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名家大姓与滇西盐井开发

明清时期,白族名家大姓在滇西盐井区域的开发中,促进了人口、经济和文化这三大过程的整合与变化,使偏于滇西一隅的白族盐井地区民族社会进入了“略与中夏同”发展层面,为祖国西南边疆各民族的融合与国家认同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论西南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

我国作为少数民族较多的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历代王朝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非常注重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当今我国56个民族中,集中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较多,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成为当前社会综合发展的重点。文章拟就民族走廊的概念及西南民族走廊空间结构和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性的分析,并西南民族走廊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启示作简要阐述,意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纽带的西南民族走廊,在西南地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共同发展更为重要的作用。     

既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古代贵阳教育

贵阳成为一个地区的"中心"和"枢纽",主要是国家军事需要的结果,而绝非贵阳及其周边地区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聚集的水到渠成。在元、明、清时期,贵阳及其所辖地区的教育事业,陷入了贵州这一地区长时期所形成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所筑成的窠臼。     

1949——1957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1949——1957年之间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从传统自治、半自治治理模式向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时期。虽然社会治理中传统治理模式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国家设立的社会治理机制开始产生重要作用,其中国家设立在区、乡、村三级基层政权组织建成,人民调解组织、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每个县级行政单位中开始设立,此外,大量的特别法庭、巡回法庭的设立,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正式行政组织、司法机构、纠纷解决机制,改变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整个运行机制。但到1958年人民公社广泛建立以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量传统的民族社会组织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的转变,社会治理机制中具有相同的共性,传统社会治理机制机制仍起到重要作用。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考察——以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

明清时期中国腹地人口剧增,西南边疆相对于西北边疆自然环境更为优越.边疆地区所谓的“闲置”态势成为缓解生存空间的主要方式与选择.在明清王朝缺乏整体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系统规划的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过渡开发.大理地区历史上是云南边疆较早得到开发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明清以降,是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开发的黄金时期.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随着明清时期国家统治力量的深入及强化,在腹地人口剧增的双重影响下,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直视、反思与应对是后历史时期当有的态度与行动.     

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

彝族是我国西南各兄弟民族中一个约有两、三百万人口的民族。在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小凉山地区,东起西昌,西至雷波,北起大渡河,南至金沙江,是彝族现在仅存的一个最大的集居区。这个地区的面积约有十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76万左右(内彝族63万多,汉族十万多)。作为这个地区彝族的社会经济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还保留着奴隶制度。一、凉山地理环境与人口对彝族社会性质的研究中很容易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凉山彝族在过去长时期内处于汉族封建社会的包围圈中,为什么在这种长时期的包围中还能保存这种落后的经济制度?汉族封建制度对彝族社会的发展曾     

论秦汉时期鄂湘赣的民族和经济

秦朝、两汉时期是鄂、湘、赣地区民族统一和经济文化空前大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蛮人）也在经济来往与战争中，增强了与汉族人民的联系，共同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代宣慰司的边疆演化及军政管控特点

元朝的宣慰司创设于蒙元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内地向边疆的演化过程,在元代中后期突出分布于西南边疆。元朝西南边疆宣慰司是边疆军政管控机构,其长官宣慰使均兼都元帅或管军万户等军事职衔,负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军事招讨和管控,形成了符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特点的特殊的管理模式,并在西南边疆承担着军事镇戍、屯田、保障交通和疆域开拓重任,为元代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浅析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

经济文化类型是民族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化现象造就了多样的经济文化类型,大体可概括为四种基本类型,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新兴的工业经济文化类型并不适应,充分发挥传统经济文化类型的优势,是加快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加以重视的重要方面。     

大西南期间的邓小平的领导艺术

大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建国初期约有几十个少数民族,民族矛盾和差异广泛存在。我党在初入西南时,面临着诸如征粮、剿匪、社会改革、发展经济和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的问题。邓小平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特性,在工作中发挥了因地制宜、以诚相待和坚定原则性等领导方法,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完成了西南的解放和建设的任务。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主要族群及其社会经济面貌

