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血写的历史--纪念皖南事变60周年

1940年,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又制造新的反共高潮.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向北移中的新四军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此后,中共中央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皖南事变概论

本文对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经过作出客观分析，有助于读者对这一事件的深入了解与评判。     

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浅析

1941年1月,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剧在中国上演。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袭击。因众寡悬殊,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一部分被俘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悲愤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为什么发动了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皖南事变的发生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着密切关系,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国际因素     

略论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威震敌胆。其抗日战绩,在当时的第三战区和第五战区名列前茅,得到国民党当局数十次嘉奖,并获得中共中央的肯定和多数表彰,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战斗,创建了９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部队的发展速度比八路军还要快。     

皖南事变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皖南事变过程,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坚持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随着时局的起伏和矛盾冲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运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维护了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局面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发展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开辟了苏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苏中、苏北、豫鄂边９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新四军的兵力增长了１２倍；武器装备增长了１１倍。八路军自诞生到１９４０年，兵力增长了８倍，武器装备增长了４倍。可见，在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发展速度不比八路军慢。那种认为新四军发展比八路军发展慢的观点是不准确的。新四军的发展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新四军执行了党中央正确方针的结果，也是新四军与敌伪顽斗争的结果。     

皖南事变中“移师北上”质疑的分析

学习“皖南事变”时，教材的表述与地图册的相关内容有明显区别，同学们莫衷一是。教材讲“1940年秋，蒋介石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第二年初，新四军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从安徽泾县云岭出发，移师北上，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而《中国近代现代史地图册》上，茂林地区在泾县云岭南部，新四军并非先“移师北上”，而是先“移师南下”，这是何故呢?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对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历史贡献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作为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殚精竭虑,利用在国统区的特殊条件,自始至终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协同配合,作出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决策,为援救皖南新四军和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对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皖南事变后中共的舆论导向及成效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在政治上进行大举反击,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争取国际国内中间力量,使形势很快朝着有利于中共方面发展变化。其主要举措是：调动并利用抗日根据地的一切舆论工具和宣传形式,揭露事变真相,提出严重抗议;在国统区和敌占区用侧面的间接的各种方式动员舆论,获取同情和声援;及时引导舆论的走向,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由于中共舆论导向方针正确、策略得当、形式灵活,中共因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声援,争取和教育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力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     

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择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不是国民党当局指定的，中共中央是知道的，这种路线不是绝路。     

皖南事变与我党发展的新阶段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皖南事变问题上,及时认准并捕捉住历史契机进行决策,不仅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而且确立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发展壮大了我党力量,使我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标志着我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为我党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是北上还是南下

关于皖．南事变，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修订本·必修)下册第41页关于皖南事变有这样一段表述：“第二年初(即1941年)，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新四军九千余人从安徽泾县云岭出发，移师北上．在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皖南事变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对皖南事变研究中两个问题进行再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一,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对日妥协投降是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作者认为对日妥协投降不是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前,德、日、意三国同盟成立使英美和日本的矛盾正日趋激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不可能对日妥协投降;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自身安危受到严重威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倾向是抗日;最后,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日本的诱降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第二,关于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有人认为皖南新四军失败应由项英负全责,也有人认为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中共中央,作者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应负主要责任,但不是全部;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责任.     

皖南事变的国际背景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对皖南事变爆发的介绍仅提到国民党政策转向反动。笔认为，要对皖南事变全面了解，还要弄清错综复杂的国际原因。那么国际背景究竟如何?具体说来：     

研究皖南事变的一部力作——《皖南事变史论》简评

最近读到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南京市委党校刘喜发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李亮副教授所著《皖南事变史论》（下称《史论》）。该书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利用近年来新发现与公开的历史资料,借鉴并汲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皖南事变这一巨大而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与评析,是近年来皖南事变研究的一部力作。总览全书,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困局与破局：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建构

皖南事变前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时局,中国共产党为开展抗战动员,团结抗战力量,有效整合国内外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通过多种媒介积极宣传其抗战主张,并根据国际、国内时局的演变,将其政党形象建构为反对投降与分裂的抗争者、团结抗战的支持者与合作者、民主政治引领者与实践者。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的建构既是对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的被动因应,又是为因应政局演变的需要,制定符合实际的政党形象,进而推动国内政治时局的演变,对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发生

全面抗战期间,身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爆发究竟有什么关系?蒋介石是否有解决皖南新四军的预案?至今,学术界在研究皖南事变时,仍然存在分歧。详细考察蒋介石的档案资料可知,抗战进入1939年后,蒋介石对国内事务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置中共问题。由于中共拒不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溶共"方针,武力解决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其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又把制裁新四军问题作为其抗战成败的关键。史实表明,从1939年初到皖南事变爆发前,随着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日趋恶化,加上苏俄的对华援助被其利用,蒋介石国民党便逐渐制定并实施了限制、局部"剿灭"新四军与全歼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周密预案。皖南事变这样就发生了。     

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与项英的战略分歧——从新发现的白艾笔记说起

1939年3月,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参加了周恩来在云岭新四军军部主持召开的军部负责人会议,讨论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方针,有关内容历史上并无详细记载。1978年,白艾协助粟裕撰写战争回忆录,记录整理了粟裕口述的皖南事变回忆资料,标题为《皖南事变前,周恩来和项英、叶挺、陈毅、袁国平的对话》。对话详细生动,是就新四军发展战略展开争论的"现场"再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核心内容是周恩来、陈毅、叶挺主张新四军应该东进、北上,并尽快地大发展,批评项英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株守皖南的错误想法。结合党中央与项英的来往电文可知,项英即使没有明确的"三山计划",也未能完全执行党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没有认识到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贻误了新四军军部向敌后转移发展的良机,应为皖南事变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过,项英虽然有错,但与张国焘和王明不同,不应定性为路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