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意识与唐宋元小说批评的进程

唐宋元是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创作，小说理论在唐宋元时期面临如何真正走上艺术审美批评之路的问题。从唐之“史氏流别”观到南宋之“史说分离”观，再到元之“说大于史”观，史学意识在唐宋元小说批评中的隐现及其渗透体现了这一时期小说批评走向艺术审美批评的艰难历程。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集大成--清代红学批评述评

将清代中后期围绕《红楼梦》进行的各类批评放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来看,它具有一种集大成的意义,尽管仍在古代文学批评的大范畴中,但还是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由于思想理念、文化立场、审美趣味的不同,清人对《红楼梦》作品意蕴、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评述有其独到之处,与现代人的观点不尽相同,其中不乏精彩见解,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笔宝贵遗产和财富。     

略论“实录”理论对古代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史传理论中的“实录”理论主张对古代小说创作及小说批评的巨大影响.“实录”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发愤著书”说与“春秋笔法”“说作为”“实录”理论的主要内容,对明清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录”理论并不完全排斥虚构与想象,这对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中的写实思潮及人物形象塑造理论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但“实录”理论中的“劝戒说”的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研究“实录”理论及其对古代小说创作和批评的影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王世贞对理学化史学的批评

王世贞一生反宋学。他批评春秋笔法，否定正统论，重新排列道德系谱，用历史主义与道家思想重新解读宋儒史论，力图作出符合历史本真的认识。他是祝允明与李贽之间一位值得注意的理学化史学批评家。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开创之作——读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部自己的专史。2010年8月,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的出版,弥补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尚无专史的缺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论神魔幻象小说批评

神魔幻象小说是从题材和造象两方面界定的,题材多为神魔鬼怪方外之物,而幻象乃是指其构象的非现实的奇幻性。以《西游记》为代表的明清神魔幻象小说是我国小说之林中的一朵奇葩,以其奇幻、荒诞、诡谲,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神秘莫测、色彩迷离的奇幻世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审美效果,它与中华民族深层的审美心理结构遇合,且培育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神魔幻象批评揭示了神魔幻象小说的审美核心,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小说理论。     

试论张竹坡的"泄愤"小说批评观

张竹坡继承并发展了萌芽于先秦，成熟于汉代的“发愤书”说，并把它作为整个小说创作的核心来全面阐述，明确提出了“泄愤”的小说批评观，其主要的贡献是在于他并没有把小说创作的原动力局限于个人的某种私愤，而是将其同广泛的社会现象的腐巧黑暗，人伦关系的败坏沦丧联系在一起，基于向整个社会黑暗面“泄愤”的艺术目的，他提出了小说在表现形式上的“寓言”说，认为小说除了可以负载个人孤愤之感和批判整个社会政治黑暗外，还包括对处于转型期的世道人心与人伦道德的批判。     

中国古代小说劝惩传统与《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

中国古代小说由于其自身特点及其产生、发展的需要,从产生之日起就与劝惩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则是在这种劝惩传统影响之下而产生的一部以劝惩为创作目的的文言小说集。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评介

白云教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是目前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专著。上编分析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基本形式、基本方法、基本对象、基本范畴、重要标尺、重要作用。下编探究了中国古代重要史家、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及《左传》、《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批评思想,上下编交相辉映,凸显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论池莉小说中的"黑夜意识"

在我国，最早把黑夜和女性联系起来的是《易经》。《易经》称“一阴一阳为之道”，白天是阳，黑夜是阴，男人是阳，女人是阴，黑夜和女性就是在“阴”这一层面上连接在了一起。到了八十年代，女诗人翟永明更是在女性主义意义上挖掘二的关系，她把那首《女人》组诗的序言部分命名为“黑夜意识”，以此呼唤女人自觉的独立的主体意识。池莉虽然没有在作品中刻意描写黑夜和女人，她笔下的黑夜和女人的关系也没有成为翟永明的“黑夜意识”的积极脚注，因此，我们不能随意用女性主义的理论进行涵盖，但是，在当代女性主义语境下对池莉小说中黑夜里的女性形象表现出的较为复杂的思想意蕴进行解读，实在是别有一番滋味。概括起来，池莉笔下的“黑夜意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论古代小说对史学尺度的突破及其成因

