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体和赋体：象征性诗歌意象研究

象征性诗歌以意象暗示呈现象征意义.其意象的构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意象间的比喻关系构成,即比体象征意象;一种是以意象的连续铺展、延伸构成,即赋体象征意象.这两种意象有诸多不同,弄清它们的构成方式及其特点,将有助于诗歌创作和鉴赏.     

从“赋”、“赋政”本义看《大哀赋》的创作价值

从“赋”、“赋政”本义来看,赋本身具有朝政实用性,赋的产生源于朝政生活的实际需要。烽烟四起、国家危亡之际,夏完淳用《大哀赋》重新承担起了告天子、告天下的赋的社会功用,体现了赋体文学本质的复古与回归。在国家危难之际也用《大哀赋》体现了士子、臣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显示了其博大的济世情怀和深挚的爱国热忱,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比体和赋体：象征性诗歌意象研究

象征性诗歌是以意象暗示、呈现象征意义的。其意象的构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意象与意象间具有的比喻关系构成的,即比体象征;一种是以意象的连续的铺展、延伸构成的,即赋体象征。这两种象征意象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弄清它们的构成方式及其特点,将有助于我们的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     

阮籍赋体创作思维考论——由与张华《鹪鹩赋》之关系及阮籍的赋创作作时契入

由于阮籍与张华<鹪鹩赋>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辨前者之全部赋作的内在联系,发现阮赋及其赋体性作品<大人先生传>的创作始末,恰与司马氏从开始篡权到定局之年限相一致;由<东平赋>作时考辨发现阮籍后期"不与世事"、谨慎自保实为苦闷待"时"的真相契入,其将自己宏大人生追求境界寄托于赋体创作,以赋体创作作为其较为直接的、现实时代社会理性批判的重要武器,可见其"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乃赋体创作思维.     

“百城赋”的时代意义及创作得失

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展示改革成果,开放丰功,光明日报社推出了‘百城赋”专栏,一城一赋。百城赋具有歌颂盛世、带动辞赋创作、促进辞赋创作研究的时代意义。它的创作之得一是展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二是弘扬了传统辞赋;三是打造了城市文化名片。其创作之失有用韵缺失、语言过俗、有颂无讽。     

论唐代“女伎赋”的创作特色

女性题材赋历来是辞赋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伎赋作为女性题材赋中较为特殊的部分,在唐代才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颇具时代特色。唐代女伎赋在创作上显示出女性形象刻画类型化与个性化并存、政治因素输入以及情感意蕴发生转变等特色。可以说"女伎赋"进一步丰富了女性题材赋的创作,拓展了女性题材赋的表现范围。     

唐代西域赋的主旨与创作模式

《历代赋汇》收录了近1,500篇唐代辞赋,这些辞赋中有57篇属于含有西域文化因子的“西域赋”.西域赋的主旨以雅正为主,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表现万国来朝,西域献宝的,以此炫耀唐帝国国力的强大,这类赋作的创作模式是:首先,“西域”、“昆仑山”、“胡”、“匈奴”等文化因子代表遥远的地方或遥远的民族出现;其次,对赋中涉及的西域物品进行外观、环境、细节、功能的铺排陈述;最后,颂扬大唐盛世,歌颂帝王的功业德行.另一类是颂扬唐代帝王的功业德行、威震四方,鼓励士人立功,这类赋作的创作模式是:首先,介绍战争背景,表明师出有因;其次,铺叙西域的环境与地理风物;再次,描写战争的惨烈场面;最后,写赢得胜利,歌颂浩荡的皇恩.     

汉代赋家创作心态与汉代赋颂并称现象之考察

在赋体研究上,学界一直致力于对它的起源、分类及其功能的探讨,其中对于汉赋特别是汉大赋功能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文章基于汉人赋颂并称这一事实,通过对汉代社会以及赋家的创作心态的探讨,对汉大赋文体的功能作了相关论述,并揭示出汉代赋颂并称的基本原因是因为其先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这一文化功能。     

慢词风致与赋体手法

将赋体手法用于慢词的创作,始于柳永,大成于周邦彦,后继以辛弃疾、王沂孙等,几乎贯穿 了整个慢词的发展过程。以赋为词,适应了慢词的文体特征,契合并推进了词从小令到长调,从民间歌 唱到文人创作的演变过程,奠定了慢词曲折蕴藉的审美特质。     

论汉末赋体创作中抒情化与趣味化的发展

汉末桓灵之世赋体创作的转变体现在抒情化和趣味化两种倾向。前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较为直接密切，题材重大，创作态度严肃；后则着力于开掘曾被遮蔽的世俗情趣，题材趋于细碎，创作态度带有游戏意味。在这两种倾向中，趣味化是更为迅猛的潮流。正是这一点使汉末学区别于忧患深沉、密切关注社会人生的建安学。     

“赋体”管见——从渊源说到流变

赋,在渊源上既是一种表现手法,又是一种文体样式。作为一种独立发展的文体样式,赋体以诗、骚为源头,而又在韵文与散文、咏物与抒情等形式、内容层面存在区别,是一种介于诗骚与散文之间的文体样式,且更倾向于后者。赋体有其相对清晰的发展轨迹,随着抒情功能的凸显和体物功能的衰退,赋体走向了分化。     

