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抱着唢呐打瞌睡

我出生在一个鞋匠家里。父亲是鞋匠,母亲也是鞋匠。父亲和母亲都是文盲,百分之百的文盲,比金子还纯粹。所以,我经常和母亲调侃:“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盲都培养出了作家!”母亲听了咧着嘴笑,咯咯地笑出了声音。我很感谢这一对以苦为乐、知足长乐的中国鞋匠。我想,多亏父母是鞋匠,倘若父母是官员或者读书人,那么世上可能就会多出一个没流的政客或不入流的酷吏,顶多出个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错过我成为作家的可能。冬天,一个戴着眼镜、蓄着剪发头的女人在我家门口拿出一本色彩斑斓的图画册问我:“这是什么颜色。”她笑得很慈祥,把手指向图画册上的一面红旗。我说:“红的。这是红的。”这样,我考上了小学。9岁那年,母亲承担起了给三条街道送牛奶的工作,不等天亮,我们姐弟几人推着哗啷哗啷的、装满奶瓶的车子走在雪地上,母亲拉着车子,一脚深一脚浅地穿行在老街老巷,我几乎就是从那个时候热爱上“老西安”的。我们送牛奶的那三条街,住着许多旧社会过来的妓女,她们有的已经“嫁汉”,她们的儿女有的就是我的同学。在一个天麻麻亮的冬夜里,我翘着脚跟把两瓶牛奶放在主人的窗台,窗内的景致倾刻使我惊呆了——屋里是敞亮的,里面挂满了红的灯、粉的灯,一个老妪坐在炕桌边跷着二郎腿,...     

“丑小鸭”并非都能变天鹅

自从知道了“丑小鸭”的故事,我就对那些相貌平平、庸庸碌碌甚或可怜巴巴的“丑鸭子”们再也不敢小觑了。说不定哪一天也会一冲惊天飞出个美丽的天鹅来。在我们编辑部常常碰到一些“丑小鸭”,我和我的同行,常常寄予他们许多同情、企盼和无可奈何的厌恶……那是个严冬的日子,编辑部里来了这样一位年轻人:穿着凉鞋,戴着草帽,背着个大提包——信不信由你,他是个“作家”,那脏兮兮的提包里全是书稿。他两眼直直地看着编辑,惴惴而又自豪地呈上他的“大作”,一面恳求编辑发表他的作品,一面吞吞吐吐地叙述着他的从文之路。这位来自鲁北的青年本已娶妻生子,家境虽不宽     

我对图书馆的记忆

出身农家 ,总觉得“图书馆”三个字对我遥远又陌生。那是城里人的事情 ,只有城里人才有资格去图书馆里借书阅报。而“城”离我们这些乡下人更遥远。虽说县城距我居住的小镇只有四十华里 ,但我的伯父伯母年近花甲了还未进过一趟。记得我第一次进入图书馆是上世纪 6 0年代初。那一年我 13岁 ,考上了县第七中学。不知什么原因 ,第七中学没建在我们镇上 ,却建在了距我们镇12华里的一个名叫“程寺”的地方。那地方既偏僻又落后 ,用“鬼不下蛋”来形容它决不为过。那是一个非常小的乡间小集 ,街长不足 5 0 0米 ,有两间供销门市部和一个小卫生所 ,…     

我是普通人──记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

“千万别把我写得离大伙太远了，那我会难受的，其实我是普通人。”在采访时．刘一达一再对我这样说。的确．刘一达很普通，他曾写过不知多少发生在我们中间普普通通的人和事。《京城影楼透视》、《“面的”拒载探源》、《京城歌厅“三陪”现象调查》等都出自他的手笔．但当每篇文章见报后都让人无不惊叹．这又真的使人觉得地不“普通”。随着人们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似乎能清闲地读大块头文章的读者已越来越少。几年来，与刘一达同期开始写大特写的作者们，大多已先后放弃了这一体裁．另辟践径。而刘一达却执著地在此耕耘着。在《北京晚报…     

