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无妻性

母性、女儿性，妻性是女性作为母亲，女儿和妻子所特有的属性，这是女性作为女性的人格的基本构成，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却以“无妻性”为其人格特征，因为在以尹子为中心的文明朝代，女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历史性地失落了”，因而，妇女的解放、女性正常妻性的恢复，并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妇女解放问题，而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社会解放问题。本文以鲁迅杂文中的一些观点为根本依据，对鲁迅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无妻性及其相关问题作了比较透辟的阐发。     

亲情关系中的女性角色及价值定位

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主要为女儿、妻子、媳妇、母亲等,而由女性这一家庭角色所衍生出的女性特质则是“女儿性”“妻性”“母性”等。作为综合属性,三者始终蕴含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而何种特质占主导地位,这与女性的角色阶段、责任意识、价值定位等密切相关。在情感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女性唯有正确理解自身在亲情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及价值体现,才能处理好各种家庭情感问题,从而在立足社会时少一些后顾之忧。     

"她们"的"神话"--试论张爱玲的女性文本

上海沦陷区女性作家张爱玲,由于所处的时代、社会、家庭环境及其个人独到的女性经验的影响。在主观上她渲染性别意识,以一个边缘者的姿态进行女性经验的书写,以素朴的人生描绘来彰显她的清醒的成熟的女性意识。她的女性文本具体表现为对传统“母性”、“妻性”、“女儿性”的否定．以示必须走出女性神话。     

祥林嫂是“无妻性”的典型吗?

林志浩同志的《论<祝福>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见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文学论集》第一集)一文,在探索祥林嫂悲剧的深广意义时,提出:“在祥林嫂身上,只有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她是鲁迅心目中的‘无妻性’的典型。”这个结论是难于使人接受的。 所谓“无妻性”的命题,是鲁迅先生在1927年9月24日写的《小杂感》一文中提出的,它的主要锋芒是针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以“英雄”的姿态和“讲演”的形式欺骗人民的卑劣行径,而《祝福》写于1924年2月。我们很难设想三年半以前写的小说,是三年半以后的某种思想的典型。再说,纵观鲁迅先生一生的言论著述,找不出只言片语说他塑造的某个形象是他“心目中”某种思想的典型。相反,鲁迅却多次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而历来所见     

两性关系遭际之于二周女性解放思想影响之比较

两性关系遭际给鲁迅、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带来了深隐的影响。鲁迅的女性解放思想以对女性的社会关怀为关注．在对女性的精神依附性进行批判的同时呼唤女性社会人格的独立和强大．其中隐含着封建包办婚姻的教训和痛苦：而幸福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则使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以女性的世俗幸福为关注．致力于建立“女性本位”的伦理新秩序,使女性得到“性”的权利和科学常识的陶冶．从而充分享受为人妻母的自然角色的幸福。     

一个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读《琐忆》

唐弢同志为纪念鲁迅先生八十诞辰而作的散文《琐忆》,是一篇以记叙为主又有着浓烈的抒情意味的散文。作者选取了自己与鲁迅先生交往过程中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作为这篇文章的基本材料,写出了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表达了作者深沉的怀念之情。文章开头,引用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是鲁迅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因此,用这两句诗统领全文,就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先生“能憎,才能爱”的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作者正是以这种鲜明的爱憎感情为经,以亲     

沉默与言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地位

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社会文化历史的边缘，她们具有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而丧失了文化性别和精神性别。女性主义兴起后，觉醒的女性向男权社会挑战，她们以行动颠覆女性的社会边缘性。女性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文学描写中女性形象的地位。鲁迅、茅盾等以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提出了女性面临的问题，但女性是沉默的；庐隐、冰心、丁玲等以日记体、书信体的形式，让女性以“我”、以“妇女”的名义和身体去讲述、去言说，从而确立了女性自我言说的地位。     

被遮蔽与自我遮蔽:无法逃脱的妻性悖论

作为女人天性重要的一部分,"妻性"常被作为分析女子形象的关键词,然妻性概念本身却未能得到充分探讨。通过解读苏青、张爱玲等作家的小说文本,可以分析得出"妻性"的两层内涵,即作为与夫性相对应的女性角色,对丈夫情感上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和排他本能的占有性;作为女儿性的延伸,具有人身和精神上的平等与独立。由于经济权的不平等,为人妻者往往无法逃脱对人身与人格平等要求之间的内在悖论。     

何处是归程——解读庐隐和徐坤小说中的知识女性

庐隐和徐坤两位女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女性解放所面临的人格裂变和精神苦痛。作为“五四”后第一代知识女性，庐隐作品中的“现代娜拉”在觉醒后无路可走的郁闷彷徨中找不到精神家园。半个多世纪后，徐坤笔下的现代女性实现了“五四”女儿走上社会，寻求自我价值的梦想，却又在社会和家庭的两难选择中陷入了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     

