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翻译的赞助问题

作为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晚清翻译一直受到翻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然而,以前的研究大都是在传统翻译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的。从文学系统外部来审视翻译本身,从赞助人的角度考察翻译,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赞助人理论的阐述,结合晚清翻译中的几种赞助模式,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朗。     

林则徐的“夷情”探查与翻译赞助活动

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冒着政治风险,设立译馆,组织搜集和编译报纸和西书,监督译文质量,为译者提供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保障,成为中国近代翻译活动赞助人的先驱。其翻译赞助活动不仅有助于国人了解"蛮夷"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法律等情况,为官方制定战略提供参考,也在保守的晚清社会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大潮。     

迟到的帝国焦虑——论鸦片战争前“夷”字翻译中译者、文明话语与赞助人的互动

从鸦片战争前"夷"字的翻译史可以看出,翻译赞助人的种种现实目的对"夷"字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最大,而欧洲的文明话语只不过被译者有选择地用来为翻译赞助人的需求服务。无论"夷"字被译为"foreigner"还是"barbarian",都无法成为深刻影响中英关系的"翻译事件"。     

“赞助人”对晚清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派,安德烈.勒菲弗尔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勒菲弗尔的"赞助人"理论作为切入点,从翻译机构、赞助个人和读者群三方面阐述了赞助人因素对晚清翻译活动的影响。     

赞助人视角下赵元任科学译介活动研究

赞助人的作用是翻译文化学派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借鉴福柯的权力观,梳理并重新思考勒菲弗尔对赞助人的理解和定位,将对翻译赞助人的理解从"操控"转向"权力",并从这一视角考察赵元任在中国科学社时期(1915-1918)的翻译活动,重点分析译者与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月刊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赞助力量对翻译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引发阅读乐趣、普及科学知识和建构科学话语三个层面,思考赵元任早期科学译介活动的社会影响。     

从晚清译介看赞助人对翻译选材的操控

赞助人是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文学系统的外部因素,赞助人对文学系统内的翻译活动有操控作用。从勒菲费尔德理论假说出发,考察赞助人对晚清译介的操控,可以看出赞助人的权威操纵着这一时期的翻译选材,使这一时期的翻译选材呈现功利性、多样性和随意性。同时,赞助人的因素亦可用以解释译作变形和文化重写。     

体育赞助的法律规制

体育赞助作为赞助的一种,由于能惠及所有关系人,包括赞助人、受赞助人、媒体、运动员、观众及公众,最为社会所接受。但相关法律规定的缺位或缺陷,致使体育赞助的法律性质不清,当事人权利义务不明,赞助时有纠纷。本文自概念梳理出发,对体育赞助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一一论及,并提出自己的相应见解,以为赞助纠纷的预防、处理提供法律指引。     

翻译与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要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着主题的选择和表现的形式。本文主要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具体的实例进行分析,从而验证：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两部分,其中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涉及了该社会中赞助人的力量。两种意识形态共同起作用,通过译者的主体性对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进行选择,从而实现对翻译活动的隐性操控。     

翻译与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要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着主题的选择和表现的形式。本文主要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具体的实例进行分析,从而验证：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两部分,其中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涉及了该社会中赞助人的力量。两种意识形态共同起作用,通过译者的主体性对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进行选择,从而实现对翻译活动的隐性操控。     

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翻译的过程就是操纵的过程。《红楼梦》的两个全英译本各有千秋,但最终都没有真实地反映原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纵。从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的角度出发,对于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是如何操纵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进行研究,可以为客观地评价译作提供依据。     

求同与存异——功能翻译观视角下的景点介绍英译

在诸多翻译理论中,"忠实"是不可忽视的翻译标准和原则,但是"忠实"的程度并未有具体标准。完全"忠实"原文是理想化的,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改译是必然的。而功能翻译论提出"忠实程度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这意味着"忠于原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该文将以黄果树瀑布景点英译为例来在考察翻译中译文和原文的"求同"与"存异"同翻译目的之间的关系。     

文化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语言学派对翻译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对等理论。文化学派从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研究翻译理论,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从对等理论到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文章考察了翻译研究中这一过程如何发生,讨论了三种主要的文化因素——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是如何对文学翻译产生操控作用的。     

乾嘉时期的学术赞助

乾嘉学术的发达,一方面有赖于学者自身的努力,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研究和著述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研究的目的而求助于官府或私人的资助。因此,研究乾嘉学术,不能不研究与学术有关的赞助人,不能无视我国制度史上一项很特别的制度———幕府制,不能不对卢见曾、朱筠、毕沅和阮元等人的学术赞助对乾嘉学术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特殊的关注。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控——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的典型代表勒费维尔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重写,并且指出操控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即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个因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本文以勒费维尔的重写理论为理论支持,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阐述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翻译策略的操控。     

环境中的译者——从清末民初的翻译现象看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干扰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领域逐渐出现了"文化转向",对翻译的研究被置于更广泛的文化视域中。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翻译被放置在了宏观的历史和文化的视域中加以考察,为我们研究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对译者翻译抉择过程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本文将主要从清末民初的翻译现象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和在这一特定时期译者操纵原文的深层原因。     

论赞助人对西南联大文学翻译活动的操控

西南联大文学翻译活动始终处在赞助人体系的操控之下。间接赞助人在相互斗争中达成妥协,为西南联大文学翻译活动创造了相对独立、宽松和自由的社会文化氛围,从而使文学翻译独立于主流战争文学之外,实现了翻译作品多样化与纯文学化。直接赞助人白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更为具体。白英的个人喜好决定了翻译文集的选材,白英个人的翻译思想被译者们奉为翻译圭臬,在翻译文集中处处得以体现。     

隐形的手: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重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把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本外因素中。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成为当下翻译研究的显学。从赞助人的角度出发,分析相关翻译案例,探讨了赞助人是怎样干涉翻译文本选择、对译者施加影响。     

从清末民初的翻译趋向看赞助人对译介活动的操控

以往对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翻译趋向的研究往往是沿着中国近代翻译的大致历程,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对史料描述多而分析少,而其阶段的划分也是很难明确进行,毕竟翻译活动的展开一直是在缓缓进行中的。沿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这一线索,将这一时期的翻译趋向缓缓铺展开来,继而结合赞助人理论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对翻译趋向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可以看出翻译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专业人士在推动,它也不断受到文学系统外部因素,即赞助人的操控。     

从“赞助人“的角度论出版机构对译介的影响

作为赞助人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出版机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由意识形态、经济及社会地位三个要素构成,本文拟从以上三方面考察翻译出版机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为从不同层面研究翻译提供观察视角。     

从目的论的视角看翻译的政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揭示了翻译不是单纯的技术性行为,而是处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影响下的"传介过程",为了达到特殊目的,因此必不可少地受到政治的影响。文章首先梳理翻译的政治的发展历史,接着结合实例,主要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赞助人因素、地缘政治与外交手段、女性主义和后殖民语境下的暴力政治等客观因素具体阐述政治对翻译的影响。把目的论和翻译的政治问题结合将会给翻译研究带来一些新观念和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