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宪章》与国际人权问题研究

通过对《奥林匹克宪章》与国际人权问题的分析,探讨了国际人权对《宪章》的影响和渗透、《宪章》对国际人权在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的表现以及《宪章》及奥林匹克运动所面临国际人权方面的挑战。指出《宪章》的宗旨、目标的完美实现应迎接国际人权方面的挑战,化解矛盾,使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向前发展。     

浅议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保障人权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各国法制化、民主化建设的标志之一。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刑诉法,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列入刑事司法领域,这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理念的重大转变。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权理念及其对近世社会的影响

先秦儒家思想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人权理念,它们大都隐含在人伦道德思想中的"民贵君轻"、"仁者爱人"、"义利统一"及"有教无类"诸方面.近世以来先秦儒家的人权理念,对欧洲的启蒙思想和西方的人权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挖掘先秦儒家的人权理念,对推进现代世界人权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权在人权体系中的定位

劳动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手段,劳动者是社会生产中的主体,劳动权体现了劳动者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追求,因此劳动权必然在人权谱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参与的方法在高校人权教育中的应用

学生的参与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是成功的人权教育的关键。参与的方法是高校人权教育的有效方法。在参与的方法下,人权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提供者,他更应当是一名引导者。在实践中,参与的方法具体体现为集体讨论、案例研究、角色扮演、人权实践和人权调查与研究等不同形式。     

商赋人权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示了透过经济关系揭示人权秘密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权的基本含义是自由和平等,而它们都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商品交换在观念的、法律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中反映为人权,人权又反过来从上层建筑的不同层次维护着商品交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体系可以称作“商赋人权论”。对商品经济的产生及在它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由平等的历史考察也证明了人权的商赋模型。自由平等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自由平等的人权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人权以集体人权为主导取向,同时充分尊重个人人权,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人权观有根本区别。     

浅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精神

人权的概念最早出自西方社会,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精神。东西方的传统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和要求,如果机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西方人权的内容,简单僵化的用西方人权标准来比较、评价中国的人权,的确不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关于人权的依托。但是,如果从人权的普遍道德出发,立足于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文化,那么中国的人权精神不但有而且非常丰富。     

保障和发展体育人权:全球化时代体育法治的价值依归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表征现代文明的法治与人权,已跨越国界获得普遍化地发展,且随着发展观的演进,人权成为现代法治的根本指向。基于对现代体育发展走向及其与社会进程关系的整体关切,采用文献资料研究、历史与比较分析等方法,根据全球化背景下人权事业发展的法治化趋势,对现代体育随动于社会进步的人本走向和体育人权日益凸显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通过国际社会为体育人权构建法治保障和中国体育在人权法治加强中走向世界的阐析,揭示体育人权与体育法治的价值意义,以探寻和提升对体育发展规律的理性自觉。     

美国人权外交的实质

美国的人权是美国对外的一项基本政策,尽管各个时期人权外交的侧重及表现形式有差别,但在其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通过推行人权外交来达到美国的战略目标—使社会主义国家及广大第三世界改变政治结构;以人权为名,行干涉之实;是重整美国国力的重要手段;是美国强权政治和侵略本性的丑恶表演。     

论康德的人权概念

康德的人权概念的内涵在于自由、平等、独立等理性原则,其外延包括国家公民的人权和世界公民的人权。要保障国家公民的人权,需要建立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共和制;要保障世界公民的人权,需要建立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对人权的维护不仅是对人的内在价值的尊重,而且也是达到人类永久和平的必要手段。但是,康德对永久和平的哲学论证是不充足的。     

为保障人权立法——我国立法进入人权保护时代

今天，我国人权保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考察近年来的立法就清楚地发现这一点。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促使人权保障立法的加强；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促进了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但是，在我国充分实现人权仍然任重而道远。     

从人权视角审视我国的学生体育权利问题

学生体育权利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对人权的补充和完善。学生体育权利的存在形态是由应有体育权利、法定体育权利和实有体育权利构成的互相关联的体系。应该从＂应有＂、＂法定＂与＂实有＂三个方面来考察体育权利。在我国,学生体育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新形势下也存在不少问题。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对学生能真正拥有体育权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项基本原则.将人权原则写入宪法,是中国寻求实行宪政以来的第一次,是当代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一次明确写入我国宪法,对我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变化和深远影响.从宪法上宣告和确认人权,应当说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将宪法原则变为实际行动,在现实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切实遵行宪法的人权原则,就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和执政、行政各个环节之中.当然还应清醒地看到在人权保障的问题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中国体育在人权法治的加强中和谐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60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不断迈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伴随着民主与法治的历史发展,中国的人权事业和人权法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业,同样置身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法治加强的整体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凸现体育人权保护的法治化格局。体育权已经进入中国的官方话语,成为中国人权整体发展的重要构成。中国通过宪法、体育法和其他立法,多方面对公民体育权利进行了确认与保护。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和权利本位的法治理念,在不断满足各种体育权利的诉求中获得体育的和谐与发展。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努力实现广大民众在法治保障下的体育权利,是中国体育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历史追求。     

保障少数民族人权与协调民族关系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屡次以中国少数民族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着对外扩大交流与对内协调民族关系的双重任务,因此人权问题特别是保障少数民族人权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保障少数民族人权,才能协调民族关系,保持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数字时代的“数字人权”之辩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态势日渐明朗,在此背景下,人权是否会迭代为“第四代人权”逐渐成为时代之问。历史表明,工业革命中的科技迭代,并不能改变人权的前提——“人”。根据马克思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人的“类本质”不能与异化相混淆,故“人是数字存在”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所谓的“人权迭代”思维源于“三代人权”的理论误导。“三代人权”破坏了人权的体系性,否认了人权作为体系的应变能力。在人权的整体结构中,自由权驱动工业革命的同时也伴随着异化的风险,参政权的“积极参与”功能和社会权的“国家目标设定”功能分别构成了克服异化、保障弱者的机制。这套人权架构本身就有应对工业革命保障弱势群体的强大潜力,其内核在数字时代不会迭代。因此,数字时代不会产生“第四代人权”——“数字人权”。     

论人权范畴中财产权的特征——兼与私权范畴中的财产权比较

财产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社会进步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财产权剃的发展。财产权从最初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发展到对财产权社会属性的关注。在这个人权的时代,应当从观念上确立财产权在人权意义上的价值。财产权制度不仅要注意实现财产的经济功能,更要关注社会的自由、平等与正义价值。     

双重人权属性下的义务教育受教育权

义务教育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兼具道德属性和法律属性,两种属性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对于二者的正确理解有助于对义务教育受教育权的理论认识,也有助于推动义务教育阶段的制度建设,完善相关的政策法律.     

论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的改革

缔约国报告制度面临的问题是引发改革的动因,而当前诸多改革建议只是从技术层面上入手,因而无法真正推动改革。只有在充分认识到缔约国报告制度的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改革的思路应该是,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修改人权公约、重新定位条约监督机构,加强缔约国之间的交流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