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美文是忠孝的彰显——诸葛亮《出师表》与李密《陈情表》对读

《出师表》与《陈情表》分别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和西晋初年蜀汉旧臣李密的传世名作.前者旨在为国事尽忠,后者旨在为祖母尽孝,两表均是天下至性至情之文,虽然两位作者所处的乱世早已成为历史,但其作品所彰显出的“忠”“孝”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却超越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穿透时空,影响着后世.     

杨戏《季汉辅臣赞》浅析

蜀汉史学家杨戏所著《季汉辅臣赞》是三国时期论赞体的杰出作品,具有相当重要的史学价值。杨戏以“季汉”为名作赞,确立了蜀汉正统的话语,而汉末三国的正统论的论争亦发端于此。《季汉辅臣赞》对于蜀汉君臣的品评相较于陈寿的品评不尽相同,两者对于人物的态度各异,《辅臣赞》中更是有许多陈寿所没有品评的人物,笔者将做简要分析,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缜密的文思,巧妙的布局:《陈情表》赏析

古代士林中常有“读《出师表》不流泪,此人不忠;读《陈情表》不流泪,此人不孝”之语。这两篇散文皆以情愫殷切动人而名闻于世。二者中的《陈情表》是蜀汉降臣李密为了说明自己因奉养祖母而不能为官的苦衷而上的奏表,除了以“至性之言,悲恻动人”外,那成熟缜密的文思,匠心独具的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论《桃花扇》《长生殿》的同中之“异”

《桃花扇》与《长生殿》尽管都产生于清初,作者的生卒年及成书时间也几乎一致,而且都是以戏曲的样式,并以爱情为作品的切入点;但一个旨在探讨兴亡,一个旨在歌颂一切“真情”的伟大,其语言及演绎历史也存在差异.这使得二者相映成趣、交相辉映,成为清传奇中的巅峰之作.     

“情”之切切——《出师表》与《陈情表》“情”之对比

《出师表》与《陈情表》分别选在著名的《昭明文选》的三十七卷(李善注六十卷本)的第二篇和第六篇,是三国时期蜀汉名相诸葛亮与西晋初年蜀汉旧臣李密传世名作。前者旨在为国事尽忠,后者意在为祖母尽孝,两表均是天下至情至性之文。     

从《汉书·艺文志》称《诗》,看《诗》在西汉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和《毛诗》均有著录.通过对《三家诗》著录的考察,认为“故”和“传”分别为汉人不同的解《诗》经文的方式.又联系汉代人和清代人对“故”和“传”的解释,认为“故(故训)”是对《诗》经文属于文辞方面的解释;而“传”则是对《诗》经文属于内容方面的解释.就《毛诗》系统说,今所谓《毛传》,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故(故训)”;今所谓《毛序》,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传”.以此出发,揭示出西汉《诗》(特别是《毛诗》)传本的状况,并对纷争不休的《毛诗序》形成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视角.     

《陈情表》导学举要

一、历史上的李密和晋武帝 公元263年,蜀汉灭亡。265年,司马炎（晋武帝）以“禅让”的方式,废魏元帝曹奂自立,建立晋朝。267年,晋武帝征召曾在蜀汉先后担任郎中和尚书郎职务的李密,先任命他为郎中,不久任命他为太子洗马。李密因为祖母年事已高、无人奉养而辞不赴命,但又怕被晋武帝怀疑是心念旧朝,矜于名节,从而招致祸患,于是围绕“愿乞终养”的请求,饱蘸血泪,写下了这篇千古流传的《陈情表》。     

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诸葛亮形象三辩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是最为成功的。《隆中对》的战略构思是正确的；诸葛亮为蜀汉政权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诸葛亮不是“愚忠”；《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只能是白壁微瑕。     

从《左传》《国语》所载逸诗的属性看“孔子删《诗》”

前人对于“孔子删《诗》”的否定,虽论据众多,但实际上真正较有说服力的仅只一条,即“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的矛盾.然无论是“古诗三千”还是“逸诗”稀少,否定论者的理解都值得商榷.所谓“古诗三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不仅带有夸张色彩,而且也是指各版本累加的总和;所谓“逸诗”也并不是整部《诗经》之逸,而只是部分显贵地区的诗歌之逸,特别是《周颂》和二《雅》之逸.由于《周颂》和二《雅》的政治地位比较高贵,本来被删的几率就不大,因此以经传所载“逸诗”之少而否定“孔子删《诗》”,这样的论证也同样是不可靠的.     

