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学与世界文学——与大江健三郎谈文学

王新新：您主张无论是日本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应加入作为世界文学一环的亚洲文学当中。您所说的亚洲文学具体来讲包括哪些内容？亚洲文学应该怎样实现与世界文学的平衡？     

关于圣愚文化与俄罗斯文学的对话

圣愚文化是俄罗斯宗教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固有的＂疯癫与虔诚＂的双重性品格影响了俄罗斯文学的＂肯定性＂与＂否定性＂内容,如对永恒救赎的肯定、对世俗权力的否定等;同时也对其文学形式发生着结构性作用,如审美满足的延迟处理、自我指涉性的嘲讽以及微观叙事形态下的宏大叙事风格。圣愚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中介是受到圣愚文化陶冶的俄罗斯民族性及其代表人物——作家群体。因此,对这些复杂关系的研究将能更好地发掘出俄罗斯文学经典的普世意义和审美价值,并对我们本土文化的建设提供一种参照系统。     

河北汉人世侯与元初文学

河北地区的汉人世侯藁城董氏、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在元初保护并征辟了大量金源文士,并与这些文士进行诗歌赠答活动,他们自身也创作有诗词与元曲。作为文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河北汉人世侯延续了金元文学的传承发展,为元初文学作出重要贡献。不同于以往的文人集团,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作为反映了金元易代这一特殊时期文人的内心世界。     

从俳句与汉俳看中日文学交流

俳句是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由十七字音组成,要求严格,受“季语”的限制.它源于日本的连歌及俳谐两种诗歌形式.而汉俳是指用汉语写的俳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本文比较俳句与汉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揭示从中体现出的中日文学交流的轨迹.     

人生价值的探寻——《雨王汉德森》的文学意义

《雨王汉德森》是著名的美国文学家索尔·贝娄的第五部作品,出版之后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认可与喜爱。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尤金·汉德森离开家乡去非洲寻找精神归属的事情,主人公经历了担任雨王等疯狂举动之后,最终发现生存的价值就是使自我与现实世界融为一体,并肩负起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这部小说带给读者丰富的人类学知识和人文精神,具有丰富的文学意义。     

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在韩国“亚洲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亚洲。正面临着一种“新生存困境”。它最显著的特点是，从早年因自然根源造成的贫穷、饥饿和疾病，转变成了今天因为发达和追求发达而造成的生态灾难。印尼大海啸、缅甸大风灾、中国的四川大地震等．都是这种“新生存困境”的展示。它虽然不能直接影响和改变我们亚洲的文学现状，却直接改变着我们整个亚洲的生存现实。而这种生存现实无疑会走进写作者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来自中国中原地区最偏僻的乡村的写作者，我对家乡这几十年的巨大变化感到焦虑和不安。而写作无疑是这种情感焦虑的结果。面对“新生存困境”，我想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写作中，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去关注那些被掩埋在黄土之下永远无语的亡灵，去聆听他们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悠长和最揪心的疑问与感叹。     

论日本文学的民族性

在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特性时,应以世界文学为基础,以该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为对象,通过对该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深入探讨并将其多种思想元素和民族观念渗透在研究中。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对日本文学所具备的民族性研究可从文学的思想结构、"物哀"为美的日本文学独特审美观、宇宙万物生命论在日本文学中的延伸三方面入手,以日本文化为基底展开讨论。     

哈汉谚语文化内涵对比研究

谚语是民族语言智慧的精华。哈汉谚语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和各自的特性。本文通过对哈汉谚语的民族特点和文化内涵差异的分析，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语言的丰富文化内涵。     

主体文化影响下的叛逆性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要考虑主体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主体文化影响下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就是译者在主体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创造性翻译行为,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地重构与阐释。译者主体文化上的差异和阐释上的困境,必然使得文学翻译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原作的叛逆,正是主体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创造性叛逆才促进文学翻译的发展,提高文学翻译的可读性。     

论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学的民族性

文学的民族性是人性的根本体现,也是抗拒文学(文化)一体化,实现多样化的重要方式。民族、乡村、外省是文化真正的载体,文学需要加强民族(国家)叙事、乡村叙事、次缘城市(外省)叙事。文学的民族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本体的民族性,二是文学理论(批评)、评价体系的民族性。强调民族性并非全盘否定世界性,民族性在于凸显个性,世界性是为了突出共性;强调民族性在于保持独立性,重视世界性是为了增强开放性,而当下更需要关注文学的民族性。文学民族性和世界性在理论和实践上是能够实现统一的。     

浅论标志设计的传统与现代

不断以人类的最新文化成就反观自己的传统,又不断以传统文化审视人类最新的文化成就,这是标志设计持续进步的重要视点,也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相融合以达到标志设计至高境界的途径。中国的标志、徽标、商标的设计,应该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内涵,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合理的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的应用,是使现代标志具有创意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关键,只有这样,标志设计才更富有创造力、生命力和影响力。     

草原文化与现代性——以中国蒙古族文学为例

文章围绕中国蒙古族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阐发了蒙古文学中古代即有潜在的现代性元素,当代则有更多自觉或不自觉的现代性理念的事实,揭示出与汉文化不同的个性及其对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同时对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民族性、草原文化、蒙古族文学等概念及其界定均有新的思考,以期为蒙古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提供见仁见智的思考向度;由此也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混乱认识的澄清提供一些参照。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本文针对人们普遍存在对翻译旬片面理解和误解的现状,从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因素这个角度出发,对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原作所起的作用,造成的影响甚至出现对原作的创新和叛逆以及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肯定了翻译的作用和价值,确立了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的地位。     

"民族性"的阐释和中国文学的发展

民族性概念是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之一,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历史语境中,它的意义指向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概念的歧义已经影响到学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阐释立场,因此,厘清民族性话语使用的历史语境和具体指向,对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建构

民族特色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学的标志。民族特色,也就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民族性的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揭示民族命运。     

试论毛泽东的人格美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语中、其本义是“面具”的意思。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人格是个体内部决定其特征性的行为和思想的心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决定人格的有遗传、学习、文化、自我意识、特质与潜意识机制等诸多因素。而毛泽东,则把自己的道德、意志、智慧这三种人格力量推向了及至,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从而象征着中华民族那种可撼山岳之伟力的光辉形象。下面,我们将从毛泽东人格的自然性与崇高性,继承性与创造性、民族性与阶级性三个方面,论述毛泽东的人格美。以期对人们属重塑其自我人格形象有所助益。     

试论澳门女性文学

澳门是中国一个曾经特殊、现在依然有些特殊的地域;但是她的文学历史则由近于元典的中华文化作为“脐带”所连接。澳门女性文学的星火肇始于民初,历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缓慢发展,至80年代才借大陆文学之春风而欣欣向荣,其小说、散文、诗歌均有可以跻身中华文学历史之佳作。     

史传文学应尊重历史

文章认为：传记文学的艺术描写不能违背基本史实;历史文学应传播准确的历史知识。     

文学与历史文化的精彩对话

历史文化元素的加入,是洋中鱼散文的一大看点。他旁征博引,真实史料、稗官野史、典故与民间传说,信手拈来,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他的散文还注重意境的营造,善于在文本中融入自己独特的思考,善于以古观今,从史料、传说中挖掘出大量可供今天参考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