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与突破:近年亚洲发展传播研究的动态与评价

发展传播学在二战结束后逐渐受到了西方学界的重视,并由欧美国家扩散到世界各地。亚洲地区为发展传播学的学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梳理了近年来有关亚洲发展传播学的文献资料,从研究国别、研究议题、理论范式概括了亚洲发展传播研究的学术动态。从研究国别来看,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成果较为丰硕。从研究话题来看,经济发展的“软要素”、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性别平等与家庭生活、农业与农村发展、媒介技术与边缘化社区和传播的权力问题等议题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从理论范式来看,包括社会营销、娱乐教育、健康促进、参与式传播等主流理论范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亚洲地区既提供了丰富的发展传播实践案例,也在方法模型层面实现了创新,但在理论范式层面缺乏具有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亚洲中心的”理论群。     

国内外有关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比较——基于286篇研究文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有关文献,对国内外有关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进行量化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大陆、港台和国外研究在文献数量、命名方式、研究议题、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方法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议题方面,中国大陆、港台和国外学者分别重视管理应对、抗争动员和概述研究;理论视角方面,大陆学者较多应用传播与舆情理论和危机管理理论,港台学者应用较多的是社会运动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国外则以社会运动理论、话语和对话理论为主;研究范式方面,大陆学者的主导范式是对策研究,港台和国外学者的主导范式是抗争研究;研究方法方面,大陆学者以思辨的方法为主,港台和国外以实证的方法为主。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学科研究的差异和国内外研究各自的局限。     

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变——《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阅读札记

媒体如何促进社会发展是发展传播学的中心议题之一.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科林·斯巴克斯教授新近出版的<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一书中,对发展传播学中的主导范式、参与范式、帝国丰义范式和全球化范式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批判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传播学的新范式.     

媒体考古学——传播学研究的新思维

传播学引进大陆已经20多年,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为了使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进行本土化,在概念界定和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界开始思考传播学的危机、范式内容和学派,检讨北美主流经验主义学派的不足,注意批判学派从欧洲向北美的扩散,认真研究正在崛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     

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范式概念的辨析,将目前学界公认的三种传播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以及批判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探讨这三种研究范式在我国的发展状况;最后针对传播学多元范式并存的现状,提出要正确理解范式之间的张力,避免其负面影响,以促进我国传播学的发展。     

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接合与涵化

国际知名社会学家、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约翰·厄里教授致力于流动性理论研究,力图超越交通研究与社会研究之间的二元对立,探讨流动产生的资源和信息再分配以及社会差异。这涉及流动与非流动的关系、虚实空间的接合、流动的物质性等议题,此外还发掘流动与地域、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的细读和阐释,以及对戴维·莫利教授的半结构访谈,试图在不同理论的交光互影中探查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之间的隐显关系：一方面,新流动范式成为传播研究重返物质向度的理论支撑,建立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视角,拓展传播研究议程;另一方面,在交通学、社会学以及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流动性理论与日常流动实践,使传播学研究与社会现实在更多问题上有桥接的可能,拓展传播研究新的面向。此外,厄里的流动性理论对传播学的影响也有赖于戴维·莫利、杰瑞米·帕克以及保罗·亚当斯等学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连接者和转化者的角色。     

超越经验主义的媒介效果研究——媒介研究的范式争论再反思简

从介绍托德＆#183;吉特林《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一文开始,展现了传播学界围绕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媒介有限效果研究而引发的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范式之争。通过展现不同立场学者的争论与探讨,解读这场论争的主要议题以及理由,分析其中有助于跨越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之间的分野的学术共识,为寻找超越经验主义的媒介效果研究范式,进行积极探索与有益思考,也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解读的多元空间。     

2014年传播学十大观点

文章以2014年中文新闻传播期刊中传播学方向的论文为基础,总结了2014年传播学十大观点.这十大观点涉及新媒体与社会分层,新媒体对时空感、社会运动的影响,传播思想史研究,大众媒介与集体记忆,灾难传播,欧美传播研究中新兴的“媒介化”范式,新闻记者自我职业认知的新图景等等.这些中国传播学的前沿研究,反映了2014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议题与成果.     

媒介效果研究:“假说”还是“理论”?——基于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学术考察

在传播学的话语版图中,媒介效果研究无疑是最耀眼的坐标。作为传播学研究主流范式的经验学派与批评学派在媒介效果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诸如"皮下注射模式""第三人称假说""媒介文化",等等。但在媒介效果研究的本质归属上,两大学派的观点却发生了较大分歧:经验学派认为批判学派的效果研究只不过是借用了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其他研究范式的一些新名词,其研究成果缺乏形成"理论"的社会基础/实证调查;而批判学派认为经验学派过于推崇实证/量化研究,所谓的"研究结论"充其量只能归属于"假说"的范畴,难以建立具有普适价值的理论范式。由此,媒介效果研究到底是"假说"还是"理论"成为了一个亟待深入研讨的学术问题。本文尝试在借鉴哲学、社会学有关"假说"和"理论"界定的基础上,结合传播学现状探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这两大主流范式的媒介效果研究的归属问题以及二者的"可能性融合"趋势,以期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一种基础的、本质的话语范畴。     

