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危机传播中的媒体应对

当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危机四伏。频繁发生的危机使危机传播日益重要。当危机发生时,媒体在危机传播中发挥着引导舆论、服务公众的作用。危机发生之后,媒体报道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危机传播的效果。媒体成功的危机应对,对于促进政府的廉洁高效,培养理性的公民,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化解社会危机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以广州非典、汶川地震等近年来发生的危机事件为例,从新旧媒体所进行的危机报道中总结出媒体在危机报道中应遵循的原则。并基于这些原则,按照危机的周期划分指出媒体在不同时期所应采取的报道策略。     

论媒体危机报道的四大功能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高发期。危饥报道是现代社会中国媒体的一个重要课题，2003年发生的SARS危饥使中国媒体危机报道的许多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正确认识媒体危机报道的功能是中国媒体危机报道改革进一步深化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国外媒体应对自然灾害报道的五大对策

地震、海啸、雪灾等自然灾害不时冲击着地球的各个角落,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和记录着这些灾难以及与灾难抗争的人类。国外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时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总的来说,国外媒体应对灾难报道有五大对策。对策一:树立危机意识,建立危机报道机制一般来说,灾难事件虽然无法提前预测,但是在媒体内部会有一套完整的应对机制,一旦发     

危机报道中媒体对受众的心理引导

近年来,我国各种危机事件频繁发生,这些危机事件会给国家造成显而易见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同时也对人们的内心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我国媒体通常以实现主流媒体管控,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主流媒体形象重塑,体现主流媒体人文关怀的传播效果为目的。然而,这些效果的实现无一不需以剖析受众心理为前提。因此,在危机报道中,媒体还应重视对公众心理的引导,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     

改进公共危机报道的策略

近年来,媒体对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重视。虽然媒体在报道时效、报道意图和方式上都做了改进,但与公众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需求相比,还有不少问题。     

地方报纸如何报道好价格听证会

听证会是社会公共物品调价的必经程序,也是媒体民生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媒体不能因为社会的某些质疑声而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职能部门的强势而随意附和。媒体如何在听证会报道中发挥好见证和监督作用,需要媒体人立足实际,不断加以探索。     

危机事件中的舆论监督——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为例

在危机发生时,媒体起着提高政府和个人危机意识,保障公民知情权,维护公共利益,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新闻改革不断深入进行和信息渠道日益多样化,舆论监督在危机报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危机报道的框架分析——以甲型H1N1流感报道为例分析

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爆发作为一场社会危机,具有危害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特点,因此,对危机的报道也直接反应出媒体的快速反应能力、准确判断能力、创新策划能力、整体协调能力以及综合实力。从一个多月来各大媒体对这场流感疫情的报道,我们发现媒体在危机的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报道角度和报道重点,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新闻框架。     

浅谈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责任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由于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影响力强、传播范围广的特点,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影响重大,更深深的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执政,因而此类新闻的报道更需要媒体承担好责任。本文以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大型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为例,分析我国媒体对于该类事件的报道现状,并围绕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应怎样承担好责任展开分析。     

论危机传播及媒体报道策略的改变

信息化和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已进入危机频发、破坏性加强的时期。随着危机产生的各种因素不断增加,大量突发性危机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危机无处不在,令人猝不及防。在危机的处理应对中,媒体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而媒体对于危机事件的报道策略,直接决定危机事件的处理效果和最终结果。     

报道者、监督者、引导者——媒体危机事件报道的价值取向

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危机事件以其不可预知的突发性、爆发的罕见性、代价的惨重性成为了媒体争先恐后报道的“香馍馍”。媒体在危机事件中能否客观公正地报道、及时全面地分析、冷静负责地引导,是衡量媒体能否扮演好“船头嘹望者”和“理性把关人”角色的重要标尺。     

日本媒体:在灾难中成长的专业性

3·11东日本大地震是日本灾害历史的一个节点,除了震级之高刷新纪录,随后而来的大海啸、福岛核电事故给岛国安全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大众媒体在日本社会,尤其是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扮演着非常醒目而且重要的角色。迄今,大地震发生后一年,围绕核电危机和灾区复兴的报道依然是日本主流媒体报道的重点。本文将以3·11东日本大地震、核辐射报道为例,透析日本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特殊表现,并反思其对中国媒体灾害报道的借鉴意义。     

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体现电视新闻机构的“霸气”

在日益宽松的舆论环境中,人们也逐渐达成共识：危机管理应当成为一种日常管理,而作为危机传播之一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如果也能日常化,体现出的将是媒体直面危机的理性态度。重视突发公共事件,是媒体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危机传播视角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例

本研究立足于危机传播理论,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研究个案,从报道形式、主题框架、事件归因、新闻来源、报道基调、危机传播模式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媒体在农村群体性事件议题上的媒介表达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媒体优化群体性事件报道、提升其深度效能的策略路径:应注意进行事件潜伏期的环境监测和危机预警报道;加强危机蔓延期的沟通协调功能和恢复管理期的社会反思功能;注意把握报道分寸、建设性地进行舆论监督;尤其是在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法治价值取向上,还应加强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反思、多元主体利益关系分析等。最后对媒体建构下的施工方和地方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策略问题作了一定反思。     

论地方媒体报道本地突发性事件的局限

本文以大众传播媒介功能理论为依据,结合哈尔滨市道外区"1·2"大火的新闻报道,将地方媒体与全国性媒体的突发灾难报道进行对比,从媒体报道的深度与媒体面对突发性事件时的危机意识两个层面,论述地方媒体在报道当地突发性事件时的局限性,并提出可供参照的经验。希望对各类地方媒体的突发灾难报道有所助益。     

公共危机下的舆论引导

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功能是一个传统议题。然而随着近年来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政策界限日益淡化、宽松,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以及公开、公正、公平的新闻惯例和操作方法得到社会公认,都为媒介在公共危机中进行行之有效的舆论引导增加了许多可以引证的实例,从而为深入思考和探讨传统议题拓展了广度和深度。媒体应行使社会守望职能,充分满足受众知情权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尊重公众知情权,尤其是在诸如新型急性瘟疫、生化危机、恐怖危机等这样的公共危机中,保障社会和公众的知情权是现代媒体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     

把握危机报道的“钟摆尺度”

如果有一架“危机报道之钟”的话,钟摆高高摆向两侧,经过一侧临界点后,是不断缩小危机的第一种状态;经过另一侧临界点后,是夸大危机的第二种状态。在此两者之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第三种状态,就是我们要好好加以研究和把握的钟摆“合理尺度”。媒体危机报道“钟摆尺度”的合理性,是在社会责任基础上对新闻真实客观原则的恪守。     

广播媒体改进会议报道的几点探索

广播是以听觉吸引听众的,近几年面对多种媒体的竞争,广播媒体生存也面临着危机。改进会议报道方式可以为新闻广播增添活力。     

从危机事件报道看传媒的预警责任

2008年,中国相继经历了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危机事件。在这些非常时刻,媒体以前瞻、快速、准确和人性化的报道,为社会和受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情支持。然而,对这些重大危机事件的报道,媒体也有踯躅不前、处置失当之处。经过2008年的洗礼,媒体更应深刻认识在危机事件中自身所应承担的重要预警责任。     

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引导策略

媒体对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应坚持什么样的传播策略?2003年春的非典危机使媒体有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信息公开是一柄双刃剑，媒体有了充分自主权的同时，更应该负起对受众、对社会的责任。采取一种更具理性的态度去报道真相。科学地引导舆论，稳定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