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向多元——中国诗学解释学基本阐释向度论

＂人凡有理解,就总有不同＂——现代西方解释学的多元意义观和理解观在中国诗学解释史上从来就是一种自觉承续的阐释实践。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多元共存思想的滋润和涵养中,中国诗学解释者始终对作者意图及本身固有的情理悖论和逻辑矛盾保持着清醒的质疑,对诗歌文本独特的本质属性与理解的多义性之间的关联持有深刻的体认,对读者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所生发的丰富多样的意义世界一直报以肯定的态度。所有这些质疑、体认和肯定也最终注定了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基本解释向度是多元论。     

古韵新编后继有人——初中生古典诗歌创作教学的一点尝试

初中语文教学中老师都会开展古诗词教学,帮助学生理解古诗词的含义,提高学生文学素养。然而当下的古诗词教学存在一个问题,教学内容比较肤浅,教学的流程主要是带领学生对古诗词进行朗诵,理解内容,然后再进行背诵,或者对内容进行鉴赏等环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就没有真正地培养起对古诗词的兴趣,形成固定的爱好,也没有提高自身的审美水平,对于古诗词的惊艳之美和魅力并没有真正地领略到,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就必须要带领学生进行古典诗歌创作。本文对古典诗歌创作教学的意义以及措施展开讨论。     

古典接受诗学的后现代理论形象

古典接受诗学的后现代理论形象是它面对当代语境转型时所生成的一种历史身份。人类精神谱系的连续性发展与其内涵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意义元素为建构古典接受诗学的后现代理论形象提供了合法化依据。这种后现代理论形象主要在三个维度获得规定,即微观化阐释构架、世俗化的阐释内涵与地方性的阐释标准。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后现代理论形象之于古典接受诗学而言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功能性的。     

“禅悟”对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范式的审美观照

禅宗文化追求“物之精也”的直觉与意念性言说,蕴含“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禅意静思和悟化“无知之知”、“无言之言”的精神皈依。为此,禅宗哲学崇尚诗禅兼具的“悟”的思维范式、诗境营造和欣赏体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生命情韵。     

反诗学倾向--论于坚的诗歌创作

于坚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作的一组命名式诗歌,用传统的诗歌理论几乎无从批评.笔者在把于坚的诗歌与传统诗歌观念比照之后,认为于坚从语言的操作方式、诗歌的本质和发展方向诸方面冲击传统诗歌观念,故称其诗歌具有反诗学倾向.     

情动言形——中国古典诗学语言生成论

古典诗学在论述诗语之生成时,以情感为动因和起点,强调诗人真实性情的袒露和泛扬,情动于中而言形于外,内质与外表谐合,情意与文采相谐,既讲究语言的自然天成,又注重字句的锤炼琢磨,通过字斟句酌,求得语言的平易厚实,建构无迹可寻、清真蕴藉的完善诗境     

古典诗歌对文学研究会诗歌创作的影响

我国诗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学研究会虽然不是一个纯诗歌团体,但在新诗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新诗的主题、描写对象及意境、感情、用词、音韵诸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     

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对宗白华诗歌创作的影响

宗白华既是关学大师,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本文从感物起兴的创作方法、淡雅纯净的艺术风格、虚实相生的美学意境、“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对宗白华诗歌创作的影响。     

从接受美学看古诗词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接受美学是读者中心论范式。由于中西语言和文化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差异,译者在古诗词英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创造性处理——即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实现的是对原文更高层次的忠实,目的是使译语读者知之,乐之,好之。     

解释学视域下的不可译性

不可译性是翻译研究中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也是翻译实践中较为棘手的难题.文章认为,解释学的翻译观不能解释和解决不可译性这一难题,因为解释不等同于翻译、解释也不能消弭语言间的差异、解释更不能消除所有未知与不确定性.     

流转新异抒闺怨——清初女词人吴绡和她的词

清代初期女词人吴绡,有着女性词人独特的感知和表达魅力,她的作品清丽、灵秀、自然,饱含真情,是清代女性作家的代表,其创作具有纯粹性,情感具有深婉性,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创作的特色.     

诗词与人生——谈迦陵师的古典诗词之路

叶嘉莹教授(号迦陵)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古代文学教研工作,足迹遍及大洋两岸。在其古代诗词讲授生涯中,她又以“基督、释迦”的担荷精神,深刻地为中华古典文化忧虑而奔走于大洋两岸,成为中华古典诗词的传道者。叶嘉莹教授之独特魅力还在于她用心灵去感悟、解读中华古典诗词所蕴含的生生不已、固执择善的精神品质,涵养她诗意之人生。其“兴发感动”及词之“弱德之美”审美特质的提出,更是超越于传统道德意识,表现出了对人性之“真”与“善”之品质的体认。“诗词即人生”,是“生命之感发”。这既是叶嘉莹教授对古人诗词的体会,也是她之人生境界与追求。     

试论宫体诗的发展演变

宫体诗是指产生于宫廷的、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歌，风格通常流于浮靡轻艳。梁简文帝以太子和皇帝的身份写作这种诗体，从而影响了一代诗风。之后，由于皇帝本人的提倡和大批宫廷文人的响应，宫体诗在陈后主和隋炀帝的宫廷中也先后得到广泛流行，余波至初唐始绝。因此，宫体诗在历史上共延续了近一百年之久，成为这一百年间诗歌发展的主流。     

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观性阐释——以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为背景

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观性阐释大体分为两种：历史原因造成的主观性阐释和个人原因造成的主观性阐释。前者比较常见,人们也无法克服;后者比较复杂,从公共产权、借杯浇臆、赏奇析疑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并做简要评价。主观性阐释在客观上起到了充分调动阐释者积极性的作用,但阐释时也容易因忽视作者与文本而造成对诗歌本意的曲解与僭越。     

七言歌行的流变及其诗体特征简论

七言歌行是古代诗人常用的一种诗体。七言歌行在魏晋时期就已萌芽，它正式形成于陈隋时期，在初唐得以成熟，盛唐得到了充分发展，尔后还发生了诸多变化。七言歌行有着与七言乐府诗、一般的七言古诗不同的非常明显的诗体特征。     

从译者的主体性谈中国古典诗歌翻译

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译者的选择性、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以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这三方面。本文通过古典诗歌的两个具体译例进行分析,说明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所发挥的作用,并给译者以更合适的定位。     

古典与现代的诗性圆融——论印尼客籍作家严唯真的诗歌创作

严唯真是印尼华文文学中的梅州客籍作家。他以诗歌创作为主,同时从事杂文和散文写作,撰写文艺批评文章,并进行文艺理论的探寻。严唯真的诗歌揭露了印尼的社会现实,又表达了他对祖籍国的怀念和对居住国的热爱。从艺术上来看,严唯真的诗歌既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蕴内涵,又有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意趣,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达到了诗性融合,这使得他的诗歌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人风格,在印尼华文文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诗歌翻译:诗形、诗味、诗魂

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任何其他文学形式都无法比拟的重要地位,原因就在于汉语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诗性特质。诗歌翻译不能无视诗性汉语的特点。在对汉英两种语言文字及其诗歌进行分析比较后我们发现,以普遍的翻译标准衡量性质完全不同的诗歌翻译是不切实际的。此外,本文还论述了诗歌翻译的实践性不仅需要译者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更需要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