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珍拄拐礼制辨析

贾珍拄拐是《红楼梦》礼制研究的焦点,红学共识“拄拐”实则“用杖”。不同于“拐”,“杖”具有的礼制内涵,引发了两种继发猜测。部分学者依脂本“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认为贾珍用杖是以殡妻之礼对待儿媳秦可卿,用杖佐证贾珍不伦;部分学者依程本“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认为贾珍以殡君之礼对待儿媳秦可卿,用杖影射秦可卿具有皇族身份。然而审视用杖的礼法规则,贾珍本应为儿媳服大功,即便贾珍视儿媳秦可卿为妻,也因其父贾敬在世而不杖。而殡君之杖应为授予,贾珍并未逾制到殡皇室程度。贾珍拄拐并不能为两种继发猜想提供佐证。曹公用拐不言杖的引而不发,正是其“知止”的艺术妙笔。     

凤姐与贾珍年龄关系中的纰漏

《红楼梦》中凤姐的年龄忽大忽小、矛盾混乱：（1）她与珍为同龄人，“从小儿一处淘气”；（2）她与贾珍之子贾蓉为同龄人，且眉来眼去，贾珍年长她十五年左右；（3）贾珍年长好二十多岁，连贾蓉都年长她五六岁。这些纰漏的存在，使人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传统说法产生怀疑。     

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与王国维

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及其创作角度来看他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认为“有我之境”体现了他的悲观思想而反映为忧患与伤感之情,“无我之境”则是王氏渴望超脱“有我”之苦楚,进入一种“无欲”“无我”“天人合一”之境界。这两种境界是王国维集诗人与哲学家气质于一身的体现,也正反映了他的两种不同的思索宇宙人生之问题的方法。     

大话校园

“智慧之师”张利 “你回答得太精彩了，真是‘智慧之答’!”“你的疑问很有价值，真是‘智慧之疑’啊!”这些都是我班数学老师张利的口头禅。他对学生的评价如此与众不同，堪称“智慧无穷”，因此我们都称他为“智慧之师”。瞧，他的“智慧之题”又来啦。     

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与王国维

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及其创作角度来看他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认为“有我之境”体现了他的悲观思想而反映为忧患与伤感之情，“无我之境”则是王氏渴望超脱“有我”之苦楚，进入一种“无欲”“无我”“天人合一”之境界。这两种境界是王国维集诗人与哲学气质于一身的体现，也正反映了他的两种不同的思索宇宙人生之问题的方法。     

谈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审美心态

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审美心态有其独特的表现。一是“笑的哲人”心态。他强调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他把幽默视为“看透宇宙间种种可笑”的人生哲学的艺术表现。他采用“和颜悦色”之容,持“心宽气朗”之态来处理幽默艺术,在幽默中寄寓了他深深的同情。二是“改造国民性”救治心态。他忠诚地继承发扬“五四”的优良传统,“感时忧国”,高举思想启蒙之旗帜,以“惋惜”、“规劝”和“爱”作为思想基调,贯串于他的全部创作。     

春颂（写意重彩画），2007年夏作

他颠复了“水墨最为上”的文人传统理念,让“黑”回归到明清前“五大正色”之原位;他开创了“中国现代重彩写意派”,融汉唐两宋院体重彩和明清文人写意于一体。以大写意之笔势,汉魏书法之骨力,古典石色丹青为血肉,     

苏轼《超然台记》的酸楚苦闷

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旷”。郑骞说“旷者,能摆脱之谓也……能摆脱故能潇洒……”。苏轼之词旷源于人之超然,他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努力摆脱,依然做到不失快乐之心。这一点在他的《超然台记》中有充分的体现。他在文中说“游于物之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也因此,很多人认为《超然台记》表达了他超然旷达的情怀。对于这种认识我很赞同,     

王安石人才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家。他对于人才非常重视。在长期的教育改革实践中。他提出了“教之之道”、“养之之道”、“取之之道”和“任之之道”等方法。这些方法对于当代我国人才培养、管理、选拔与任用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王守仁儿童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从“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哲学理论出发,提出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儿童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应考虑儿童的年龄特点和个性特点,采取“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的“栽培涵养之方”,并十分注重家庭、社会教育对儿童的影响。他的许多思想对于今日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仍有颇多的启发价值。     

