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本文从董仲舒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重点论述了其改铸的新儒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两部分内容:"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和"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历史哲学;而在宏观上简要分析和解释了董仲舒哲学体系的来龙去脉,架构线索和基本内容。     

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到朱熹的“天理论”

董仲舒是汉代经学大师,"天人感应说"是其思想体系的根本基石。朱熹是宋明理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奠基者,是继董仲舒之后最重要的经学家。"天理论"是朱熹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收佛、道两家的本体论及思辨性而建构起来的。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到朱熹的"天理论"似有贯通之处。     

析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体。关于天人之际的关系,《易传》提出“天人合德”的思想,之后子思、孟子、荀子都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宋代的张载,则将其发挥成为“天人合一”的本体宇宙论,这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有其历史的根源,也反映出早期中国的民间信仰,但并不能代表中国哲学的主流。     

董仲舒学说的多元化特征——墨学与“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学为主体，杂糅诸子之学，使其学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即是墨子的“天人格化”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董仲舒的治学特色。     

董仲舒学说的多元化特征--墨学与"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学为主体,杂糅诸子之学,使其学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即是墨子的"天人格化"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董仲舒的治学特色.     

从“地方性知识”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地方性知识”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的知识,产生后会借助现有条件或创造条件,发展成为“普遍性知识”.为使“天人感应”理论成为普遍性知识,董仲舒一方面通过神化皇权获得汉武帝的支持,另一方面使儒家借助阐释灾异得以参与政事,从而获得儒儒者的支持.并吸纳时人普遍了解的科技成果,使“天人感应”理论获得更多社会大众的认可与接受.因此,“天人感应”理论不仅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征,而且从地方性知识发展成为了普遍性知识.     

“史实”：董仲舒以及苏舆的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的公羊学,即事言理,所以他要深察名号,史义合一。董仲舒谈改制,说更化,讲无为,都是从过往历史中,见微知著,发挥挖掘而来,这种历史性解读,以公羊学的方式呈现,颇值得注意。而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凌曙注本为底稿,博采史料,互相参讨,校勘引证,是目前研究者常用的版本。苏舆的注释,学界多与康有为比较,康有为论《春秋》,也有《春秋董氏学》的著作;相较之下,苏舆似乎较为平实,凿空少,史料多,他的论点,也常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康有为托古,孔子素王改制;苏舆却认为只是立义,借由历史陈述,来表达儒者对于改制的建议与期望。述古与立义,经世与改制,康苏二人依此解董,循此解经,都有所见,也有所偏。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与司马迁的“天人之际”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借“天”言人事,为君权神授作出合理论证,为西汉王朝推行封建专制主义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在古代封建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董仲舒有过“师生”之缘的司马迁,其“天人之际”的思想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有着继承又创新的联系.其中,继承表现在“天”与政、“天”与命、“天”与象方面,创新表现在天象与人事、天道与人世、天意与人君方面.     

董仲舒自然哲学的四重维度及其对天人感应论的调适

董仲舒自然哲学可以划分为自然论、天论、天人感应论、十端论四重维度。“自然”标志事物发展的客观性、规律性、逻辑性。天论则存在着自然之天与神明之天的二重性。神明之天通过自然之天显示出“天意”“天命”。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自然哲学的核心内容。董仲舒尽管认为绝大部分自然现象出于自然界本身,但是更看重灾异与祥瑞等反映神明意志的特别现象。君主的作为构成了感应的逻辑起点,进而被神明遣告,并反映为灾异与祥瑞两种特殊的自然现象。天人感应的内在机理就在于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十端之间的同类相动。而儒家通过分析灾异的阴阳五行属性,进而劝谏君主、改制更张。讨论董仲舒自然哲学有助于实现对其天人感应论的内在机制问题进行调适,实现自然论、天论、天人感应论、十端论的统一。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过度诠释——论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之目的

董仲舒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表现了较强的主观性,这主要基于他解释之目的:其一,通过解释,董仲舒把《春秋》经传之义理论化、系统化;其二,通过解释,他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为其思想体系建立经典的根据;其三,通过解释,董仲舒论证了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的合理性,且通经致用,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春秋》之义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     

黄宗羲的春秋学

黄宗羲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提出《春秋》取材于列国之史,并不局限于鲁史,并指出其有脱简与错误,从而还《春秋》以史的面目。他对《春秋胡氏传》进行了批判,指出其被义例束缚了,并多处违背经文。他还结合历法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     

惠栋的《春秋》学研究

惠栋本着尊汉求古、实事求是的治经宗旨,以校字通经为基本方法,以尚礼为治经取向。惠栋的治经取向与研究方法,在方向上确定了清代《春秋》学尊汉征实之风气;在方法上确定了校字通经之法则;在训诂体式上促进了新疏的产生。惠栋的《春秋》学研究亦存在不少缺失,然而,瑕不掩瑜,其在清代《春秋》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春秋》经传与中国古代历史思想

儒家文化典籍中的《春秋》经传因其与历史的紧密结合,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对治乱兴衰的考察、突出的人本主义精神和批判意识,以及丰富的历史变易思想等多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吕氏春秋》命名与主编问题的文献爬梳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公元前239年前后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各著所闻编成的一部书,属于私家著作。历来人们对该书所采资料的真实性怀疑较少,但对其书命名含意、吕不韦主编身份却有不少争议。本文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辨析,以期对今后《吕氏春秋》研究有所助益。     

元儒郑玉《春秋》学考述

<春秋阙疑>以"阙疑"为体例,批判三传而综合三传,折衷程、朱二氏之说.兼以博采诸儒之论,体现出一种"甚公且平"的精神.但是此书始终着重阐释理学最为强调的天理、人欲及纲常、人伦等层面,其理学倾向性也是非常明显的,经过郑玉看似客观的塑造,<春秋>越发被提升成了一部可以用来经世治国的煌煌法典.     

《晏子春秋》的舆论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是当时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稷下学宫建立后,引领了诸子的百家争鸣,齐国激荡而出了齐文化这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瑰宝,那个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舆论最为宽松的时期之一。《晏子春秋》作为齐文化的代表作品,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稷下学宫时期的作品。从舆论角度学对该作进行分析,会发现当时社会是如何对舆论进行构建的,该作体现的舆论思想对现在的舆论引导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琱玉集》引《春秋》考

古类书《琱玉集》残卷中六则引自《春秋》的材料,与现存《春秋》、《春秋左氏传》的内容有很大不同,彰显出编者在编辑词条时文献来源的非单一性。《琱玉集》对原始文献进行删改、润色,更注重情节,使之故事化,追求一种民间叙事,传达出《琱玉集》明显不同的写作性格和写作诉求,也彰显出早期类书的编写特点。     

王夫之《春秋》学与史学探析

王夫之在经学与史学上均有精深造诣。他援经论史,以史证经,把经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表现得十分透彻。其中王夫之《春秋》学见解直接成为他史学研究的思想根源,所以,研究王夫之史学离不开他对《春秋》学的理解。而《春秋》学对王夫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春秋》书法上,即《春秋》＂尽而不汙＂和＂惩恶劝善＂,使王夫之史学研究形成了直笔和致用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     

《诗》亡然后《春秋》作——关于史记学论域及其学术文化价值的历史思考

《史记》写作的学术文化背景是由民间阅读文化空间形成和神话历史化交互作用构成的;《史记》的叙事特征是用“从此以后”这种特殊时态显示的,而本质是拒绝整体性,但是由专名构成的叙事身份从逻辑和价值论两个层面保证了叙事真实性,这限定了史记学的论域及其当代学术文化意义:寻找抵抗虚无主义的修辞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