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的现代变革——以德、法、美为例

20世纪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大学传统的"教授治校"管理模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革,逐渐朝向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校的航向演进。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介入到大学的运营,"专业管理者"管理大学的模式开始盛行,以及社会参与型文化氛围日趋浓厚。尽管学者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深度和广度都有所降低,但"教授治校"的管理理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位移,仍然适应现代大学的管理。     

试析“教授治校”中“教授”的特质

"教授治校"作为一种悠久的大学管理理念,近年来又逐渐引起高教界人士的关注。教授治校,从其字面上来看,在英语中应直译为professoria lgovernance。但由于在西方大学,尤其是传统的西方大学中,教授是大学教师的主体,甚至是大学教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辨——论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路径选择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在内涵上有重要区别。教授治学从属于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的前提与基础,并且裹挟着强烈的价值诉求,更有利于推动变革。当前我国大学内部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表现为权力配置失衡,学术权力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改革的关键在于确立教师在学校管理与决策中的权威地位,构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治理结构,实施教授治校。     

坚守与革新——梅贻琦“教授治校”理念之于现代大学

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先生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的"教授治校"理念以学术自由为根基,发扬"吾从众"的民主作风,很好地维护了大学的学术权力,使当时的清华大学名誉天下。职能日趋复杂的现代大学在坚守"教授治校"内涵与精神的同时,更应该结合现代大学的特点,赋予新的内容,以期这一管理模式能够提高决策的民主化水平,形成现代大学治理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校长治校

教授治校源于欧洲,是欧洲一些国家大学保证学术权力行使的重要制度。在我国近代大学创立之初,教育家们也对教授治校进行过探索。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内部事务的一种管理模式,是指教授更多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调解与学术相关的资源。校长治校意味着校长在高校管理中拥有相应的决策权,处于领导地位。事实上,在大学这个系统内部,要实现有效治理和优化治理,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设计,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同运行。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辨

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创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组织结构与权力架构,而教授治学仅指教授在大学学术事务的管理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二者具有本质区别。教授治学仅仅是教授治校的一个枝节部分,教授治校则是教授治学的必要前提。以教授治学代替教授治校,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民主化改革的倒退。     

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再思考——与赵蒙成教授商榷

高校到底应该教授治校还是教授治学,现实中存在颇多论争。事实上,教授治学是教授本质内涵的合理延伸,教授治校超越了教授的本质规定;"教授治校"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现实中不宜机械照搬。教育家治校、教授委员会治学、行政管理者精于治事,是我国高校有效建立教授治学制度的内部条件,同时,还需要政府简政放权,为教授治学创造适宜的外部条件。     

教育民主化进程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实现因素

在我国教育民主化过程中,高校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是大势所趋。"教育民主化"与"教授治校"是形殊质同的统一体。教育民主化视野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外延是:教授治校是"体",而非"用";教授治校亦是教师治校或共同治校;治校的理想是学术自治,行政其中。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实现因素:学术法制化;学校构建以院系级决策为主体的权力体系;营造民主管理的文化氛围。     

论“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

教授治校,对于高等教育工作人员来说早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命题。教授治校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大学经久不衰,肯定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得到顺利推行,层层受阻,且被"教授治学"所取代?要想知道原因,我们首先要分析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内涵是什么?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仅一字之差,二者有何区别?     

参与式管理:“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一个“调节器”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在高校治理的过程中处于两难选择“境地”,实施参与式管理是“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一个“调节器”。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参与式管理会极大地提高高校管理效益,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     

美国怎样搞“教授治校”

为何美国能够拥有世界顶级、最具活力的大学？原因之一是“教授治校”。余在美国大学任教十年，对教授治校在最基层的系一级单位的实施，所知颇详，这里略述一二。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演进及其评价

中国近代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孕育于清末民初,成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普遍推行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不断修正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中国近代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虽然有工作效率等方面的局限性,但它有助于确立教授在大学里的主人翁地位,实现治校民主,维持学校正常秩序,卫护大学的自治和独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时间视角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微观社会基础与现实构建——以教授治校为例

时间是一种惯常性的、日用而不知的存在.“教授治校”作为中国大学制度的一个核心治理机制与制度的构建,除了过去与别国经验的参照启发,理念的辨析与“应然”的清晰,具体制度文本的撰写与实施以外,断然不能忽略作为由行动者实践出的制度(practicing institution by actors)的社会性脉络与现实基础.本文引入时问的理论视角,从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教授治校的微观社会基础出发,从教授的时间与压力、组织时间协调与人际时间协调对真实世界中的中国大学教授治校过程进行分析与评论,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假设.     

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教授治校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教授治校作为一种民主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教授治校机制作为研究切入点,总结梳理了教授治校的内涵,分析了我国教授治校机制的起源、发展及趋势。最后具体分析了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教授治校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对策。     

“教授治校”的实质与边界——与杨兴林教授再商榷

大学到底应该追求教授治校还是教授治学,这一争论关涉到我国大学管理改革的基本取向.教授治校所蕴涵的旨趣是对大学民主管理的诉求,它要求给予普通教师群体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与管理的权力与机会,但不企图独霸权力,也不追求对具体事务的直接管理.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重要、但非唯一的前提,若不具备这一条件,教授治学难免受到侵蚀.推行教授治校必定会遭遇重重阻力,但它作为我国大学管理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应动摇.     

浅谈“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

在饱尝了长达十年浩劫的动乱之苦后，邓小平于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初步奠定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近二十年来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再论“教授治校”

在高校,学术权力是高校领导与管理的重要问题。学术权力的合理使用,关系到高校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能力,是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课题。因此,政府应向高校下放一定的权力,以调动校内各方的积极性,推动学校事业的顺利开展。     

教授治学,也要治校——兼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学术组织的管理,即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意在通过大学评议会的民主决策为大学立法。完善的大学评议会制度,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共同实现了现代大学治理的三权分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论“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

依法治校是推进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德治校是教育内涵发展的内在要求。治理学校,应当把"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德法并举,内外结合,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