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等西南边地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中原王朝鞭长莫及,致使当地人口严重夷化,并形成多支较大的族群.其以流域上中游地区的夜郎濮僚、中下游地区的武陵蛮夷,以及下游地区的巴蛮夷族最具典型.与之对应,濮僚族群所居夜郎地区、武陵蛮群所居苗族地区,以及巴蛮夷群所居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亦最具有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民族社会经济面貌的代表性.     

华夏文化视域中的西南与西南社会——秦汉时期巴蜀华夏认同的确立过程

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原华夏人群对西南和西南社会的认识了解,是伴随着华夏认同与华夷边界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形塑的,巴、蜀不同族源故事的讲述即其明例。从土著族源的"淡化"、"失忆"到"华夏共祖"及共祖祖先们在巴蜀地区遗迹、"记忆"的重新发现,巴蜀在血缘、空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认同上被逐渐吸入华夏。华夏西南边缘从最初的巴、蜀进一步移到后来的"西南夷"地区,反映随着华夏政治力量扩张,"新边缘"不断地调适,最终在经济和文化上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华夏群体。     

西南民族学校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使命

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现实为西南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创生了独特的生存环境,发展西南民族学校教育不仅关系到提高西南地区民族人口素质、培养民族人才、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多元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促进西南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而且关系到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在西南民族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使命.     

略论郭松年《大理行记》及其史料价值

郭松年曾于至元十六年到至元二十五年、至元三十年六月以后两次到云南,游历了云南、白崖、赵州、龙尾关、大理等地,留下《大理行记》等传世作品,成为研究南诏、大理时期和元代初期大理地区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对游历地的山川地貌及古迹的记录,对研究元初大理地区的行政区划、山川名号和地理分布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体现了作者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思想,反映了大理时期云南的社会状况。     

抗战时期西南建设述论

近代以来，西南地区大规模的建设有两次：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二是在三线建设时期。抗战时期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西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西南建设做一述论。     

论明清时期安顺儒学兴盛的原因及社会影响

明清时期是安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不仅稳定了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了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兴办学校,创办书院等有效手段,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从而大大促进儒学的发展和传播.同时,由于明代户籍退出机制的实施,以及清王朝社会危机的直接影响,客观上刺激了儒学的发展与兴盛.儒学在安顺地区的发展与传播,调整了民族结构的分布,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推动了安顺民俗文化的转变,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明清云贵地区苗族农业经济研究

明清时期是云贵苗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央政府废土官、设流官，加强了统治，同时封建地主制经济逐步取代了封建领主制经济，绝大多数地区进行了封建社会。这时期，大量汉族人民进入了苗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苗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宋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对彝族地区的影响述评

两宋时期,西南彝族地区处于大理国政权统治范围。大理国政权与宋朝以及周边各族联系密切,它们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探析了两宋与大理国之间的不同阶段的关系,并分析了其成因,同时对两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变迁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做了进一步分析。     

论明清时期大理白族经济生活的变迁

明清时期 ,统治者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 ,并改善交通 ,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该时期大理白族经济生活的变迁情况 ;白族与汉族及周边各民族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交流、融合进程     

中央王朝势力的加强与南方古丝绸之路的开发

云南远古时期就出现的南方古丝绸之路,是中国西南地区与世界各国经济效关系影响最突出的区域性长距离贸易,然而,在史料的挖掘过程中反映出一个问题,南方古丝绸之路的发展,集中在汉、唐、元、明、清诸代,其它朝代史料记载较少或表现得不那么明晰。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存在,有其特殊的原因。然而,当中央王朝统治实力强盛,中央王朝对边远地区的经营有力时,如元代行省制的建立,明清时期对边远地区统治的加强,历代中央王朝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