《白马论》辨释

公孙龙及其学说已被歪曲、冤枉两千年.和他同时而反对他的观点的人,还只说他是“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是“辩者之囿”.经过秦始皇焚书和汉武帝独尊儒术,他的学说成了“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术异圣人”.到了现代,公孙龙及其学说又成了“差不多只是为辩察而辩察,观念的游戏可以说登峰造极”,(见《十批判书》)“真正集     

《文心雕龙·原道》随笔

《原道》篇是《文心雕龙》全书的枢纽之枢纽。《原道》开篇首句之“德”和《原道》之“道”相对，起呼应、点题作用。“道”指制约万物的普遍规律，“德”指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含有“得道”，即具体事物体现“道”之意。自然之道无时无地不存在，体现自然之道的文也无时无地不存在；有此广大普遍存在之属性，故有此广大普遍之功能，所以“功能”与“属性”这两种对立的解释是可以统一的。刘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的论断，不是说“太极”状态下便有了“人文”，而只是说追溯“人文”的始因，也要追到太极，他看到了“人文”和“太极”的同一性。刘勰所持的基本立场观点是儒家的，但他总结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研究了儒、释、道众家的概括而不只儒家一家。他夸大了儒家圣人对自然之道的认识，是他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左宗棠论名利

左宗棠认为:“天下圆顶方趾之民无数,要其归有二,曰: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集试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曰利而己矣,乌有所谓名者哉！”这就是说,他大胆地把人们的活动都归之为求利,提出了名随利出的命题。 他把世上之名归纳为三种:“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艺一技之名”。他认为“君子”     

也谈“之”的本义

关于“之”的本义,古今有许多不同解释的。首先是东汉的许慎,他提出“之”的本义是“出”的意思.他在《说文解字》中说:“(小篆体之字),出也.象过(草木初生也……读若彻),枝茎渐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他认为“一”上的“”为草木从地下初生出来的形状,所以他把“之”的本义训为“出”义。戴震也把“之”的本义训解为“出”义;但与许慎对字形的理解不同.他在《礼记·考工记·梓人》的补     

蔡元培的师范教育思想

蔡元培先生是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本文拟就他的师范教育思想作一粗浅的探讨。蔡元培先生是一位由晚清翰林转向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目睹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晚清腐朽的政治,萧条的经济,落后的文化使中国成了列强的肆虐之地。严酷的现实唤醒蔡元培先生寻求振兴民族之道。他在长期的探索之中,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认为“改造社会,必先改造教育”,振兴民族,必先发展民族的教育,通过教育发展民族“自强的能力”,养成民族的“健全人格”,培养人民“独立不惧之精神”。他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     

朱元璋与明初科举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濠梁之民”、“淮右布衣”参加了元末群雄起事的行列,花了十六、七年的功夫,收拾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劲敌,推翻了元王朝,做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举贤任才,立国之本”的重要性。①他说:“贤才,国之宝也。”②“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③建国之初,他根据往古“选贤与能”的“治国之要”,通过荐举、办学、科举三条渠道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大批贤能之士。其     

《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新诠———兼谈举例法在句意理解中的运用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出自苏轼的《赤壁赋》,这篇文章被选入各种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如人教版和粤教版。前段时间一位语文教师偶然同笔者谈及“纵一苇之所如”这句话,他说他校语文科组在集体备课时,对“纵一苇之所如”中的“之”字的理解出现了分歧,     

王闿运春秋学的整体思维意向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并形成了他治《春秋》的整体思维意向。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榖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阎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袭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荀子“道”论及其“明道”的文艺观

从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出发,苟子将“道”的重点看成是礼义之统的人之道,主张以人道掌握并治理天道。在此基础上,他将“明道”看成是诗、乐等艺术的理论旨归,第一次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将“中和”之美提了出来,把追求“中和”之美看作是“明道”文艺观的基本原则。他的“明道”的文艺观,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以明道”说的先声。     

略谈“知”、“行”结合

两千多年前,荀子曾把人们学习的过程分为“闻见”、“知”、“行”三个步骤。他认为,“闻见”是感性认识阶段,在此基础上,才能进入理性认识阶段的“知”和实践阶段的“行”。此三者中,他又特别重视“行”。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的这些见解闪耀着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光辉。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认为学至于行达到峰极的看法显然是不完整、不确切的,他还未能认识到把实践的经验回头再来检验理论、发展理论。人们学习知识需要“知”、“行”结合(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决定了教师传授知识也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知”、“行”结合。为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