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说》及其他《汉志》小说

《汉书·艺文志》所录１５家小说已全部亡佚,但其中的《黄帝说》即公孙卿于元鼎四年献给汉武帝的“札书”,《史记》、《汉书》中存有佚文。《封禅方说》也在《风俗通义》中存有佚文。《周考》、《臣寿周纪》、《虞初周说》多讲周制周事,其出现与汉成帝时的建始改制有关。１５家小说多为西汉方士伪托之作     

《汉书·艺文志》之“小说”与中国小说文体确立

“小说”一词 ,始见于《庄子》,但对小说文体进行界定和总结的首推汉代刘向、刘歆。浓缩刘氏父子校出成果、删《七略》之要的《汉书·艺文志》不仅首次确定了小说文体术语 ,著录了小说作品 ,也说出了小说出自民间 ,具有故事性、虚构性的特征 ,标志着中国小说文体在理论上正式确立并开始步入自我发展的正史时代。那种主张将自《汉书·艺文志》开始的目录学“小说”概念与自唐传奇开始的所谓文学小说概念区别开来 ,将唐传奇以前的小说视为中国小说的前史状态的观点 ,值得商榷。     

从《汉书·艺文志》称《诗》,看《诗》在西汉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和《毛诗》均有著录.通过对《三家诗》著录的考察,认为“故”和“传”分别为汉人不同的解《诗》经文的方式.又联系汉代人和清代人对“故”和“传”的解释,认为“故(故训)”是对《诗》经文属于文辞方面的解释;而“传”则是对《诗》经文属于内容方面的解释.就《毛诗》系统说,今所谓《毛传》,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故(故训)”;今所谓《毛序》,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传”.以此出发,揭示出西汉《诗》(特别是《毛诗》)传本的状况,并对纷争不休的《毛诗序》形成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视角.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之比较 ——以小说为例

《汉书·艺文志》 与 《隋书·经籍志》 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史上两部里程碑式的史志目录学著作,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两部书目对小说文献目录的分类、对小说概念的认识,分析小说文体的源流和演进.     

从《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看小说的演进

《汉志》里,小说作品被视为浅薄琐碎的言语,受人轻视;而在《隋志》里,"小说"则成为子部必不可少的一类,其作品内容与儒、道并举,得到了客观中肯的评价。两部著作对小说的不同态度,显示出小说正凭借自身特点在文坛上形成崛起之势。     

《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类》探析

《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小道不可观",但《隋书·经籍志》却将小说提升为"圣人之教"。可见,自汉至隋,小说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究其原因,盖源于六朝小说较之汉代,无论其内容、社会功用还是创作人群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源自六朝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世家大族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士族需要"士传言"以维持其社会地位,进而客观上改善了小说的社会空间。     

《汉书·艺文志》著录子类小说书目提要5种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作品15部,大体可以分为5类,即“说”“子”“术”“事”“言”。“说”类小说为《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之正格,其篇目数量也最多。而“子”类小说也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之主体,其作品数量占《汉志》著录的1/3。其中著录的《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5部“子”类小说,也是研究汉代“子”类小说的重要文献。     

论《封禅方说》与汉武帝之关系

《封禅方说》原书已佚,无法详考该书与汉武帝的关系.现存《史记·孝武本纪》几乎与《史记·封禅书》完全相同.根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风俗通义》等相关记载,可大略推测汉武帝不得不封禅是《封禅方说》的成书背景,汉武帝时期的方士之风加速了《封禅方说》的形成,以公孙卿为代表的方士群体创作了《封禅方说》.汉武帝晚年对求仙态度的转变是《封禅方说》一书散佚的重要原因.     

西汉乐府考论

汉乐府到汉武帝时职能扩大,除掌宗庙祭礼外,还增加了采诗以观民风、制定历法等内容。乐府采诗其途径多样,其中,与经学博士“循行天下”,鉴观风俗相关。采入乐府的民歌经统治的改造,继承着《诗经》的政教传统。     

论小说观念形成初期在子史间的错位与游移

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时,各种史籍依附于经学,史学体系尚未独立分类,致使在形成初期更贴近于古史特征的小说,只能著录于诸子之末。阮孝绪编撰《七录》时,新型的史学体系已经相对完善并独立成类,但小说的发展却逐渐偏离了新型史学体系的特征,致使小说的类别此后一直停留在子部的范畴内。     

