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书名新译及其理据

对《红楼梦》书名“红楼”与“梦”两个意象的内涵及其内在联系进行重新解读,发现“红楼梦”既指“红楼”故事本是“南柯一梦”,又意指“红楼”人物终逃不过“梦”的悲剧结局.根据“红”在中西方文化象征意义的不同,选择“rosy”代替以往译本中常用的“red”来翻译书名中的“红”,提出了全新的《红楼梦》英译书名——A Dream of Rosy Mansions.     

《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社会原因

爱情悲剧和封建社会是《红楼梦》中描写的核心内容。宝黛爱情的萌芽是源于安逸和心灵的相应相通,安逸因封建社会的地位形成而得,而宝黛爱情的悲剧诞生也是因为封建社会的必然变动而成。因此文章本着分析《红楼梦》中爱情悲剧的最根本原因,以分析宝黛二人性格成型特征为主,通过分析悲剧形成的家庭背景逐步带入到社会背景中,将《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成因加以深入分析。     

红楼粉黛闺阁精英--王熙凤形象分析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除宝玉、黛玉、宝钗外最重要的人物,她的个人荣辱与贾府的兴盛衰败紧密相连,是贯穿全书的核心人物;她曾参与过贾府的家政管理,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这位管理者---聪明、漂亮、能干、狠毒的“凤辣子”形象。本文试从多方面、多层次分析王熙凤的形象,以期进一步认识《红楼梦》深刻的思想内涵。     

花袭人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红楼梦》中花袭人这一人物形象,在评论界是有争议的,她曾受到评论家的指责,引起读者的嫌恶。以为她“引诱、包围、挟制宝玉,排挤、陷害同伴,附和、讨好家庭的统治者王夫人。” “她的性格最突出的一点是得新忘旧,甚而至于负心薄幸。”(俞平伯《红楼梦》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林黛玉的悲剧及从中引出的两元焦点

林黛玉作为一个悲剧形象在《红楼梦》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刻画和描绘,对于她的悲剧在“红学”中早有众多的学者作过系统的分析。作者曹雪芹尽情渲染的宝黛爱情悲剧这一全H的主要情节,给予我门的启示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对这个形象进行研究时,总是众口难于归一说,甚至“几挥老拳”,这就不能不从这个形象的悲剧性质及如何形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找出答案。     

西方悲剧性结局的理论形态

对西方悲剧理论进行研究,梳理西方悲剧性结局理论形态形成、发展、演变的脉络,并提出西方悲剧性结局经过演变逐渐确定为三种主要形态,即“由逆转顺”型单一结局,“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结局,“善与善对立、善无善果”型双重结局。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自觉

《红楼梦》是对时代文化精神的文学表达,作者通过文化批判的方式极其深刻的表现了此时中国的文化生命方向,其描写的家族悲剧同时也是此时我们民族文化生命的真实写照。此外,《红楼梦》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依然具有深刻的揭示作用,中国文化精神仍然面临着返本开新的历史任务,中国文化如何自觉依然是摆在今天国人面前值得深思的时代话题。     

《弗罗斯河上的磨房》“死亡情结”发微

长篇小说《弗罗斯河上的磨房》的故事结局颇耐人寻味。但是,从分析小说人物特征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入手,并结合小说的主题思想及结构来探讨和阐述该故事结局的内在逻辑,显而易见主人公麦吉之死系主人公和作者心灵深处的"死亡情结"所致,而非单一或偶然因素引起。     

《红楼梦》奴仆爱情婚姻悲剧探究

《红楼梦》虽是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但其中也有许多描写地比较成功的小人物。如龄官与贾蔷、司棋与潘又安这一系列形象,虽着墨不多,却有着独特的认知价值和审美内涵,而发生在他们中的爱情悲剧在全书整体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可以从这些奴仆悲剧性的爱情故事中以小见大的观照《红楼梦》"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悲剧主题。分析其悲剧原因,对于人们的为人处事、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具有启迪作用。     

试论《红楼梦》与《史记》《离骚》的关系

《红楼梦》有明显的受司马迁《史记》及屈原《离骚》影响痕迹。《红楼梦》开卷的“开宗明义”与《报任安书》中的有关段落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芙蓉女儿诔》则是直接摹仿屈原的《离骚》,而楚辞中的“草香美人”,与《红楼梦》中的“女儿国”同是文化思想的符号,曹雪芹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     

论探春

探春是《红楼梦》中贾府三小姐,她深受封建传统思想及礼教熏陶。但作为一位庶出小姐,虽“才志精明志自高”,也是“生于末世运偏消”,最终只落得骨肉分离,远嫁千里,从实质上讲,其个人命运是当时封建社会将要灭亡时,封建统治的忠实拥护者的共同命运,其结局也有其必然性。而作者在此人身上倾注了过多的赞美与同情,集中体现了作者创作思想上的矛盾,从而使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带有一定的复杂性。     

