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看汉武帝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

汉代,“夷越之地”因居住了许多少数民族而备受想统一中国的汉武帝的关注,经过四次大规模地开通西南夷地区．施行一系列的初郡政策,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最终将形成一个和睦的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趋势。     

从考古资料看屈原在世时的楚国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屈原在世时的楚国，可称世界第一大国也是第一富国。经济发展曲线尽管也有升和降的变化，但降幅小而升幅大，且楚国法制比较健全，吏治比较清明，社会形态也比较进步。公元前312年的楚秦丹阳之战开始，楚国由盛而衰。     

从《列女传》和《女诫》看两汉时期的贞节观

本文通过分析《列女传》和《女诫》两部著作,检视了汉代的贞节观。不论是从写作目的,还是具体内容来看,这两部书的用意都不是专门针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书中有关内容不过是沿用以往有关贞节的言论。文章认为两汉时期并没有出现新的系统化的贞节观念;在贞节观这一问题上,两汉时期也并没有表现出比以往更加严格的趋势。     

略论两汉时期的社会救济措施

两汉时期自然灾害频仍,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损失.两汉统治者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救济制度和措施,如仓储制度、赈济、借贷和蠲免等,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从历史文物看两汉时期蜀都饮食文化的发达

两汉时期,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促进了蜀地农、牧、渔、副业的发展,为蜀地饮食发达提供了丰足的物质基础,使成都平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称。城市商业繁荣,又对蜀地饮食文化发达产生了强劲的社会推动力,带来蜀地饮食文化长足的发展。在四川成都、彭县、新都、广汉等地出土的大量画像砖石上,农作、捕鱼、庖丁、宴饮、市井等内容丰富多彩,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翔实的史证,揭示了当时人们饮食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     

滇国和商周青铜礼器的对比研究

古滇王国和滇文化日益受到国际文化界的推赞。建国后以云南普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滇文化墓地逐一被发现,并考古发掘出两千多年前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都可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相媲美。同属青铜文化,滇国和商周王朝在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然而在青铜器型制和精神象征意义上,却出现较大差别。滇国礼器在于铜鼓和储贝器,而商周朝在于鼎。青铜礼器选取上的相异性,也反映出滇与商周王朝权利体系分配的不同,在生产方式与民族风情上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区别。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对同持青铜礼器的不同王国文化差异做出浅析与梳理。     

从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晚期社会的巨大变革精神

新石器时代后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类不和谐的音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杀伐、屠杀、人牲、殉葬、贪婪、残暴、腥风血雨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于是,贪欲、权力欲成为控制社会的主宰,社会的文化心态则表现出对于粗狂、狞戾之美的赞颂,时权力与财富的崇拜,对力量与威武的讴歌。而这些正是人类不断探索,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并日益接近文明的标志。     

从《明诗》看刘勰对两汉文论的接受

刘勰的诗学理论是以儒家为主,从《明诗》可以看出,在诗歌发生论、诗歌的功能观的等方面,有着对两汉文论的接受,同时也有一定的发展和创新。     

《论语》在两汉的地位和影响

《论语》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政治生活、评判人物及个人修养三个方面分析了《论语》在汉代的地位和影响。     

从考古资料看淮安在大运河历史上的地位及作用

为配合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淮安市博物馆近几年来在运河淮安段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一大批遗存如顺黄坝遗址、天妃坝遗址、天妃闸遗址、古码头、古涵闸、古寺庙、古城址、古建筑等,相继被发现。这些遗存种类丰富、功能各异,构成一个结构完备的水利水运工程体系,在古代防洪排涝、济运保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凸显了淮安在中国大运河历史上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对汉代服饰的再认识

在多年汉代服饰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跳出以往仅观察汉代服饰的局限,站在更高的角度综观汉代服饰发展的整个历程,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中国及世界古代服饰发展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结合时空概念,兼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从七个方面对汉代服饰进行了更深入的宏观认识:汉代中原地区汉族主体服饰整体的考古类型学的发展演变规律;地域及民族性上发展的特点;在美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先秦以礼和伦理性为主导的服饰观向魏晋玄学以人为主导的服饰观转变的量变积累过程;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对汉代服饰的影响;发展中存在的两对矛盾;汉代服饰发展中始终存在的"正统"与"世俗"两个系统。     

