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作为思想启蒙的发生与资源——以《摩罗诗力说》为中心

以《摩罗诗力说》为代表的鲁迅早年文章,既是他启蒙思想的发端,也成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摩罗诗力说》呈现出鲁迅早期的宗教观,以"摩罗"精神抵抗统治者的权威,以"反抗之音"挑战"不撄人心",这些宗教内容同时构成了鲁迅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资源,也是其"立人"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还与启蒙形成了某种张力关系,敞露出鲁迅早期思想的紧张和矛盾。     

鲁迅论屈原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等论著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科学的评论,一方面充分肯定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他作品的主流价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屈原及其作品的局限性。鲁迅论作家作品,不仅顾及“全人”、顾及“全篇”,而且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为文艺评论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屈原《离骚》创作心理简论

屈原对自己生命的根源、自己家世的积极美好意识，是屈原美好内心世界滋生壮大的动力源泉。屈原“美政”理想与“浊世”现实的碰撞生成无尽哀怨，因此，抒发此种哀怨以求得读者同情，以为“修名不立”之补偿，应为《离骚》创作意图。     

屈原是“摩罗诗人”吗?

有的同志根据《摩罗诗力说》一文得出“屈原可说是我国‘摩罗派’诗人之祖”的结论,认为屈原的作品,尤其是《离骚》“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产生于两种误解:其一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误解,其二是对鲁迅及其《摩罗诗力说》的误解,试将理由述列如次。     

以兴起情:王夫之"兴"论的美学意义

“诗道性情”的提出是船山诗歌美学对传统儒家诗歌美学的一大突破性贡献．而王夫之的主要突破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兴”“情”这两个主要概念，并以此提出他的诗歌本体论．并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实践之．以“兴”为主的“四情”说的提出也使他的美学体系从创作论走向审美接受，儒家美学精神已经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神思之“心”与摩罗之“力”——对鲁迅早期文学观念的考察

鲁迅早期的文学观念,具有传统与现代、中西交融化合的特点,对心与力的探讨是其核心,摩罗之矛盾亦贯穿始终。对心的探讨从创作主体之诗心和接受主体之人心两个向度展开,强调诗心之怒与哀和人心之本具诗性,及两者会解的可能性。对力的探讨从文学之内面精神、价值和审美风格三个层面展开,崇尚一种迥异于温柔敦厚这一中国古典美学标准的偏至之美。鲁迅的早期文学观念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语境中不同于王国维、梁启超之文学观念的一种新趋向,是中国文学观念现代化演进中的重要一环。     

《湘灵歌》与《归雁》

《湘灵歌》是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借湘灵的鼓瑟,悼念革命烈士的哀诗。《归雁》是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的咏雁诗。《湘灵歌》与《归雁》这两首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先说我要发掘它们之间关系的原因:近年来对鲁迅《湘灵歌》的注释、研究、分析,意见很不一致。就这诗中的“胭脂痕”来说,有的认为是指革命先烈的鲜血;有的认为是革命根据地的象征,用来描写革命根据地的生动景象。再如“彤云”,有的说是“阴云”,不是好字眼;有的说是“红霞”是红色根据地热火朝天的壮丽景色,呈现一片火     

屈原“求女”意义的文化学分析

对屈原《离骚》中所谓“求女”,即“求宓妃、见佚女、留二姚”的描写,历来意见纷呈,难有定论。本文从宗教风俗、爱情心理、民族思维方式等文化学角度对此进行全新的阐释,认为诗中的“神女”形象是屈原“美政”理想的寄托,屈原“求女” 的历程实际上是他不屈不挠追求“美政”理想的人生历程的生动写照。     

鲁迅论中国文化史中的若干问题

一鲁迅历来重视对于中国文化史的广泛研究,他认为“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其他的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他自己在当时无暇也没有考虑扩大到从事这种文化史的研究,然而对于中国文化史上若干重要的现象,他是发表过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的明显弱点,鲁迅归结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坟·摩罗诗力说》),将     

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上）

百年前鲁迅的东渡日本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空间转移”。他在日本的思想发展是以民族主义为起点，并产生如下问题意识，即如何既要批判东方传统促进民族的现代化，又要对西方现代化进行质疑；如何完成“现代民族化”、“现代民族主体”的重建。鲁迅在日本早期的述，其中心词的转移，说明他认识到民族危机在于化危机，化危机在于“人心”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从此鲁迅处于主流思潮的边缘并显示着鲁迅式的化品格。鲁迅作中心词“个”强调个体的精神的自由。其典型的个性主义思想是将“立国”建立在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基础之上，“主人”的根本在人的信仰。“精神界之战士”是批判、战斗的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实践精神，这也是鲁迅的自我选择。     

鲁迅参加"左联"原因再探

大陆学者把鲁迅加入“左联”说成是共产党视鲁迅为“同路人”、派人做鲁迅工作的结果。反鲁派则把这说成是“招降”、“投降”。以此对鲁迅大加挞伐。事实上,鲁迅之加入“左联’,有着多方面的深刻而复杂的原因,是鲁迅对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黑暗现实的一种反抗,是他面对日益白热化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必然选择,也与其向往集团作战的一贯追求、重视培养文艺新人的战略眼光有关。总之,鲁迅加入“左联”是自然而然的,是对历史进步怀有热切期望,并愿意为此尽个人之力的结果。     

