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宗族祭礼——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徽州宗族以《朱子家礼》为标准,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属于自己宗族的家规族谱,对于冠昏丧祭四礼之中的祭礼作了较详细阐述。《茗洲吴氏家典》作为当时众多家规族谱中的一部,对于探究清代徽州宗族祭礼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崔锡鼎的《礼记类编》研究——以家礼观为中心

在17世纪的朝鲜,学者们对礼学表现出了很大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在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从批判的角度来对礼学进行重新分析却不是易事。因为这意味着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朝鲜儒者崔锡鼎（1646—1711）对儒学经典《礼记》的研究以及对其的注释书——《礼记类编》是基于对以前研究的怀疑以及力图恢复经典的原意而创作的经典著述类书籍。崔锡鼎的《礼记类编》不只是一部经典注释书,而是试图恢复《礼记》的原本而做的重新编排和构成。全书由18卷5册构成,主要分为《家礼》、《邦国礼》、《学礼》、《吉礼》、《凶礼》、《嘉礼》、《宾礼》等。他认为家礼不仅指的是冠婚丧祭的仪礼,它是修身齐家的一部分。为了修身,君子必须要具备相应的道德品性,这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礼节规范。     

朱子《家礼》的实质及其特色

朱子《家礼》是朱熹礼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自南宋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庶人礼书"。虽然历史上关于这部书的真伪问题说法不一,但近代以来已基本倾向于该书出自朱熹之手无疑。综观《家礼》,宗法制度是其实质和核心,祠堂制度和祭田制度体现出其特色,冠、婚、丧、祭的礼仪规约都是围绕着这三方面来展开的。     

丧礼中的女性——以《仪礼》《朱子家礼》记述为例

丧礼是传统礼仪的重要部分,主题是"慎终追远",以庄重的仪式表达对亡者的悼念,寄托亲友的哀思。在中国的礼仪记述中,《仪礼》和《朱子家礼》书写了女性在丧礼中的社会分工与角色安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理想,表达了制礼者规范社会行为的目的;两部典籍通过各种活动和细节展示了当时社会现实与建构之间的关联。     

宗经与从俗:论司马光家礼的创制原则——以司马光《书仪》为研究中心

司马光《书仪》中制定家礼的原则是既以经典为本又从俗适用.首先,司马光从六经和其他经典中重新发掘礼仪精义,复兴儒家的礼乐精神.其次,司马光制礼始终秉承“以俗合礼”“以礼化俗”的原则,对于合乎民情、有利教化的民俗,采取与时俱进的吸纳态度,对民间恶俗及不利于家庭和谐和国家治理的民俗,采取坚决抵制和反对的态度.     

《史记.礼书》中的礼仪思想及其启示

《史记》中的礼仪思想在部分本纪、世家、列传中都有体现,在八书中的《礼书》《乐书》中更多一些。其中《礼书》对礼学思想做了系统阐述。文章重点分析了《礼书》中司马迁关于礼仪的产生、礼仪的内容、礼仪的特点和礼仪的功能,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礼仪文化自信、提升民族礼仪形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视角下的地域文学书写——以刘庆长篇小说《唇典》为例

文章以地域文学的现代性书写为研究落脚点,对地域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中国地域文学现代性书写的发展历程和特征进行梳理,为文章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背景。以文本细读的研究方式对《唇典》现代性视角下的地域叙述艺术特征进行归纳,从小说的三层叙事空间、两重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和叙事主题等方面分析作家刘庆在地域宗教文学创作中的现代性书写,同时指出小说创作中的不足。最后将刘庆的创作置于作家创作整体、东北地域文学创作现实以及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揭示其作品在东北地域文学史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在徽州宗族制度中的体现——以《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为例

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宗族组成的,而家（庭）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基本单位。徽州就是一个具有血缘性和地缘性特征的宗族社会,通过对《茗洲吴氏家典》中的内容分析,论述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在徽州的体现。     

“乡土中国”的家文化考察——以《家》和《白鹿原》为例

在巴金的《家》中, “家”是革命的对象;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 “家”是维系民众生存的精神性力量.“家”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地位变迁,显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悖论,展现了“乡土中国”精神结构的变迁.     