汉高祖与西汉文学

汉高祖对西汉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位特殊读者,他的艺术娱乐需求,推动了娱乐性强的楚声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使楚声、《巴渝舞》等俗乐走进宫廷,登上大雅之堂.他的政教艺术需求,推动了汉代宗庙乐的制作和汉初反思文学的涌现.作为一位特殊作者,他的楚歌创作也对西汉文学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性影响.由此可见,在古代等级制度下,帝王凭藉国家权力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西汉楚王陵墓制度研究

西汉时期分封于彭城的楚王在陵墓制度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形成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地域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西汉楚国王陵选址和布局方式深受帝陵影响.虽然整体布局缺乏规划,但每一座单体的陵墓所处空间环境都是经过精心选址规划,并且风水意识已经渗透其间;其次,西汉楚王结合徐州地区周围多山的特点,模仿地面建筑的结构布局,在山体内部营造墓室,创新出"因山为陵"的崖洞墓葬制;再次,陵墓内随葬器物形制复杂,数量众多,尤其盛行"以玉敛葬",构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楚王陵园规模庞大,园内设施众多,所包涵内容与帝陵大致相同,但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在陵园制度上呈现出因地制宜的灵活特点.     

论汉武帝时期的西北开发

汉武帝在总结前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国家安全、民族关系以及社会问题,逐步确立起开发西北的战略思路,组织了首次政府行为的西北开发。其措施体系以军事开辟、徙民屯垦、发展交通、实行双向开放为具体内容,具有局部开发与全社会发展互相照应,军事入手,着眼经济前提下的全方位开发,经营措施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等诸多特点。此时期的开发为历史上西部开发之肇始,开创了历代开发西北的基本模式,初步奠定了西北城镇聚落和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改善了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给西北社会的长期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不过,巨额政府开支和大量民力投入也一度产生了削弱国力和增加人民负担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去深思。     

汉光武帝西域政策探微

东汉建国初期,西域诸国不断要求东汉政权设置西域都护,均为光武帝所拒绝,最后置西域于度外.光武帝西域"无为"政策,根源于西域、东汉内部的问题,以及西域、匈奴、东汉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比较明智的选择.光武帝西域政策虽然保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作用和影响于东汉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西汉孝宣皇帝的个性、心理及其统治分析

西汉孝宣帝是一个自幼长在民间的封建君主,幼年经历艰难生活,22岁时,被霍光等迎为汉帝,史称孝宣帝。宣帝亲政后去诸霍,大权独揽,在位二十余年。文章从宣帝的经历、性格、心理入手,对宣帝一生的三个阶段进行探究,从而揭示了宣帝的经历、性格、心理与其行为、政策的关系。     

西域文化对汉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西域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特殊地域,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域与汉朝联系往来增多,双方文化都对彼此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西域文化更是对汉朝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时期西部开发述论

西汉时期基本上具备了开发地方经济的条件，成为历史上中国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西汉“弛山泽之禁”、“如粟拜爵”、屯田林垦等政策的引导下，促成了地方开发、诸侯开发、商人豪强开发等多种形式。开发的成效显著，培育出了经济中心、调整了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但也造成了西部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和导致灾害频繁等不利影响。     

汉灵帝私敛考述

汉灵帝从熹平四年到中平六年先后采取了辜榷官府财物、开榜卖官鬻爵、公开敕输捐税、别征东园礼钱等四项措施,大肆聚敛私财.他在汲取民脂民膏,积聚财富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王朝掘好了坟墓.     

汉光武帝刘秀鄗南即位处文献述论

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刘秀即位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鄗县随之改为高邑县。北齐天保七年,高邑县治所迁至房子县境内。隋开皇十六年,设立柏乡县,鄗县故城、千秋亭遗址属于柏乡县辖区。从唐朝开始关于鄗城、千秋亭的地理位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从东汉晋南北朝对于汉光武帝鄗南即位的文献记载,可以考察其源头;从唐宋元明清文献对于鄗城、千秋亭的文献记载,可以观察其流变。刘秀鄗南即位处的文献记载,持续不断,前后衔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传世文献与考古勘探相结合,证实鄗城遗址在今河北柏乡县固城店镇固城店,鄗南千秋亭遗址在今河北柏乡县龙华乡十五里铺。这说明历史文化资源归属是个动态问题,应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历史与现实归属的实际,分清时间断限、行政区划变迁等时空因素,以解决历史文化资源的归属问题。     

论汉武帝的管理智慧

挖掘圣君贤相的管理智慧,是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重要内容。汉武帝气势磅礴的战略智慧、高瞻远瞩的权变智慧、不拘一格的任贤智慧,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依然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