的分配。根据单一原则下各地区的分配数据计算各原则对应的相对剥夺系数,并以相对剥夺系数为基础的公平感受评价构建权重,最终形成多原则综合加权的分配方案。通过对2017年为例的碳排放权分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①基于单一原则的配额分配结果表明,历史排放原则是最有利于中国排放权配额获取以及最能体现地区分配公平的原则。②五大原则的综合加权分配结果表明,获得配额最大的3个地区分别为：山东、江苏、广东;获得配额最小的3个地区分别为：海南、宁夏、甘肃。各省配额汇总的全国碳排放权总额为603464.5万t,与当前实际排放存在数200000万~300000万t的差距之差,与中国国际减排责任分担较为一致。③基于个体感受公平的加权分配方案具有良好的操作性、稳健性和兼容性。为切实推动全国碳排放权分配工作实施开展及更好的实现地区生态资源配置公平,主要建议如下：碳排放权配额分配要求科学合理的制定全国分配总额,使地区和企业形成稳定的配额预期;有效设计分配原则方案,兼顾公平性和可操作性,地区减排责任分担不搞“一刀切”。     

不确定性下的中国减排方案寻优研究

在王铮等（2010）气候保护经济政策模拟系统的基础上,考虑全球温度变化的不确定性,模拟研究了既适合全球的减排行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减排方案。研究以至2050年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二氧化碳当量以内、至2100年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以内为前提,首先模拟了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减排方案的效果;然后针对中国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总量减排情景展开经济政策模拟;最后在全球温度变化不确定性背景下,比较分析了总量减排方案对我国的影响。研究发现：从短时期来看,总量减排行动将会给我国带来损失,但从长时期来看,适时适量展开总量减排将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在全球温度上升不确定的条件下,较优的全球总量减排方案为：至2050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80%;前苏联地区比1990年减少50%;中国与其他地区从2025年开始总量减排,至2050年中国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28%,其他地区比2005年减少20%。     

科斯定理与排放权交易制度供给

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成为国际以及世界各国国内经济发展绕不过的重要问题。国际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在发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发达国家开始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性减排责任。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尽管承担的是非强制性减排责任,但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无疑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承载压力。科斯定理为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节能减排提供了理论支撑。尽管中国的排放权交易市场仍然处在地方试点的阶段,但是制度供给具有前瞻性要求,因此,健全排放权交易的制度供给意义重大。本文从排放权确权、分配,财税制度、融资制度、经纪人制度、法律制度等多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寻求合理的全球碳减排方案——气候变化经济学集成评估:建模、开发与系统应用

全球碳减排方案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问题。气候保护方案各有不同,为寻求合理的减排方案,需要不断地探索和计算全球经济气候变化情况,因而形成了大量的数据处理和计算工作。基于相同的理论模型再构建减排方案,则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计算。本文在气候保护理论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具有方案评价普适功能的气候保护政策评价系统,从而很好地避免了冗余计算这一问题,另外,该系统具有较强的平台可扩展性和适应性,在深化研究中可以基于本系统扩展其他功能模块,避免了重复性的系统开发工作。     

经济发展的SST效应对CO_2排放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了CO2排放的分解模型,并以1994年为基年,对1999～200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S)、结构效应(S)和技术效应(T)对CO2排放变化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CO2排放总量在不断增长;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S)是增长的推动因素,技术效应(T)起抑制作用,结构效应(S)影响力甚微,规模效应(S)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技术效应(T)的减排作用;技术效应(T)对CO2排放增长的抑制作用在减弱,减排的突破口在于经济发展的结构效应(S)。     

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变化及其对全球减排的贡献

为明确中国温室气体峰值排放变化及其对全球减排的促进关系,本文通过从行业终端出发的温室气体排放模型,利用联合国相关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等机构的数据,结合中国能源战略规划目标设置了由弱到强的三种减排政策支持力度,分析了当前至2060年的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特征与达峰时间和累积排放量变化,以及中国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主要结论有:(1)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既有能源政策支持下,将于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144.28±7.48)亿t CO_2eq,2020—2060年累计排放量将比无减缓政策情景减少约2243.82亿t CO_2eq;(2)加快能源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尽早达峰,如中国在2025年达成2030年能源规划目标,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时间将提前到2027年,其峰值(133.88±6.03)亿t CO_2eq,2020—2060年累计排放量较2030年达峰的情景减少约517.46亿t CO_2eq,尽早达峰可使排放总量显著下降;(3)在各国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s)承诺顺利实现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达峰时间从2030年提前至2027年,不太可能改变全球排放达峰的时间(2031年),但可使全球排放峰值从534.89亿t CO_2eq下降为523.54亿t CO_2eq左右,2031—2060年的全球排放量下降速率从4.26亿t CO_2eq/a提高到4.38亿t CO_2eq/a。     