我的精神财富

要说这个话题似乎感到很惭愧,但一份《解放日报索引》确实是我的重要精神财富。十六开本黑底白字“毛主席语录”五个字作为题头,下面是两条语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中间是白底淡黑色的“解放日报索引”几个字,底部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共十九页。我的那篇小东西的     

“我和30年前的张艺谋是一样的”

“其实大家对于我在这十年商业电影的弄潮中,给我的某种尖锐的批评,我都是看到的。我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中国电影市场那么大,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商业片导演,全部让给了好莱坞导演,我觉得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我愿意以一个年轻人的心态来拍这些东西,我往后还会拍。这是我的一个有意而为之的事”     

咀嚼中的时代折光——南国行一鳞半爪

在天津机场和天津日报记者小吴“会师”。我俩望望彼此的行囊,不约而同地问道:“你带了些什么?”当我们打开提包互相目测一番时,禁不住一齐哈哈大笑。原来,我和他都带了七八个方便面。其起因是受了相同的“深圳、广州物价高昂恐吓症”。想不到,这一批家乡食品竟成为我们旅途中的“鸡肋”,白白跟我们往返几千里。广州也好,深圳也     

我的第一篇

翻开3月25日的《洛阳日报》,我的眼睛被二版中间那一块磁石一般吸引着:几日前的一篇“小新闻”,居然在这儿变成了铅字.     

我爱新闻工作——记萧乾同志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的一次讲话

我是个老记者,我确实很喜爱新闻工作。解放后,每次填表的时候,一般象我这种情况,填“本人成份”时都填“职员”,我觉得这个词儿太抽象,我向来都填“记者”。我想,倘若死后在阴曹地府要我填表申请下一辈子干什么的话,我还要填“记者”。新闻工作不但能使我们接触广阔的天地,它本身也是个广阔的天地。只要一个人有一点点擅长之处,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发挥。我有过一个同学,不用功,光好玩,是个球迷。他却把体育版编得十分活泼出色。报道一场足球赛,也得是个行家才成。旧社会管新闻记者叫“无冕皇帝”,那     

漫画与幽默

汽车在水塘里她:“车子坏了。化油器里进水了。”他:“化油器进水?简直荒谬可笑!”她:“我跟你说,车子的化油器里有水!”他:“你连化油器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要检查检查。车子在哪儿?”她“:在水塘里!”看病前天上班时,我觉得不太舒服。同事赶紧陪我去医院。为了能报销,同事让我用他爸爸的名字。我难受得要命,门诊挂号和填化验单都是同事帮我弄的。抽完血,护士交代:“你明天中午到医院的接待处取化验单。”第二天,我不是特难受了,就自己来到医院。接待处的护士问:“你是取化验单吗?”我说:“是。”护士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摞化验报告问我:“你…     

我在西藏当记者

1984年初夏,我第一次下乡采访.乘坐的老式吉普车从海拔5000多米的色齐拉山下来时.迎面驶来一辆大货车。狭窄的山道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上千米的深谷,吉普车辗着深谷的边缘避让着。可因路基比较松软.使车子后的右轮胎不停地往深谷倾斜。望着不见底的深渊,我吓得闭上了眼.心想这回没救了。就在开车的师傅高喊:“打开车门,跳车!”的一刹那,车子却奇迹般地冲上了路基。可没走多久,又到了一个叫“排龙     

刘晓庆:我在毛泽东时代

部队里思想进步.人人都在争取入党。我的全家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上一辈还是地下党员,可以说是一个党员窝。我所有的表兄表妹包括我妹妹都学理工科,就我一个人学文科。我搞文艺,也不在党,十分各色。我的表哥曾开玩笑说我是无产阶级的土壤里长出的一朵资产阶级小“臭”花。我没有入党也是我革命父母的最大遗憾。毛主席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如此众多的因素加上解放军里人人都积极进步的气     

我做“豆腐”生意

我在基层搞文书工作,因工作关系,养成了业余写作的习惯。隔三见五,有“豆腐”块文章见诸报端,大伙都叫我“豆腐块”。可我觉得,作为业余爱好,我喜欢做“豆腐”生意。翻阅剪贴本上那一篇又一篇小文章,我的“经营”状况便一览无余。那大块的、小块的、条型的、句型的。不就是“豆腐块”、“豆腐条”、“豆腐丝”、“豆腐片”吗?这品种花样还真不少呢;再看看,人民日报一个“豆腐条”10元,中国青年报一个“豆腐片”5元,陕西工人报一个     

