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禁令”别成了禁令秀

李军斌在2012年3月5日《现代教育报》撰文指出:日前,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审计署联合发布的《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占坑班"和以跨区域为名收取的"择校费"之顽疾成为治理的重中之重。事实上,保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国家意志,法律规定得非常明确。导致"占坑、择校""歪风"劲吹的真正原因是政府监管不力。近年来,对于治理"占坑、择校"乱象,总是"嘴硬手软",口号喊了不少,可总是口惠而心不至。而这回看来是"狼真的来了"。这不,"八大禁令"之一明确规定:加大查     

荒唐禁令何以出笼

中国从来多“严禁”!据统计各地每年出台的各类“禁令”有近万条之多，按理咱们该见怪不怪才是：然而当我看到湖南益阳的两个区教育局日前出台的包括“严禁奸污猥亵女生”在内的“八个严禁”之后(见3月24日《三湘都市报》)，我还是感到坐立不安，浑身上下都不自在——难道益阳的老师们是见到这个规定后才不再奸污猥亵女生吗?难道在这个禁令出台之前他们就可以随意奸污猥亵女生吗?这个禁令里没有严禁杀人放火，难道他们就可以杀人放火不成?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未来路向——基于社会资本嵌入鄂西W村实践的考察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而“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有效”要求的重要方式。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提炼政党领导、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的分析框架，立足鄂西W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地方实践，研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未来路向：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为乡村社会资本再造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生成提供条件，即基层党组织是“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生成的领导者，乡村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关系网络分别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生成提供基本前提、治理规则、厘定治理主体与治理内容。未来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质增效，需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与行动提升乡村社会信任，以产业发展为主要载体创建互惠规范，以产业发展为主要依托构建致密、健康的关系网络。     

宋代的印刷禁令

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对人类文明的一项卓越贡献。宋代是我国印刷事业空前繁荣的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印刷来促进或加强社会各方的联系,由于印刷技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独立的印刷手工业行业,出现了经营刊刻业的书坊、书肆,同时也产生了“梓工”、“镌工”、“裱背工”等等以印刷为生的劳动者。我国雕板印刷业是分三条路线并行发展的,即官刻、私刻和书坊刻印。宋代官营刻印业规模很大,国子监设官专主其事,刻印内容有经史群书和医学本草、农艺之类的文籍。刻印大批图书以供皇室、三馆和秘府藏书之用,同时也颁赐给政府各机关及官僚士     

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注意力配置研究——基于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文本分析

乡村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主体的注意力分配情况。梳理乡村治理典型经验，有助于为乡村合理配置注意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利用NVivo11软件对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呈现出以下规律：从整体来看，以“群众”“治理”为治理焦点；从配置指向来看，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制度保障”和“优化治理工具”；从具体分配来看，关注于党的领导，强化治理支持，鼓励村民参与，完善民主协商，加强制度化、标准化、网格化管理和积分制管理；从地域和层级分布来看，东部、中部县乡两级政府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和“加强制度保障”，而西部县乡两级政府则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此外，乡村治理越来越重视数字赋能、协商自治、精准治理和制度建设。     

“区块链+”课程治理的生态体系构建与运行逻辑

“区块链+”课程治理生态体系的构建旨在改进当下课程治理机制，推动课程建设，助力以学习为中心的课程体制改革。借助区块链技术的课程治理，可展现时代际遇下课程治理新理路以及以“术”载“道”的新路径。“区块链+”课程治理以加盖时间戳的方式追溯“课程节点”建设历程，通过分布式数据库创生融合“课程块”，采用共识机制维护、链接“课程块数据”以实现课程生态体系构建。形塑以学习为中心的价值逻辑、统整课程节点的理论逻辑以及通过智能合约降低运行成本的技术逻辑是“区块链+”课程治理生态体系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     

政策网络理论视角下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

自1955年新中国首个“减负令”颁布到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我国政府探索治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走过了六十余年的政策历程，历经“以关注身体健康为导向”“以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为导向”“以推进素质教育为导向”以及“以深化综合改革为导向”四个阶段。运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框架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减负政策的变迁逻辑，可以发现政策参与主体由一元发展为多元，信息传递路径由封闭转向开放，政策工具选择从单一发展为灵活多样，治理模式从单一、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化治理。展望未来，政府应增强信任机制、完善学习机制、深化协同机制，围绕学生学业负担问题，构建多维度合作的整体性公共服务模式。     

法治化语境下“校闹”内涵、成因与治理体系

“校闹”本质上是严重扰乱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侵犯学校及师生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将“校闹”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势在必行。从法理视角看，法律意识淡薄、学校安全法制保障不足、执法司法不严是“校闹”形成的主要原因。为此，在构建“校闹”治理法治化体系过程中，亟需重视法治宣教以提高法律意识；加快校园安全立法以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成立家校纠纷调解委员会以丰富治理手段；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筑牢法治防线。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基于黑龙江省23所高校大学章程的文本分析

鼓励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以黑龙江省23所高校大学章程为样本，从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范围、渠道、方式、激励和保障等五个方面进行文本分析，发现高校大学章程中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存在“大学章程制定缺乏学生实际参与”“大学章程话语表述同质性较强且模糊不清”“学生参与治理的制度机制供给不足”“学生参与治理的权力异化”等问题。应从健全教育法律体系、完善治理机制、转变学生治理观念、构建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等四个方面应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     