区域碳排放权减排分配机制设计——基于1.5℃温升目标

确定中国在现行目标和温升1.5℃目标约束下2030年的碳排放权减排量,基于6种分配原则建立地区碳排放权减排机制,并对比达到零和博弈数据包络分析(ZSG-DEA)有效时各省份的碳排放量与减排责任量,据此分析中国八大经济区之间呈现出的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平等原则、累计排放原则和经济指数原则的分配方案中,经济较发达的省份负担了较多的碳减排压力;(2)考虑效率的综合原则、偏公平原则和偏有效原则下,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碳减排责任量增加较多,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3)加入碳排放强度因素的地区碳减排量分布和达到ZSG-DEA有效的地区碳排放量分布均呈现出集聚在沿海经济区的趋同空间特征。     

减缓与适应: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潜在的气候损害性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内禀特征,同时也是减排应对的根本目的。积极的减排行动一方面可以缓解可能的气候变化损害,带来环境正效益,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相应的宏观经济成本。从成本-收益角度看,中国单边减排行动的经济性如何,适应在改善这一经济可行性方面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的研究在气候变化形势日趋严峻且各国共同减排协议始终难以达成的背景下尤其重要。基于中国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集成模型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单独排放控制行动的温控贡献十分有限,且付出的经济成本远大于其带来的气候损失对冲收益;提高气候适应能力是改善单独减排行动经济性的重要途径,且相比之下,适应在减少气候变化损失方面的效果更为显著。     

不同配额分配方式对中国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影响——基于流动性、波动性与有效性视角的考察

碳市场交易是通过市场机制降低碳排放量的有效方式,不同配额分配方式对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中国碳交易市场为例,选取北京、天津、广东、上海、福建和深圳6个碳交易试点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流动性比率指标、对数收益率指标、随机游走过程以及双重差分模型,对不同配额分配方式下中国碳交易市场运行的流动性、波动性、有效性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显示：①历史法下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好于基准线法,提高拍卖法在混合配额分配方式中的占比也能提高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②基准线法、历史法和混合配额分配方式下碳交易市场的波动性均较小,提高拍卖法在混合配额分配方式中的占比会稍许增大碳交易市场的波动幅度。③混合配额分配方式比单一配额分配方式更有利于提高碳交易市场的信息有效性。④基准线法下的碳交易市场减排效果较好。本文研究结论揭示了不同配额分配方式对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影响,对制定更加科学的碳配额分配方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国际贸易渠道的环境污染转嫁研究

本文基于博弈论思想,对国际贸易双方分别与本国政府的环境规制进行博弈分析,发现如果不能合理地把环境成本内化为商品成本的情况下,加之各个国家对环境污染管制的严格程度存在着空间的不均质性,将出现通过国际贸易渠道,转嫁环境污染的问题。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分析,如果为了鼓励出口创收而放松对出口企业的环境污染监管,未能将环境污染成本内化,则出口环境污染密集型产品相当于出口国政府通过出口帮助进口国承担了环境污染治理费用。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的路径选择包括庇古税、环保补贴、排污权的初始分配、科斯式排污权交易、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ng technologies

Our study is a quasi-replication of Dechezleprêtre et al. (2013), which was among the first studies to find a strong role for IPRs in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climate change and mitigation technologies (CCMTs). Their result is at odds with the received wisdom on the ambiguous role of IPRs in determining technology transfer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strong IPRs can enable a market expansion effect and result in technology transfer but they may also strengthen monopoly power, increase value and reduce the incentive to transfer a large volume of technology. We extend the Dechezleprêtre et al. (2013) study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OECD and non-OECD groups of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effect of both de jure and de facto IPRs, and extending the period of study to include the years 2008–2018, when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lowed down. Our exercise reveals that technology transfer to non-OECD countries is associated with a different set of policies compared to OECD countries. We also find that strong IP policies have not had the same beneficial CCMTs transfer outcomes in 2008–2018 as they did in the earlier period and in fact strong de facto IPR reduced the volume of CCMTs transfer to all countries.     

