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与身份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身份犯是指以行为人具备一定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身份犯的研究应该说尚处于起始阶段,特别是对其在共同犯罪领域中的探讨就更显单薄。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构建合理刑法理论体系的必要内容而且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也尤为重要。     

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之本质——从一则典型案例谈起

共同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尤其在涉及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场合,要正确认定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本质,就必须对刑法中的身份进行科学的界定,并由身份来界定共同犯罪的本质。因为身份的本质是行为人犯罪时的特殊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同样,身份犯与非身份分共同实施身份犯罪行为时的本质是他们对特定犯罪行为具有的特殊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     

论混合身份在纯正身份共犯中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纯正身份犯是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在混合身份共犯中,非身份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与身份者共同构成纯正身份实行犯的共犯,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非身份者在与身份者构成共犯划分责任时,如果利用了身份者的身份,应以身份者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定罪量刑;如果没有利用身份,则应具体区分。     

共同正犯与身份

身份是对犯罪的成立或刑罚的轻重产生影响的个人要素,分为积极身份与消极身份。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折中说的观点是可取的。对有身份者应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之效力是否及于无身份者,应当根据无身份者是否利用了有身份者的身份进行判断。     

论我国刑法中的关系犯及其特征——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

我国刑法增设了利用影响力交易罪,其在犯罪主体上首次确立了关系犯,在行为方式上将斡旋受贿行为无限延伸;本罪主体与请托人、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不同的共同犯罪形态;本罪行为的性质是斡旋受贿,为保持刑法分则第八章同类客体的统一性,需要对关系犯的自然身份给予法定化,并看作是法定身份的投射。     

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乃法律拟制——对《刑法》第382条第3款性质之辨析

依据身份犯主体具有身份之要求及共同犯罪之犯罪共同的本质,构成身份犯共犯的行为人亦须具备该身份犯所要求之身份。那么,无身份者因其主体身份的阙如就无法充足身份犯之构成要件,即使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罪行为,也不能依据共同犯罪理论成立身份犯的共同犯罪。根据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的不同特征,我们也可以判定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是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的结果。因此．《刑法》第382条第3款的规定是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虽然包括《刑法》第382条第3款在内的一些法律拟制的设置存在不舍理之处,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将其认定为注意规定甚至对法律拟制予以整体否定。某些法律拟制设置得不合理无法否定法律拟制追求实质公正或罪刑均衡的实质内涵。《刑法》第382条第3款可以根据实质公正的要求进行调整,以实现真正之法律拟制。     

论走私犯罪案件中身份犯的认定

尽管在理论上有单位身份犯,但单位走私犯罪不是身份犯。在走私犯罪活动中或在案发后正在查处中国家工作人员有受贿情节,只受贿不枉法的,只定受贿罪;海关工作人员受贿后放纵走私的,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在受贿罪与放纵走私罪中,择一重罪从重处罚;非海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放纵走私的,在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中,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又直接参与走私的,应当分别定受贿罪和走私犯罪后实行数罪并罚。单有放纵走私而没有受贿情节的,海关工作人员定放纵走私罪;非海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定滥用职权罪     

论结合犯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合理定位

应在"刑法各论概述"或者"犯罪构成类型"中对结合犯进行研究.在"刑法各论概述"中重点研究行为人触犯结合犯这一犯罪类型所应具备的共性事实以及结合犯的处罚规律,在"犯罪构成类型"中重点研究结合犯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构成类型与单一的犯罪构成类型的不同.     

环境犯罪之危险犯形态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没有关于环境犯罪危害犯的规定。但是，环境立法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环境犯罪特点决定了确立环境犯罪之危险犯的必要性。本针对这一现状，在正确界定环境犯罪危险犯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对其分类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罪行法定原则视野下的不真正不作为犯

不真正(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以不作为的手段,实施通常由作为犯所能构成的犯罪。"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不作为犯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全部不作为犯的问题及讨论都是围绕着不真正不作为犯而展开的。"这里从大陆法系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入手,分析了我国学者对不真正不作为犯和罪行法定原则之间关系的研究状况,提出应该在立法上增设不作为犯的条款。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值性

不纯正不作为犯在刑法中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对其的处罚是以作为犯罪的法条定罪处罚的,那么如何实现不作为与作为的等值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通过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值性的理论考察,可以发现等值性的认定应该从作为义务以外进行论述。等值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存在地位,从作为义务内部论述等值性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完整的。等值性应该从不作为的客观载体,即作为义务的存在、作为义务的强度、危害结果以及实施行为时的客观情状等因素综合判断。     

单位犯罪主体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但什么样的组织才能成为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主体,则值得探讨。对于私营企业,一概否认或承认其单位犯罪主体地位都是不正确的,应当根据其人格的独立程度来确定是否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的分支机构在主体资格上符合刑法中的单位的特征时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单位的内设机构,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单位犯罪论。筹建中的单位如果具备了法律上的人格,且其实施的犯罪与单位筹建事务有关联,是单位犯罪。境外公司、企业,如符合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的认定标准,应当以单位犯罪论．     

论犯罪的分类和犯罪的预防———以行为人为中心的犯罪预防体系思考

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分别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为重心,系统的进行犯罪分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犯罪预防措施,这对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刑法学与犯罪学与之相呼应,也分别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者主要关注犯罪的行为性质,所表述的是不同类型的行为在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上的差异,而犯罪学主要展示犯罪原因与犯罪预防个别特征的犯罪人的类型。因此,有必要以犯罪学为基础,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探讨犯罪分类,提出微观预防与宏观预防相结合的犯罪预防体系。     

析马克思主义刑法价值与基本原则--与贝塔利亚,孟德斯鸠相关刑法理论比较

文章从以马克思刑法理论为主线，集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刑法哲学中的刑法价值，刑法功能，刑法的两个基本原则：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原则，同时介绍孟德斯鸠与贝塔里亚的刑法理论，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做比较，揭示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在现代生活的所占据的重要指导地位。     

论违法性意识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违法性意识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犯罪论体系中是否需要违法性意识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而违法性意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也与一国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和刑事政策息息相关,它反映了一国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谦抑性和人道主义的程度。文章通过分析违法性意识的相关理论,得出适合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违法性意识理论。     

共同犯罪基本问题解析

共同犯罪有"刑法学的迷路"之称,其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多人共犯一罪,更表现为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共同犯罪出现的状态也不同于单独犯罪,因此引发对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定罪和量刑等实践问题的思考,除了依据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之外,也要应用法律的精神和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公害犯罪认定中严格责任适用之探析

＂无犯意则无犯人＂是近代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格言,体现出了罪过原则在犯罪认定中的基础性地位。但是罪过原则作为犯罪认定的基本原则却不能应对公害犯罪中主观方面难以认知与查证的特殊性,不能有效地惩治公害犯罪。在对严格责任进行合理中国化的前提下,有必要在我国的公害犯罪认定中引入严格责任,亦有必要对严格责任的适用做出科学合理的限制,以防严格责任被滥用从而使对公害犯罪的打击陷入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