当代组织传播问题研究(三篇)

早在1988年,林瑞基博士就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了《组织传播及其效果》一文,在中国大陆开启了组织传播学的先河,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组织传播学"这一学科概念。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国在组织传播学科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国内多数学者对于组织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其学术领域的界定、研究模式与意义的探究以及研究范式的创新等方面,对于组织传播学的理论探讨尚有较大的上升     

超越经验主义的媒介效果研究——媒介研究的范式争论再反思

从介绍托德·吉特林《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一文开始,展现了传播学界围绕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媒介有限效果研究而引发的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范式之争。通过展现不同立场学者的争论与探讨,解读这场论争的主要议题以及理由,分析其中有助于跨越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之间的分野的学术共识,为寻找超越经验主义的媒介效果研究范式,进行积极探索与有益思考,也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解读的多元空间。     

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

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中国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第十届亚洲太平洋传播协会双年会会议综述

正尽管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并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体系及表达方式,但独具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亚太地区却从未忽视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并因此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和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2014年6月24日至26日,第十届亚洲太平洋传播协会双年会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巴查查兰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亚洲太平洋传播协会主办、巴查查兰大学传     

2022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本文从2022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传播学论文,并从元宇宙、疫情与健康传播、传播思想史、媒介理论、媒介物质性、算法、平台劳动、媒介与空间、媒介文化、媒介记忆、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交往等十一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传播学的知识版图。研究发现,2022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传播学研究注重与来自跨学科的经典理论对话,并对“何为媒介”等基本问题持续反思;其次,研究者兼顾新现象与日常性议题,注重新旧问题、理论之间的对话;最后,传播学者将研究视野放置于更多元的行动者、更丰富的研究场景之上,使得学界对空间、物等研究对象的认识愈发深入和全面。     

战后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演变及其启示

对于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传播活动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研究者的最初动机主要是考察、检验和提高教育、宣传、电信、广告、公共关系等领域的传播效果。研究活动始于对社会问题的实际关心,后来,随着心理学和社会的发展,实验、社会调查和统计等经验实证方法逐渐成熟,这又促进了传播领域的研究活动。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验主义便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导特征,这种状况在有着深远的经验实证主义传统的美国尤其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等国家的传播学研究仍然是以经验主义方法为主,只是由于研究环境、     

口述史:一种质的研究方法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类型和研究取向,口述史除具备质的研究范式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自己的独立特征.在传播学研究中运用口述史是口述史跨学科性的一种体现,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不仅为传播学研究提供新的路径,丰富传播学研究的纬度,且为传播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理念,对传播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论性别与传播交叉研究的两种范式

随着社会性别视角以及社会性别理论在传播学中的应用,性别与传播交叉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不过,基于不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该研究领域已然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分别是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主体的"性别传播研究",和以传播学理论为主体的"性别与传播研究"。本文将阐释这两个基本范畴和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别,并分析各自的特征与挑战。     

寻访“缺失的一环”:冷战、现代化与香港传播研究的起源（1965-1982）

1977年,施拉姆受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创立传播研究硕士班,开启香港传播研究,相关学术范式由此随改革开放传入大陆。通过对亲历者的口述史访谈,以及对《亚洲传播季报》、余也鲁回忆录、施拉姆在港研究等史料的发掘,论文以知识社会史视角探查香港传播研究的起源、范式与方法。通过追踪关联北美传播学与香港传播学的关键人物、机构和事件,发现在东西方冷战、香港本土发展诉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香港传播研究既承袭了美式发展主义,也相对独立地探索了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可能路径。2022年是施拉姆访问中国大陆40周年,在此历史节点追溯香港传播研究的知识型和实践范式的源头,有助于更新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知识社会史视野,重新锚定20世纪港台学术在东亚地区社会科学发展史中的谱系位置,填补“传播学在中国”缺失的一环。     

涉农企业与农户间多结点信息传播范式研究——以伊利集团为例

本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切入,与系统学、信息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得出有相对示范意义的"涉农企业与农户闻多结点信息传播范式",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伊利集团与农户间多结点信息传播范式"的特征及信息传播现状进行实地考察与探究,验证"涉农企业与农户间多结点信息传播范式"的现实意义.     

作为经验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逻辑进路与范式转换——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

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是在传播观念二元对立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它回应了传播学研究"重精神、轻物质"的学术反思,重塑了传播过程在社会系统中的连接与中介作用。本文基于芝加哥学派的经验哲学思想,把作为经验的传播作为本次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预设,力图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并据此来审视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底层架构、逻辑进路、范式转换与价值取向。传播学研究之所以要进行物质性转向,其根源在于走向先验的传播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经验的断裂。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对原有的传播观念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必然要在时空构造、现实图景与观念形态三个层面上经历漫长的逻辑进路,这也推动了传播研究不断从身份角色走向身体观照、从符号文本走向经验语境、从仪式参与走向群落生境、从秩序维系走向社会互动。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潜在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价值取向中,具体表现为基于实在互动的建构主义、基于操作可控的实用主义和基于主体自觉的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