“我是西藏的女儿”——西藏电台甘韵琪的记者生活

2004年夏秋之交,我在拉萨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连续半个多月,每天清晨,我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收听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总能在广播中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听众朋友,我是广播电视记者百乡行阿里采访组的记者甘韵琪,我们现在来到了……”随着这清脆悦耳的声音,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令我魂牵梦萦的阿里高原,走进了那熟悉的措勤、改则、革吉、狮泉河、日土、普兰和札达,又来到了神山圣湖和我曾经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木那尼峰脚下,又来到了淳朴善良的阿里农牧民中间。     

我在美国查档案

为什么要去美国查档案 去美国查档案的想法，在我是由来已久了。 胡乔木在他的著名论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犯二十年“左”的错误？》中，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对外部压力的“过火”反应，是导致我们走向“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这个论断是对的，那我们就不能不设法弄清，在１９５７年以后的２０年时间里，外部世界给予我们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它们是大是小，是沉重还是轻微？特别是世界应该了解，所谓外来“压力”，其真实性到底怎样？而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敌人”的美国，曾经是我们感到严重“威胁”或“压力”的主要“来源”。因此，…     

我的连长我的连

我曾经当过6年的坦克兵,当时遇到的人有些我在30年后的今天还难以忘记。在这些人中,就有我的老连长辛占廷。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称对方为“老”连长,或“老”排长,那他就是你刚入伍时的第一任首长。     

我与“斯米克”

没干记者那会儿,认定这差事是成天泡在鲜活的水里,新事儿一大堆,随手拈来都是文章,下了这海,才知道想要每天拥有一个新鲜的太阳,简直是天大的奢望。好在改革开放的大势犹如春风化雨,催生的新事物就像野地里的蘑菇,得意与否,就看你寻觅得怎样了。“斯米克”,可算作我在这寻觅之中的一点收获吧。我与“斯米克”成了老朋友。这都因为我写了那篇《斯米克现象》。     

我写稿 妻帮助

一位高级编辑这样讲:“你要写份稿,老婆喊三声,一洗衣二做饭三出私差,那你将一事无成。”我写稿才六个年头,却小有成就,这也得力于妻子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一是给我腾出时间。妻子原来是吃皇粮的,整天是忙了公务忙家务,对我从不攀扯。每当我的作品在媒体上有字有音有像时,她还甩给我抿嘴一笑,促我辛勤写作。二是帮忙给我采访。妻子历来对人热情,不管什么样的来人她都礼貌相待。我们夫妻俩不在一个单位工作,当来客触及到的新点子,她定会刨根问底,帮我采访,在写稿时,     

两篇未写成的稿

前一段,一些出租车上,都插着一面小红旗。我以为出租车在搞服务竞赛,而这些插红旗者是表现优秀的。觉得这个办法值得赞扬。于是凭着“推断”,很快写就一篇文章。第二天,我恰巧有事坐了一辆这样的车,顺便和司机聊起来。司机说:“插红旗是为了我们公司的车子联络方便,每个车上都有……”     

7块纸片:我的启蒙老师

因祖父多年在地方武装部工作的缘故,我早就知道有份《新闻与成才》,但真正认识并深深爱上她,却是当兵以后的事。新兵入伍第一天,睡至半夜,一声“咣当”把我从梦中惊醒,窗子被风吹开又“嘭”地一声关上了,“哗啦”一下窗玻璃上出现一个黑黝黝的洞,刺骨的北风直钻进来,冻得我们缩成了团。班长闻讯赶来,用手电照了照那黑洞洞的“大眼睛”,转身出去,拿来一本杂志、一瓶胶水,他撕破杂志,我们七手八脚地把那吓人的“黑洞”打了七八层补丁。第二天训练归来,往床上一坐,“补丁”进入我的视线,我这才发现那个补了用的是拆散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