湖南：十条禁令规范中小学办学

湖南十条规范中小学办学禁令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严禁义务教育阶段组织升学考试，严禁擅自组织单独的高中招生考试，严禁使用非正当手段招揽生源(高中招生坚持招生考试与初中毕业会考“两考合一”)。二、严禁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班。三、严禁随意增减课程及课时，严禁随意提前结束新课，严禁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组织学生在节假日成建制补课。     

“知乎治校”现象分析及其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启示

“知乎治校”现象折射出大学生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权力—权利”互动方式的失衡。“知乎治校”现象反映了高校与学生之间在法律关系认知上存在张力、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良性互动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学生参与权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知乎治校”现象启示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学校主动赋权、学生有序参与的治理体系。高校与学生要树立“治理共同体”的理念，构建以“权利—义务”为遵循的治理框架，打造以协商对话为基础的“善治”格局。     

基于融合治理的乡土教育高质量发展策略探究

乡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新形势下，乡土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新的逻辑内涵，它是乡村振兴场景的组成要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样本。新时代以融合治理助力乡土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客观的诉求，即需强化多元化主体支撑，加强多样性资源支持。以融合治理推进乡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策略是：强化数字协同，打造乡土教育融合治理“云场景”；强化城乡协同，打造乡土教育混合治理“惠场景”；强化人才协同，打造乡土教育专业治理“智场景”；强化内外协同，打造乡土教育高效治理的“微场景”。     

禁令背后的道德话题

几年之前某省一所县级中学发布的在教育界引起了一片哗然的“严禁男教师奸污女学生”的禁令言犹在耳,前些日子本地一所中学颁布的“禁止男教师单独接触女学生”的戒律便又接踵而至。前者当时是被那所学校的领导层当做“师德十条”之一提出的,这样的“师德”实在让身为教师的我啼笑皆非。     

新建地方性本科高校特殊性视阈下的大学治理

“治理”成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在我国，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提出以来，“治理”被应用于社会各类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大学治理”也在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中被频频思考与讨论。从语义学和语用学分析，“治理”是对“管理”的超越，是管理理论自身不足及其实践乏力的结果。大学治理是由于大学实践过程中职能不断扩容所致。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大学与社会过从甚密、与大学相关涉的价值主体多元化，使得大学的目标趋利化、权力碎片化、行为私有化，原初意义上的“管理”难以维护和坚守大学的传统价值，需要对大学从“过程维度”“空间维度”“动力维度”和“行为维度”开展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特征的治理。与此同时，新建地方性本科高校因其大学历史短及地方性特征，治理过程中具有特殊性，具体体现在治理基础、治理环境和治理动力三个方面。     

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则禁令

为确保年内无锡市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建成“安全文明校园”,无锡日前对学校安全“下猛药”,要求实施关于学校安全培训、专项管理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但其中关于“教职员工不得与异性学生在教室、宿舍或其他僻静场所单独谈话”的规定却在无锡的师生中引起不小的反响。近些年来,隔三岔五就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禁令,比如四川的“不准为男领导配女秘书”,又比如湖南益阳市的“严禁中小学教师奸污猥亵女生”等等。而现在无锡市关于教师不得单独与异性学生谈话的禁令,则同样稀奇古怪。比之于益阳市那个大而化之的的禁令,如果说无锡市的禁令还有什么不…     

"以德治国"方略的意义

江泽民同志最近阐述了在治理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他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种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说，不依法治国，就不能很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不以德治国，也不能很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必须把依法…     

“非常”与“日常”:新中国初期黔南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治理经历了一个由“非常”到“日常”的艰难转换。抗美援朝背景下的“细菌战”,属于战争状态下的非常，但却导致黔南民族地区同样开展了以“细菌战”为核心的公共卫生治理，进而实现了从单纯反“细菌战”的非常规防御策略，向空间范围广泛的腹地转变，形成了常规性的公共卫生运动。合作化运动时期，公共卫生治理以“除四害”为中心，配合农业生产，民众参与性空前广泛，但也存在运动型治理的固有困境。当然，公共卫生的“日常”因素也在增强。最终，这种带有现代性色彩从外界介入的公共卫生理念，逐渐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与传统社会的生存习惯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经验的来源。     

论中世纪高利贷禁令及其社会基础

虽然西欧中世纪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和衰退的时代，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缺乏经济理论的时代，只是按照我们现代的眼光，它的经济理论并非那样纯粹，而是始终和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混融在一起，我们称之为“道德经济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其中最能代表这种经济学特色的便是“高利贷禁令”。在中世纪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高利贷禁令始终如影随形，一刻也没有放松过。高利贷禁令并不仅仅是教会出于信仰而固守的信条，同时它也是俗界的统治者一直所主张的。同时，这项禁令并不是一纸武断的命令，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玄妙的理论阐释。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正义检视及路径寻绎

教育正义是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奠基性价值。当代正义理论的发展，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走向正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正义理论的承认、关系与分配三重维度出发审视校外培训机构，发现其非正义现象主要表现为：分数至上导致“承认正义”缺失，经济利益导向造成“关系正义”偏差，以及社会分层的教育投射致使“分配正义”匮乏。基于此，我国应构建以正义为基本导向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逻辑，确立以“承认”为内核的价值理念,重构校内校外育人责任联盟机制，纳入基本公共教育资源服务，以期有效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西乡村治理模式与路径创新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要以有效的乡村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广西不断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仍存在村民自治能力较差、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落后、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较低、乡村文化治理尚待加强等突出问题。要因地制宜，通过“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模式、“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村企合作共建共享”模式、“超级乡村”治理模式提高广西乡村治理水平，并不断创新治理路径，完善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凝心聚力打造乡村治理品牌,切实解决好“三留守”问题,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完善人才、资金协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