清人辑诸家《后汉书》述略

范晔《后汉书》与袁宏《后汉纪》行世日久,同时代其他诸家后汉史书逐渐被淘汰。但范氏和袁氏之外的诸家《后汉书》亦有特点,保有珍贵史料,可补《后汉书》与《后汉纪》之不足。有鉴于此,清代辑佚学家开展诸家《后汉书》的辑佚工作,成果颇丰。     

“礼”字文字学、哲学文化内涵探源——以《论语》文本为例

从文字学上讲,"礼"字无论是作为对礼器和祭品合体描绘的"豊",还是作为对人类仪礼核心形式描绘的"礼",都已然包含了丰富的祭礼文化内涵。礼器(以豆为代表)可以说是对祭礼文化在器物上的落实,祭品(以珏为代表)则隐含了沟通天人的祭礼文化目标。作为礼字古文或体的"礼"则包含着人类在祭礼文化中的重要态度——恭敬。而所有这些文字学中所隐含的源头性的内涵与功用也在华夏文明重要的哲学文本《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写作视域下的大单元教学——以《谏逐客书》和《谏太宗十思疏》为例

《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是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下）中的两篇课文。笔者将这两篇文章进行分析整合,结合新课程标准及高考作文等级评分标准,提炼其在说理上的经典之处,为考场情境性写作提供借鉴。这两篇文章说理的经典性在于在语言的得体性、逻辑的清晰性、说理的深刻丰富性、语言的艺术性等,其中前两点为高考评价等级的基础等级要求,后两点为发展等级要求,学生若能将这几点落实到实际写作中,定能受益匪浅。     

空间批评视域下《家》的女性成长

以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为支撑,分别从物理空间的位移、社会空间的拓展、心理空间的蜕变三个空间维度剖析身处种族、文化、性别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茜的艰辛成长,探讨茜由身份迷失,自我价值认知困顿到最终顿悟成长,重拾民族文化身份,重建自身价值,实现自立自强的成长历程。展现了黑人女性的成长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彰显黑人女性勇于打破空间的束缚与限定,在民族文化的指引下完成独立人格的蜕变。     

让语感浸洞语文课堂——以《乡下人家》教学为例

语感是一种语言修养,是经过长期、规范的语言文字训练逐步形成的比较直接、迅速的感受、领悟、把握语言文字的能力。《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那么,在阅读教学中如何让语感浸润语文课堂呢？笔者以《乡下人家》为例,结合教学实际谈几点看法。     

彝文文献中的译文长诗研究——以《唐王书》、《唐僧取经》为例

<唐王书>、<唐僧取经>是彝文文献长诗中最有影响的、劝善行善的、带有佛道文化色彩的"彝族化"民间文学作品,长期以手抄本形式收藏于彝族毕摩手中,是毕摩在婚娶、节庆及火塘边"公开故事"的经籍.作品以宣扬孝道文化和善行善治为主要内容,但与古典小说<西游记>相比较,文学形式、内容情节、故事背景、人物形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异,价值取向亦不同.     

清代民国两家《补宋书·艺文志》考

正史《艺文志》记载一代的艺文名家名作,但沈约的《宋书》并未设《艺文志》这一志目。清代王仁俊和民国聂崇岐分别撰有《补宋书·艺文志》。由于著录文献范围、著录取舍依据、史料解读方式、书目考证深浅都有不同,两家《补宋书·艺文志》在著录体例、收书部目卷额、类目设置、著录内容上存在种种差异。但聂《志》不论是在著录依据的选取、还是类目设置的分类,对王《志》起到了很好的勘误、增补作用。     

“去佛礼儒”与“儒佛共存”——近世日本儒生《家礼》的丧、祭礼实践与身份认同

在佛教被官方制度化的近世日本,丧葬仪轨和祭祀礼仪无法摆脱佛教“寺请制度”的权威而实施。没有制度保障的儒生们通过《家礼》的阐释和实践,对丧、祭礼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以浅见斋为代表的儒生通过“去佛礼儒”礼仪路径,将“名分之守”和“爱敬之实”的儒礼思想播种于日本“水土”。以尾张崎门派中村习斋为代表的儒生则提出了不违背佛教现存礼仪,以“儒佛共存”的方式引导日本社会对《家礼》的受容。日本社会对《家礼》丧、祭礼的受容过程,是近世日本儒生以《家礼》为范本的他文化考察和儒学实践,其背后是近世儒生在缺乏治学入仕的途径下,在生命实践中进行儒学思想体认和“儒士”身份自我认同的实现。     

清代州县词讼审断中的“律例”与“情理”——以《樊山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樊山政书》的研究可以知道,"律例"和"情理"是清代州县词讼纠纷审断中重要的裁断依据。由于"律例"与"情理"所考虑的侧重点差异,在词讼中可能会出现"律例"适用与"情理"权衡之间的冲突。当"律例"适用与"情理"权衡二者间发生冲突时,官员们倾向于不拘于"律例"规定而是注重词讼情形从"情理"的角度裁断词讼纠纷。不过,由于"情理"涵义的模糊性使得在词讼审判中官员在运用情理方面容易产生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