激励约束视角下中国碳市场的碳减排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经济手段。为系统性探究碳市场的碳减排机制,本文聚焦于“两省五市”试点碳市场的政策差异性,利用2014—2020年市级数据,分别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视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①就碳市场的激励机制而言,碳定价水平是影响碳市场碳减排效应的核心要素,碳市场的交易活动总体而言则没有显著影响;②然而,碳市场的交易活动对碳减排具有碳价格的门槛效应,当碳价达到一定水平后,碳价才会通过碳交易对碳减排发挥显著作用;③就碳市场的约束机制而言,约束性政策主要集中在碳市场的非交易环节,其中配额政策的碳减排效应显著,而监督、报告、核查政策（MRV）和惩罚政策尚未显现出对于碳减排的约束力。因此,为充分发挥碳市场的碳减排效应,建议引导碳市场形成能够反应碳减排成本的碳定价水平、尽快建立碳市场的最低限价制度、采取相对严格的碳配额核定方法等约束性政策。     

技术进步推动下全球经济增长与自主碳减排效果研究

针对现有的IAM在技术进步机制上存在缺陷,本文CIECIA模型（Wang等,2016）中引入广义低碳技术概念,以研发投资驱动过程技术进步速度的方式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进行预测,并模拟了研发投资率提高对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碳排放需求,其中中国在2034年左右达到碳高峰,而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其碳排放处于下降趋势。研发投资率的提高可以明显降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使其碳高峰大幅提前。当研发投资率提高到7%以上时大多数国家可实现其INDC目标,并将地表温度控制在2℃以内,而16%的研发投资率可实现2100年1.5℃温控目标。然而,由于各国的研发能力有限,短期内研发投资率很难大幅上升,因此单纯提高研发投资难以实现全球气候保护目标。从政策设计的角度出发,提高研发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适合与其他生产破坏型减排措施组成政策簇,补偿由其他减排措施带来的经济损失,提高减排政策的可行性。     

全球供应链视角下的中国碳排放责任与形象

碳中和目标下,基于供应链调整各国间的碳排放关系,明确中国碳排放责任与形象,对于中国深化绿色发展、实现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供应链视角,引入生产与贸易中的碳排放问题,并构建碳供应链测度分析模型。本文基于2008—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数据,首先,明确中国在碳供应链生产端的国内生产长度、国外生产长度,以及中国在碳供应链贸易端的碳出口、碳进口规模;其次,测算并总结中国、美国等19个世界主要国家碳净出口与国内碳排放情况,对比分析上述国家碳泄漏与碳减排情况,从而剖析并刻画中国碳排放责任与形象;最后,基于19个世界主要国家碳供应链生产、贸易端的情况,总结得出各国碳供应链国内、国外情况,进一步探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与形象调整方向。结果表明：①中国国内生产长度呈现二、三、一产业梯次化衰减特征,国外生产长度明显趋短,且能源、电气等关键产业陷入低端锁定困局;②中国年均碳出口、碳进口分别达880.375 MT、401.328 MT,碳规模位居世界前列;③中国贡献了41.21%的碳净出口份额,美英日法则形成686.511 MT的碳泄漏缺口,中国以全球最大的碳净出口国家身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承担积极的碳排放责任;中美俄国内碳排放达到1000 MT以上,但中国碳减排率达3.79%,显著高于美国2.07%、俄罗斯-1.05%,中国以较高的碳利用率呈现碳减排形象;④中国国内、国外碳供应链均处于“野猪型”状态,碳供应链质量有待提升;发达国家国内碳供应链多以“水牛型”状态出现,萎缩的经济降低了生产能力与碳排放量;国外碳供应链中,发达国家多呈现“乌龟型”特征,碳减排乏力且碳排放责任推诿。因此,中国须针对生产环节调整产业结构,摆脱产业依赖,继续秉持大国碳减排责任、呈现积极的碳排放形象。     

中国碳市场顶层设计重大问题及建议

基于中国碳市场建立的背景、社会经济影响及其有效运行条件,文章系统分析了与中国碳市场顶层设计密切相关的重大议题,包括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及经济结构调整、低碳技术创新、能源市场化改革、与其他能源环境政策之间的协同互补等。根据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及未来改革发展方向,对未来全国碳市场顶层设计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