扼住命运的咽喉——丁玲《母亲》的女性主义解读

丁玲的《母亲》以一个弱女子成长为自主、独立、主体的女性过程，揭示了女性在生存的关键时刻，扼住命运的咽喉，挖掘生命的潜力，从而超越生命；启示女性只有以主体的姿态，自我把握，敢于承当，才能实现人生命运的转换。“母亲”具有的“男女平等”的性别信念及其具体作为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觉醒了的中国现代女性卓越的性别自觉，更为新时期女性走向自我的全面解放提供了行为借鉴和全新的精神力量。“母亲”对“女儿”成长的巨大影响启示女性尤其是母亲应以自己自强独立开放的人格素质影响下一代，同时丁玲母女之间的这种“朋友”与“知己”关系更是新时期“母女”姜系的右矗借鉴．     

林则徐女儿的遗嘱

林则徐的女儿,当时享有巧女、才女之称。她华年早逝,生于中秋,死亦中秋。临终前曾自撰挽联副,以嘱咐丈夫和女儿,挽联写道: “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谈死妇; 汝从严父戒哉,小妮子终当有母,倘异日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即亲娘。”     

秦汉女性家庭地位管窥

本文论述了在秦汉社会大转型时期，在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与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在作为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角色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秦汉妇女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既不同于西周奴隶制社会中的妇女，也不同于封建社会后期在“三从四德”严酷压抑下的妇女，而是有着相对独立自主的人格地位和经济地位。     

《抚摸岁月》:“双性同体”理想人格的塑造——何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福建客家女作家何英的《抚摸岁月》是一部反映客家社会风土人情的长篇小说。以“双性同体”理论为主线, 从女性主义视角剖析《抚摸岁月》中的母女形象双性同体人格形成的过程,透视母女两人内心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描述在女性意识觉醒的作用下双性人格从母亲到女儿身上的发展变化及两性人格特征在女儿身上的和谐统一,为深入剖析《抚摸岁月》中的女性形象提供新的途径。     

谈鲁迅小说创作中对女性生存环境的艺术再现

在鲁迅笔下的小说世界里,女性的生活环境是人间地狱,她们生活的年代是黑暗的封建社会。鲁迅曾将这一历史时期国民的生存环境形象地比喻为“铁屋子”。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社会的铁屋中,不同阶层的国民被严格地固定在不同的生存空间,他曾引用《左传·昭公七年》中的说法:“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最低的一等是“台”。鲁迅接着问道:“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可见,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只是等下之人。鲁迅为女性深感不平:“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     

《多维视角下的鲁迅论稿》简论

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江西九江学院文学教授李彪撰写的《多维视角下的鲁迅论稿》专著,2008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30万字,分为六篇及附录篇。第一篇是“人格篇”,主要论述鲁迅思想、性格、人格、文格及其有关等方面的问题。第二篇是“比较篇”,主要论述鲁迅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以及鲁迅作品的乡土性。     

谈鲁迅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异化

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多或少的浸浴着异化的色彩，俘虏于封建男权的包围之中，主要表现在妻性的丧失。同时鲁迅又着重刻画她们母性的膨胀，显然别有一番用意，这无疑与鲁迅一生的终极理想相契合，即寻找天性之爱。     

传统与现代视野中的身体想象与女性解放--论鲁迅与张恨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20世纪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了实现富国自强,女性作为一股长期被忽视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少“五四”女青年完成了由贤妻良母到新女性的转换,从幕后走上社会大舞台,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理想。鲁迅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开启了中国人对新的身体存在形式的构想。张恨水则写了一系列女性积极谋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女性“出走”以后怎么办的解答。可以说,鲁迅是客观、清醒地思考女性命运的,但由于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的男性视角,而无法真正进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张恨水则填补了鲁迅留下来的空白,他从女性立场去书写女性内在的精神创伤,并回答了“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鲁迅小说中的另一种“我”——与张箭飞博士商榷

张箭飞博士在《词语细读:论鲁迅小说中的“我”》一文中,通过解读鲁迅小说中的关键词语“我”,认为在鲁迅的小说中,除了那些“无我性”的病态人格和“空心人”之外,“的确找不到一个理想的人格”。其实不然,鲁迅小说中,除了那些病态人格的“我”之外,同时也塑造了如“狂人”、“疯子”和《一件小事》中的“我”这样一些自我完整、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健全人格的典型,他们是鲁迅笔下另一类中国国民的魂灵。     

女儿性、妻性、母性——《女孩子的花》与《大家小事》对比阅读后的思考

由《女孩子的花》《大家小事》的对比阅读,引发对鲁迅的"女儿性、妻性、母性"说的思考。在厘定这三个概念并阐释其中的疑问之后,本文认为"女孩子的花"之所以陨落是由于把"母性"完全置换为"妻性",而《大家小事》中富有弹性和张力的夫妻关系是由于"妻性"适度渗透进"母性"而造成的。《女孩子的花》的叙事语调是"女儿性"的:天真、唯美、浪漫;《大家小事》的叙事语调是"母性"的:深广的同情贯穿其中。     

灶神之妻之新生——谈《灶神之妻》中女性主义的叙事方式

谭恩美第二部成功之作《灶神之妻》从华裔女作家的特殊视角出发,以母亲和女儿为共同叙述者讲述了一位受中国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母亲在父权社会中从奴役到觉醒到反抗的故事,解构了传统的灶神之妻的形象,使其获得了新生。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表现方法来分析其觉醒的过程、反抗的方式及女性获得权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