司马相如“赋圣”说

自宋人林光朝首倡"赋圣"说,并得到明代学者的大力推扬,司马相如的赋史地位已由"辞宗"转向"赋圣",标志了从文词向文体的变移。探究其源,"赋圣"说又源自"辞宗"说,以及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尤其是后人对其"凌云"赋的创作追摹;论其意义,则寓含了由经义到文章、由诗赋到骚赋、由时文变古体的赋史进程;而考查其说的成立,又与赋学观之"经赋"论、"宗汉"观、"代胜"说与"示范"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文选》“哀伤”赋略论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分为十五类目,其中＂哀伤＂一目选赋篇数最多;＂哀伤＂题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哀伤＂赋选文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极富特色,具有代表性;不同历史阶段哀伤赋创作的不同特征,既呈现了哀伤赋的发展流变,也凸显了《文选》＂哀伤＂赋选文的合理性和重要价值。     

《文选》“设论”类的赋体特征

《文选》“设论”类共选录了三篇作品,从文体归属来看,应当归属于赋体文学.具体而言,“设论”类形式上的“设问而答”、题材上的“士不遇”、体物“铺采摘文”和写志“识时知命”均为赋体文学特征,故《文选》“设论”类可视为赋的再分文体.     

乐府赋题法与唐代歌行体的形成

赋题法是拟乐府创作中严格地由题面着笔,按照题面所提示的内容倾向运思取材的方法。齐梁以来,文人乐府诗大量使用赋题法构思立意,使乐府拟作既可沿袭古题之义采用时代新体,还可寓意古题,挖掘古题的时代新义,从而为乐府拟作在主题内容和体式结构上的创新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因赋题法的使用而形成的古乐府主题与曲题的对应关系,为唐代歌行诗创作提供了思路：诗人在乐府中寓意古题、别出新意,在诗歌体式上突破乐府制约,形成拟赋古题的歌行;“主题+歌词性诗题”的歌行,在对主题的强调中保留诗题“歌”“行”等歌辞性字眼,形成歌行的“标识”意义;自拟非歌词性新题的歌行,为进一步强化诗歌主题,其体类属性只在诗歌篇章结构上体现。唐代歌行体的形成与文人乐府赋题法密切相关。     

汉赋特性与赋体今用

本文主要对汉赋的兴盛、流变及其文学特性进行历史分析,阐述汉赋的历史作用、表现手法、特色与文采;对赋体今用也提出了一些客观的评述。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解——论宋玉在赋体文学形成中的地位

司马迁所谓"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准确地评价出宋玉在赋体文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宋玉赋和汉赋在结构方面具有三个特征,即有"序"文,"对话先抑后扬,后来者居上"以及"相同题材重复写作"。宋玉创造出真正可称为"赋"的这种文学体裁,他是赋体文学创作的第一人,他的"赋"作,对汉赋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赋”与“比兴”的融合——浅谈《文选·禽鸟赋》抒情艺术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禽鸟意象可谓源远流长:《诗经》开篇便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氛围。其他如《邶风·燕燕》、《唐风·鸨羽》、《秦风·黄鸟》、《豳风·鸱鸡》、《小雅·鸿雁》等篇目,皆有禽鸟形象的出现;《楚辞》中,则以“鸾鸟凤凰”、“燕雀乌鹊”等禽乌构成一个象征系列,为后世文人不断地借鉴、发挥。但是,《诗经》中的禽鸟大多只是作者用来抒情写事的起兴和衬托,《楚辞》中以“善鸟”喻贞洁,“恶禽”喻卑污,多为某种人格情操的象征体。因此,在这些作品中,“禽鸟”并不是独立的描写对象,而是作者进行“兴”与“比”的载体。只有到了“赋”中,“禽鸟”才逐渐成为独立的“文学体”,成为作者抒情言志的实体。本文仅就《文选》中的四篇“禽鸟赋”,通过简要分析“赋”与“比兴”从初步结合到实现完美融合的这一过程,理顺“禽鸟赋”抒情艺术的发展脉络。     

汉代七体赋的欲望世界与游戏心态

对包含《七发》在内的汉代七体赋,我们从不断模拟翻写的文学事实出发,讨论其创作动机和由此彰显出来的汉人欲望世界和游戏心态。他们把本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现实追求推衍到极致,对美食、美色和宫室娱乐作了帝王般的穷奢极欲描绘。而七事内容的随意安排和被劝主人的被动处理,又可见汉人的游戏为文心理,以及对世俗享受的沉溺、向往和与不同时期的现政权所发生的离合态势。     

魏晋“寡妇赋”的创作特色及其文化内涵

魏晋时期,女性题材的赋作得到大量的抒写;女性角色呈类型化趋势,如思妇、怨妇、去妇等其中最为特殊的奠过于寡妇角色的抒写。其特殊性一是表现为写作主体的不同．二是其写作时间集中在魏晋时期。魏晋已降则不见蛛迹。立足其特殊性．逐层分析魏罾“寡妇赋”的创作特色。探究兴盛于魏晋之缘由,展现出文本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