从贵州出土汉墓看汉代礼学在贵州的传播

汉代文化的核心是礼学文化。汉武帝修五尺道,通西南夷,设军事据点,推行郡县制,礼学也随之传播到偏远的贵州地区,并对夜郎政权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赫章可乐、安顺宁谷等汉墓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从贵州出土汉墓看汉代礼学在贵州的传播

汉代文化的核心是礼学文化。汉武帝修五尺道,通西南夷,设军事据点,推行郡县制,礼学也随之传播到偏远的贵州地区,并对夜郎政权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赫章可乐、安顺宁谷等汉墓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关于汉代服饰考古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汉代服饰考古学研究的五个问题：（1）汉代服饰的研究现状。（2）汉代服饰的概念、内涵及特点。（3）汉代服饰考古资料的概念及特点。（4）服饰考古资料与汉代现实中服饰的关系。（5）汉代服饰的宏观与微观研究。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建立补充了汉代服饰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论秦汉时期广东与港澳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广东、香港、澳门 (海南另有文专论 )等地区 ,古为岭南的一部分 ,连为一体 ,仅有陆地与海岛之别。其民族和文明步履基本一致。秦朝统一岭南后 ,以百越为主体的多民族归服中央统一政权 ,内地秦人陆续徙入 ,增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秦末至西汉初 ,南越王国为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归服中央政权统治后亦然。汉武帝灭南越王国 ,设立郡县 ,当地居民大都成为汉朝的编户齐民 ,汉文化在该地区广泛传播 ,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 ,且成为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和聚汇中心 (今广州 )。东汉王朝时期亦然。秦汉时期 ,尤其是汉武帝以后 ,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呈现出蓬勃发展趋势 ,基本上已赶上中原社会发展的步伐。从而说明了只有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团结 ,与海外或邻国的交往 ,边远地区的百姓生活才能比较安定 ,社会才能较快发展 ,落后面貌才能得到较快改变。     

《汉语大词典》书证订误

《汉语大词典》代表了目前我国辞书编纂的最高水平。书证是词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大词典》的书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仍存在一些瑕疵。文章具体指出《汉语大词典》中书证存在的问题,共19处,分为引文有误,书证失序,篇目、卷数疏误,标点疏漏四种类型。     

汉代的少年郎官

少年郎官作为汉代官僚系统中特殊的组成部分,一直存在于汉代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在汉代大倡儒学和重视对官员进行优抚的背景下,或以察举、考试入仕,或因父子、外戚为郎,出入禁中,参机要政,入可升迁高级官吏,出可调任地方守令,而且很多人日后成为左右汉代历史命运的权臣。少年郎官以其特殊的禀赋资质,影响着汉代历史的发展,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汉代杰出成童

在汉代,相对于年龄较小的幼童,八至十五岁年龄段的儿童则属于成童。他们中的一些聪慧、孝顺,有令人折服的气概,甚至具备非凡的辩才及武功。他们有着不凡的社会影响力,是当时儿童群体的杰出代表。     

论“释奠礼”与唐代学校教育

一般认为,唐代是古代官学教育最为发达的时期。但从"释奠礼"的实行考察,所见似与传统观点略有相左,即唐代地方官学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很发达,州县学几同虚设,真正在盛世教育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可能是广大的私学。     

汉代的冶铁技术与画像石

画像石是一种独特的墓室墙壁装饰艺术,可以称之为＂石刻的壁画＂。汉画像石作为汉代别具特色的重要体现,既受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思想等各方面的影响,又反映着这些问题,特别是汉代冶铁技术和铁器生产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获得长足发展。我国古代的冶炼技术绝大部分在此时已达到成熟程度,这些在汉画像石中有着明显的体现,这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汉代的冶铁技术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