中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史学的束缚,经历了由实录求真到杜撰虚构,由惩恶扬善到消遣娱情,由史体结构到小说艺术结构等方面的突破,逐渐走向现在小说的本义．进一步探析产生这种嬗变的文化成因。     

钟嵘《诗品》的批评意识与批评方法

钟嵘的《诗品》树立了设“品第”、“显优劣”的批评意识，综合采用了“溯流别”的历史比较方法、以人品看诗品的历史传记方法、用形象说诗的品喻方法、摘句为评等多种批评方法。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进行文化定位的三个矛盾层面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的定位见仁见智,纷繁庞杂。后世研究者尽可以选取不同角度,寻章摘句,得出不同结论。针对这种情况,以中国大文化视角为切入点,从上位层次文化与下位层次文化、史官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这三个相互纠缠的矛盾层面,探迹寻源,深入析理,就能够认识和掌握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进行文化定位过程中所受的观念上的制约和操作上的失误     

郁达夫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价值意识

郁达夫小说在如何汲取古代小说营养方面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开辟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本文以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郁达夫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在价值意识上的复杂关系,本文作者认为,郁达夫小说无疑有选择地传承了中国古代小说中言情小说之以个人价值为导向的价值观念支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以家国等社会集群为导向的价值观念主潮的影响,但是,郁达夫以现代的眼光,对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积极的价值因素给予了新的审视、改造,并将之融合到其以自我为导向却又富有开放性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结构中,使之具有了新的面貌与风采.     

中国古代集权政治对史学批评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渐进的中央集权社会,越是到后期,中央集权的程度越高。这种集权政治影响着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得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呈现出浓郁的政治色彩。     

试论"教化为先"的文学传统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小说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将这种影响具体化的表现则是小说理论中“教化为先”的学观念。“教化为先”的学观念产生较早，但直到宋元以后这种观念才深受人重视。要求小说为教化与政治服务，是当时为小说争一席之地的无奈之举，小说的地位因此得到了提高。这种学观念对小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使多数作家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创作出与社会人生休戚相关的作品。另外，“教化为先”的作家所宣扬的儒家伦理观念，不仅具有阶级性，也包含有人性的合理内涵在内，尤其可贵的是，人在教化世人时，在表面上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背景下，还提出了新的伦理规范。这些方面显示了“教化为先”的学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有正面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种学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小说主题的规范化，人物形象塑造的类型化以及叙事结构的目的化方面。这些消极影响也严重影响了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甚至导致了某些学体裁（如拟话本）的灭亡。     

二十世纪古代小说书目编撰史述略--兼论有关书目体例的几个问题

小说书目的编撰具有献学性质，但它同时又是小说学的一部分，与小说作、成书、版本以及类型等等研究息息相关。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20世纪前期的通俗小说研究为其学术基础，其后80、90年代出现的通俗小说书目和言小说书目也程度不同的吸纳了当时小说研究的成果，同时叉为小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但是20世纪的小说书目作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将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融通一体，对于版本录的完备性和精确性，以及小说类型的界定等等，都是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论郁达夫的小说理论批评

郁达夫的小说理论最具现代性、先锋性,以重情感的真与美为轴心构建起浪漫抒情的"自叙传"小说理论体系.他从重主观情感、"表现自我"出发探索中国小说的"现代性"和小说文体性质;他又以坦露内心忧伤情感、迷恋自然铸成其浪漫主义;对小说艺术形式理论的论述和小说批评,仍然以情感的真与美为原则.他是"主情主义"的小说理论家.     

论卢前对《桃花扇》的接受与批评

卢前对《桃花扇》的接受和批评,既涉及独有的个人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所处时代戏剧研究的状况。他的短剧《琵琶赚》在创作意图和主旨方面与《桃花扇》类似,传奇《楚凤烈》的选曲用调也受到了《桃花扇》的一定影响。他对《桃花扇》的批评研究主要涉及该剧的征实之风、情节关目和曲词,其中多数观点袭用吴梅和许之衡的相关论述,而少有自己独特而新鲜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