论鲁迅的美学思想

三鲁迅的美学思想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来讲: 1、鲁迅非常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审美是文学的一大特征。鲁迅早在他的《摩罗诗力说》(1907年)这篇著名论文中就说过:“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这里所谓“人文”乃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心声”是指以抒写内在情感为特征的各类文艺作品。意思是文艺作品是发自人们内心的声音,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在读者,观众中造成广泛而持久的影响。鲁迅又指出原始社会中的古人“道其能道,爱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这些见解都说明了文艺作品有一种审美的功能。     

50年,我们持守了什么——写在《中语参》第4周诞生之际

<正>50岁,大衍之年,知非之年。50年的跋涉,留下了一个个精彩的记忆;半个世纪的起舞,刻写了一段段不容易的曾经。50年的历程,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说的,是一个“撄人心”的过程,撄即改变,人心即精神。如果说学术驱动的本质是决绝思变、衍化出新,那么,50岁的《中语参》从未停止过这种改变的脚步,也一直在精神塑造上争先。现在,这个探索的脚步又有了新的发端——在经历了50年的洗礼之后,     

试论鲁迅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鲁迅许多小说的文化特性是以质疑与颠覆中国封建文化常规性的内涵作为起点的,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品格。作为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底蕴的选择与反省,鲁迅首先是对“吃人文化”的生动概括与尖锐批判,形成了他小说对于现实存在的不幸人生境况及其客观环境和民族生存危机以及已然封闭、停滞的文化现实进行描写和评价的核心内蕴。其次是鲁迅以“不撄人心”“不相干”来概括与指责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救获现世民众又不能自我拯救的巨大困境和悲剧性。鲁迅以此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爱与拯救的力量,他要创造出一个具有真正的人的灵魂的与自我实际生存密切相关更切实、更直观的文化世界。     

“作至诚之声”——《摩罗诗力说》中“诚”的论述及其原理探析

鲁迅早年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最为缺乏“诚”的品质,在《摩罗诗力说》中,他不仅热烈呼唤“至诚之声”,还形成了关于“诚”的较为完整的表述。“诚”在鲁迅文学与思想发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并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概念在晚清语境中含义颇为复杂,鲁迅不得不通过论辩方式表明自己的理解。由于采纳了卡莱尔等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的思路不同于根据儒家传统或科学理性原则对“诚”的解释。鲁迅调转了论述方向,相比外在、客观的真理,他明确表明“诚理”反映的是主体内面世界的感应和变化,进而将其还原为直觉性的生命体验。鲁迅以“白心”“内曜”强调对主体精神的重塑,对他而言,“诚”关联着“人生”主题并开辟了认识、改革中国社会的另类路径,凸显出浪漫主义诗学在儒家文明与现代科学交汇时刻的独特意义。     

鲁迅心目中的屈原其人

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曰:屈原之志可与日月争光。尔后两千多年的士大夫文人,除少数几个,如班固,从封建伦理道德的另一视角着眼,嫌其露才扬己,竞于群小,忿怼沉江、悖于明哲(《离骚序》)以外,几乎全都认同刘安之见。解放以来,许多学者,亦步武刘安后尘,不过换上新的术语,尊屈原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直到前几年才有人表示了某些异议。而鲁迅早就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屈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称赞屈原“描写哀思,郁为奇文”“沾溉文林,极为广远”,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汉文学史纲要》),但对于屈原的人格却认为不过是平平而已。关于屈原的人格与代表作的思想倾向,鲁迅曾经多次论及,1907年,他就在《摩罗诗力说》中批评《离骚》,认为     

论成仿吾对"文学本身的使命"的批判

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中谈到了文学对于“文学本身的使命”,他所理解的“文学本身的使命”是要以情感为本体,以“表现”为手法,创作出具有艺术性的既“全”而“美”的文学作品来。     

病与药：鲁迅、陈撄宁道教观歧异与民族精神建构

鲁迅从文化内省角度,以道教为国家民族落后的病源;陈撄宁从文化抗争角度,以道教为抵抗他国文化侵略的良药。在晚清民国的政治、文化与思想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个体意识与民族国家话语交织,他们对道教的不同认知,成为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浪潮中建构民族话语的重要依据。鲁迅对以道教为根柢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欲重塑现代性、健全独立的民族性格;陈撄宁在“淞沪抗战”后,明确主张以道教为“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     

以“牛”自喻见心志

子牛——春秋时孔子的门生司马耕以“牛”自喻，立志自己要像老牛那样不辞艰辛、勤于劳作、躬耕而有所得，就将名字改为“子牛”。后来他也真正成了孔子的得意门生，学有建树。病牛——宋代高宗时李纲曾做《病牛》诗：“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此诗题为《病牛》实则写人，以自喻其人生的坎坷与艰辛。李纲官至宰相力主抗金，虽遭谗受贬，但仍忧国忧民，借“病牛”这一形象，抒发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孺子牛——鲁迅先生的《自嘲》诗中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     

屈原与楚怀王"成言"的内容及历史意义

屈原作品中多次谈到他与楚王的“成言”。这应是屈原政治生涯和楚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更是屈原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屈原作品研究的重要钥匙。遗憾的是，它为过去几乎所有《楚辞》专家所忽视。本文根据先秦历史文缺有关“成言”的性质，对屈原作品中有关“成言”的记述，进行综合考证，从而发现屈原与楚怀王“成言”的内容，主要是推行“奉先功以照下令，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的“变法”；屈原《九歌》是他“变法”中“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