张爱玲与五四文学悲剧观的转变

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早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但在正统中国现代文学史主题中,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的文学与民族救亡,30年代的文学与阶级斗争,还是40年代的文学与抗战,她仍然只是被作为一个"另类"安置。20世纪中国风雨飘摇的时代,是一个从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上看都滋生悲剧的时代。而张爱玲正是以她融贯古今中外的悲剧作品和风格而屹立文艺之园。从现代悲剧观入手,可以发现张爱玲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悲剧的继承发扬具有独特的魅力,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悲剧文学的丰富发展,也是对世界性现代悲剧的贡献。     

还原红楼本真一女儿——袭人形象的传统解构与再度阐释

在《红楼梦》的丫头群中,袭人向来是颇具争议的一位,褒扬极少,贬斥居多。身处奴隶阶层的袭人自有她的“痴处”,不可仅凭“叛逆与否”这样的暴力符号将其一棒打死,否定她人性的优点与存在的个体价值。应从人性本真的角度出发,客观地看待这一人物,观照她的生存处境,尊重她的爱情,发现她纯良、宽厚的美德,使其形象分析更趋合理化、人性化。     

《红楼梦》中幽默的作用——以王熙凤、林黛玉、刘姥姥为例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代表作,它虽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悲剧小说,其中也包含大量的幽默内容,多与人物有关.以王熙凤、林黛玉、刘姥姥三位人物为考察对象,探析《红楼梦》中的幽默艺术手法及其作用:一是塑造多面立体的人物形象;二是表现、深化了家族悲剧主题、爱情悲剧主题;三是在多个叙事场景化解尴尬,活跃气氛.     

浅析宋江鸩杀李逵的原因

宋江、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二人从江州相识到魂聚蓼儿洼,一直亲如手足,患难与共。他们的相聚以"义"为基础,表面上情分最重,但内部却充斥着尖锐的矛盾,李逵最后也成了宋江"忠"的牺牲品。两位主人公的悲惨结局不仅与二人的出身、文化教养、思想追求及悲剧性格有关,且与时代观念及作者情感倾向有紧密关系。     

浅谈《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中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1721—1764)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具有现实主义思想,而《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两个作者几乎是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的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写世间平凡琐碎之事,并以婚姻为主题,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大道理,但在这些平凡的事后面深刻地揭露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在作品的人物塑造方面,两个作者各自有一个心爱的人物——《红楼梦》中的女主人公林黛玉和《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几乎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她们身上,对她们俩每次出场及心里活动用了大量笔墨着重渲染,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两个作者把许多场景、情节都通过她们俩人的眼睛和对话表现出来,使读者看了一目了然,增强了作品艺术效果,表达了作者的感情.这些可以说是两个作者匠心独用之笔.也是对女主人公形象塑造的微妙之处.     

关于《秦晋殽之战》的主题

《大学语文》及许多古代散文选集节选的《秦晋被之战》,记述的是春秋六大战役之一。《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完整地记叙了这坊战争的全过程。有的选本说它的主题是“表现侵略战争必败”,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不错,文章通篇就是在写“秦必败”和为什么失败,然而,真正涉及战争性质的描写却没有。关于战争的起因,作者是这样写的:“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秦穆公拒绝了蹇叔的谏阻而冒然出师袭郑。晋国听到消息后,觉得有利可图,决定截击秦:“将     

首部“红楼”曲艺作品《红楼梦滩簧》考略

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红楼戏曲”,为《红楼梦》由单一的小说传播,向多种社会文化传播途径转化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清代道光年间江苏泰州人仲振奎创作的《红楼梦传奇》是首部红楼戏剧。几乎就在同时,泰州地区又出现了一部《红楼梦滩簧》,无论是其内容还是体制,均说明该书极有可能就是《红楼梦》改编与传播史上的首部曲艺作品。     

论贾探春——兼与王永同志商榷

贾探春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着力刻划的人物之一。如何认识这个艺术形象,对于全面了解《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作者世界观的矛盾以及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创作效果的矛盾等问题,有着直接的十分密切的关系。一在《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中,贾探春显然算不上出类拔萃之辈。但在贾家四姊妹中,贾探春却无疑是个佼佼者。曹雪芹是抱着满腔热情来歌颂这个人物的。第三回探春第一次出场,作者就以抒情诗似的文笔,介绍了这位“四春”之冠:“削肩细     

试论“黛玉葬花”在《红楼梦》的地位及作用

在清代小说《红楼梦》中,"黛玉葬花"是主人公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对于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黛玉两次葬花的情节中,小说微妙地展示了宝黛爱情心理的发展;通过《葬花吟》进一步刻画了林黛玉的悲剧性格;以花喻人,用象征手法预示了大观园女儿最终的命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