《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好”字释义异同分析

本文旨在比较《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好”字释义的异同,通过分析两部词典中“好”字义项收录、义项分合、词性标注以及所收词条等,指出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及释义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期对释义理论、语义学研究和词典编纂工作起到促进作用.     

谈谈《陈情表》的语言艺术

晋武帝泰始三年(267)，朝廷征召蛰居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东)的蜀汉旧臣李密出仕。先授郎中之衔，旋除洗马之职，“过蒙拔擢，宠命优渥”。晋武帝司马炎何以急召一介布衣李密人京委以重任?李密以孝闻于世。“祖母刘氏，躬自扶养，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晋书》本传)司马炎“以孝治天下”，李密是一个行“孝”的典型。此其一。李密是蜀汉名臣光禄大夫谯周门人，魏灭蜀(263)，谯周力主刘禅投降，而李密为谯周得意门生，朝廷视之，不属“异类”。此其二。其时，蜀灭四年。     

恨不相逢未嫁时——屈原《湘君》《湘夫人》之我见

《湘君》、《湘夫人》(以下简称“二《湘》”)是屈原《九歌》的第三篇和第四篇,它们实际上是同一首诗的上下两章。这是一首抒写“巫者”的失恋之歌．同时也是一曲“节妇吟”。以上是笔者对二《湘》长期思考所得出的结论。     

论《诗经》要旨—《关雎》之道——立足《毛诗序》的解读

《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根据儒家诗论系统,结合《毛诗序》合理的理解和解读《诗经》中所蕴含的思想,从“人伦礼仪”、“天下之乱礼乐王道”及“天人阴阳谐和”三个逐渐深入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从现实层面阐释《诗经》的要旨一“《关雎》之道”的文化内涵,便于《诗经》以本来面目走向大众.     

折中于文士与讲学之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诗经原始》阐释模式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经学阐释分为“讲学”与“文士”两家,并标举为宋代以后两类代表性的阐释模式.这样的划分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官方地位和特殊影响力,也波及到当时及后来学者的经学研究中.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在阐释方法上印表现出与《四库总目》的学术史关系,形成了其别具“文士”阐释特色的《诗经》学研究.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出师表》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

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师北伐前针对蜀汉政权内政外交的严峻局势，通过《出师表》对后主刘禅阐明了出师的原因和人事安排，以及对后主的担忧和劝戒；《出师表》运用多种写作手法，结构完整，流畅自然，不但是表章学的精粹，也是名的散名篇。     

费氏《易》以“《彖》《象》解经”发微

“《彖》《象》解经”兼具象数、义理两种方法,以“象数”解《易》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六爻所处的位置以及爻与爻之间的关系,其所用象的内容较少,而且和《说卦》有一定区别。以“义理”解《易》则有以“理”解《易》和以“史”解《易》两种。传承费氏《易》的荀爽、郑玄《易》学并没有完全遵照费直解《易》的方法,而是在吸收其他《易》学基础上有所创新。通过分析“《彖》《象》解经”可知,荀爽二卦互易说、虞翻卦变说在《彖》《象》中已经出现,二说或与费氏《易》有一定关联。     

唐修《晋书》取材《世说》的是非得失

唐修《晋书》取材《世说》,一直为人诟病。其立论标准,分别基于史料采集与史传编著两个视角。但是,就前者而言,唐修《晋书》取材《世说》,恰恰不是“做错”而是“做对”了;就后者而言,它却是做得“不够”、“不好”。究其原因,在于“诠次旧闻”有余,“裁成义类”不足,因而见事不见人,有史而无传。作为“史家极则”,“传以志人”,必须传人传神,唐修《晋书》取材《世说》,以其成功与不足,为后世留下了双重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