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何以赋权社区？——基于媒介行动主义理论视角

本文对乡村社区利用数字媒介开展“脐橙营销”的案例进行了过程性分析,讨论了数字媒介赋权社区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将促进社区变革进行的集体媒介实践归属为“媒介行动主义”范畴,本文称之为“媒介整合行动”。本案例中“草根”民众利用数字媒介进行“结网”,从而形成了一种“内部强关系连结”叠加“外部弱关系连结”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散乱个体在公共空间中形成了强大的展演合力,赋予权力关系处于不利地位的社区以力量。这类行动在扶贫、环保、公益等众多依靠个体力量无法完成的事务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行动主义视野中的台湾社会纪录片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解严之后,坚持现实主义的影像记录活动重新回归到纪录片实践的舞台,社会题材纪录片为台湾民众重新打开了认识社会现实的窗口。本文从行动主义风格的角度切入,对台湾社会题材纪录片进行研讨。通过研究发现,基于行动主义的立场,台湾社会纪录片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对社会公共议题有着深度思考与介入。此类纪录片的出现与传播有效维系了台湾社会空间的公共性,为其它华语地区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媒介素养理论视阈中的个人影像

鼓励大众掌握数字影像的采制技巧,通过影像方式进行个体记录和表达,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分支。这一潮流与民间火热的个人影像运动不谋而合,形成了近年中国影视教育研究领域的全新课题。我国当前的个人影像运动具有重要的媒介素养意义,它推动着形式多样的媒介素养教育(如视听素养、网络素养等)的普及和发展;同时,随着新一代"观众"的诞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也将对个人影像的健康表达提供必不可少的指引。     

环保纪录片的媒介行动主义与阐释框架——以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为例

环保纪录片的兴起与近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以及西方媒介行动主义有着重要关系.文章从媒介行动主义理论的角度关注环境保护纪录片的创作,以《难以忽视的真相》为例,探讨媒介行动主义对环保纪录片阐释框架的影响.     

影像传播的媒介学转型

影像传播是当今最为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它不仅使传播者能够通过影像方式向社会大众分享自己的感知经验和审美意识,同时亦通过影像所标识的现实语境进行观念传播,成为引导此时此刻的社会知觉的形象范式。从媒介学的观念来进行分析,从模仿到再现的历史主义轨迹意味着影像生产机制的媒介考古学;影像数字化意味着技术主义的视觉参与不断分化影像解读的差异性,数字虚拟突破现实时空提出影像传播的认识论转变的命题。     

传媒景观中的广告影像研究

在以影像生产和消费为主的社会,传媒景观中的影像成为最宏大的叙事,也主导了一种生活模式。传媒提供的丰富的影像构筑起以生活为蓝本的虚拟现实,从影像及其广告影像的本体研究发现它们都有着自身的特征和作用,广告影像其实是一种"镜像",拥有独特的审美特性,与其他影像共存并且在传播中具有潜移默化等特征。     

媒介专业主义与商业主义孰重孰轻

媒介专业主义与商业主义存在的理论基础 对于新闻事业的功能与属性的认识,在我国新闻界有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王中教授曾提出报纸的两重性,一是宣传工具,二是商品,要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在”尊重新闻规律”的旗号下,新闻界摒弃了“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论,重新肯定新闻事业是以刊载时事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随后,信息概念的     

历史制度主义:媒介制度变迁研究的新范式

随着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媒介制度处于不断的转型之中,而要掌握媒介制度变革的趋势就需要对媒介制度变迁的规律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本文在对现有媒介制度分析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制度主义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历史制度主义理论通过对媒介制度进行大跨度、历史图景式的研究,在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制度范式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发现不同范式之间的起承转合,发现媒介制度变迁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时性因果关系,从而为一个国家媒介制度的变革提供参考。这一新的理论范式需要引起学界的重视。     

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

当代中国公民参与新闻传播的热情空前高涨。同时,在新闻舆论场域也出现了一些伦理缺失、新闻失范的乱象,并导致一系列的国家法规动作。论文的问题是: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媒介伦理是否能够在当下中国发挥纠偏除弊的积极作用?其意义和价值又该如何引进?论文审视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伦理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新闻专业主义引进中国后的困境、公民参与报道给中国媒介伦理带来的挑战。论文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伦理可能促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政府-媒介关系的发展,但媒介改革仍面临困难和问题。     

国际传播语境下网络行动主义探析

结合国际传播环境和我国实际情况,本文探讨了网络行动主义的媒体使用特征及信息传播模式,分析我国网络行动主义兴起的原因及其影响,从而试图寻找出如何有利引导网络行动主义的对策。     

博弈性融合——政务微信传播实践的场域视角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出发点,基于对南方Z市政务微信编辑的深度访谈,本文研究认为,政务微信生产实践宜理解为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两种文化逻辑之间的融合与冲突,理解为其间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博弈。具体地,政务微信的融合形态有四,即,"忠"且"传","忠"而不"传","不忠"而"传","不忠"且"不传"。融合中的冲突性元素源于各自相异的场域逻辑,显现为融合中的行动主体——行政领导与微信编辑——在投入与效果、有为与无为、代际差异三方面的博弈。不过,两大场域在目标上可能的一致性,即,政治安全前提下的市场致效,使得政务新媒体仍存在有机融合的空间。基于此,本文尝试性地将我国政务新媒体实践概括为"博弈性融合"。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情报检索中的自然语言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情报检索中的自然语言.论证了情报检索语言与自然语言的融合,必将是现代情报检索语言最佳的发展模式.     

Exploring the de-stigmatizing effect of social media on homosexuality in China: an interpersonal-mediated contact versus parasocial-mediated contact perspective

The subject of homosexuality remains taboo in contemporary China, given that the public maintains a considerably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subject. Recent Pew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on average, 21% of Chinese respondents believe that homosexuality should be accepted. However, parallel surveys of Internet users paint a different picture, as online surveys found a more liberal atmosphere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same-sex marriage. The online and offline discrepancy in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beg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Internet carries a stigma-reducing function in terms of views on sexual minority groups. Guided by the contact hypothesis and parasocial contact theory,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stigmatizing effect of the social media on homosexuality in China. A web-based survey with 980 social media users with a heterosexual orientation confirmed the positive role of interpersonal-mediated contact with lesbian and gay celebrities via social media venues in stigma reduction; but findings did not lend support to the parasocial-mediated contact hypothesis.     

互联网使用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从使用与评价切入

本文分析2009年对上海市城市居民所展开的问卷调查数据(n=2,910),比较网民和非网民之间的(1)人口和社会地位特征,(2)媒介使用频率和时间,以及(3)对媒体表现的评价.这项研究涉及"数码沟"、媒体间的竞争或补充关系、媒体评价等理论问题,并从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这个角度探讨这些问题.结果显示,网民比非网民拥有更多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也更年轻;网民与非网民收看电视时间相当,但网民比非网民使用其它传统媒体的频率和时间都高于非网民;网民与非网民对媒体的评价都倾向正面,但网民对网络的评价比非网民更高;网民对网络论坛或博客在体现民众利益和表达民众心声这两方面的评价高于他们对传统媒体在相同方面的评价.这些结果说明,一方面,网络媒体资源的分布体现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普及也丰富了人们的媒介储备(media repertoire),并通过人们的使用经验而影响他们在评价媒体时所考虑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