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风盘岭汉墓墓主及相关问题探讨

关于墓主的研究一直都是汉代诸侯王陵墓研究的重要课题。受限于材料,有关汉代长沙国王陵的墓主研究相对薄弱,墓主信息很难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以风盘岭汉墓为例,发掘者初步判断其墓主可能是西汉早中期长沙国某代国王或王后,结论略显宽泛。本文通过对风盘岭汉墓出土陶鼎、泥钱和铜镜进行比对分析,在发掘简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墓葬年代为文景之际至武帝前期。继而通过排除法对历史文献记载的同时期长沙国国王或王后展开分析,进一步判断风盘岭汉墓墓主以长沙戴王王后的可能性最大。本文还梳理了目前为止汉代长沙国王侯一级高等级墓葬在汉代临湘城周边的空间分布情况,初步认为吴氏长沙国王(后)陵主要围绕岳麓山周围分布,而刘氏长沙国王(后)陵主要围绕谷山周围分布。     

洛阳汉墓中的陶案及其礼仪功能北大核心CSSCI

陶案是西汉中期以后汉墓中较常见的器物,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将陶案及其为代表的"案、杯、盘"的器物组合认定为祭祀墓主所使用的祭器。本文通过梳理洛阳汉墓中出土的各类型陶案发现,陶案多在等级较高的多室墓中使用,其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阶层差异,这明显与汉代普遍流行的墓地祭祀的情况不同。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陶案的形制分析,发现其明显具有模仿实用漆木案特点的明器特征。通过对几座典型墓葬进行墓内情景的复原研究,对陶案的器物性质和作用及其所在空间的重新审视,本文认为洛阳汉墓中的陶案及其为代表的器物组合的性质应是供墓主宴饮所使用的明器,而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用于祭祀墓主的祭器。其所营造的空间应为宴饮空间而非祭祀空间。     

四川大邑县兔儿墩土坑墓发掘简报

兔儿墩墓地是一处汉代墓地,该墓地经过多次下葬、封土,在地表形成了高大的土墩。2007年9月至11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大邑县兔儿墩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了10座墓葬。通过此次发掘,基本了解了兔儿墩墓地形成过程及封土结构。其下层为西汉土坑墓,上层为东汉砖室墓,宋明时期又在汉墓封土上下葬。其中3座西汉土坑墓(M8-M10),均未被盗,出土了丰富的器物。陶器有罐、瓮、盆、豆、钵、釜、壶、盘、井、熏炉、鼎、盒等,铁器有釜、锸、削,铜器有带钩、环、车軎等,及200余枚半两、五铢钱。M8、M9时代大概为文景时期墓,属于西汉早期晚段;M10为武帝时期墓,属于西汉中期。兔儿墩墓地的发掘提供了一批西汉早期墓葬新资料,对于探讨汉代土墩墓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洛阳汉墓中的陶案及其礼仪功能

陶案是西汉中期以后汉墓中较常见的器物,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将陶案及其为代表的"案、杯、盘"的器物组合认定为祭祀墓主所使用的祭器。本文通过梳理洛阳汉墓中出土的各类型陶案发现,陶案多在等级较高的多室墓中使用,其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阶层差异,这明显与汉代普遍流行的墓地祭祀的情况不同。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陶案的形制分析,发现其明显具有模仿实用漆木案特点的明器特征。通过对几座典型墓葬进行墓内情景的复原研究,对陶案的器物性质和作用及其所在空间的重新审视,本文认为洛阳汉墓中的陶案及其为代表的器物组合的性质应是供墓主宴饮所使用的明器,而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用于祭祀墓主的祭器。其所营造的空间应为宴饮空间而非祭祀空间。     

徐州楚王山汉墓时代和墓主考

徐州楚王山上有楚元王刘交墓的记载并不准确。本文从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楚王山汉墓具有西汉晚期墓葬的诸多特征,并结合西汉楚国晚期历史分析认为,墓主不是第一代楚王刘交,而可能是第九代楚王刘嚣。     

汉代墓葬中的铺钱现象北大核心CSSCI

汉代墓葬内铺放钱币现象发现不多,较明确者有六座,包括江苏四座西汉晚期墓葬、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及河南陕县刘家渠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就位置而言,有棺内底尸身之下、尸身之上及椁挡板与墓壁结合处三种形式,并有平铺与竖铺两种铺放方式。与陪葬钱币不同,铺放钱币主要用于墓主敛葬或葬具装饰,可达到满足敛葬需求、保护尸身、实现墓主升仙及辟邪等目的。铺放钱币是相关人员对一些丧葬礼俗借鉴和模仿基础上的发展,替代品为钱币或其组合,王朝晚期地方地主或官吏对高等级人员丧葬礼俗的借鉴与模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这一现象虽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丧葬礼俗的多样性和发展中的吸收与创新特征,同时亦折射出与之对应的墓主身份地位、社会状况等内容。     

汉代墓葬中的铺钱现象

汉代墓葬内铺放钱币现象发现不多,较明确者有六座,包括江苏四座西汉晚期墓葬、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及河南陕县刘家渠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就位置而言,有棺内底尸身之下、尸身之上及椁挡板与墓壁结合处三种形式,并有平铺与竖铺两种铺放方式。与陪葬钱币不同,铺放钱币主要用于墓主敛葬或葬具装饰,可达到满足敛葬需求、保护尸身、实现墓主升仙及辟邪等目的。铺放钱币是相关人员对一些丧葬礼俗借鉴和模仿基础上的发展,替代品为钱币或其组合,王朝晚期地方地主或官吏对高等级人员丧葬礼俗的借鉴与模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这一现象虽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丧葬礼俗的多样性和发展中的吸收与创新特征,同时亦折射出与之对应的墓主身份地位、社会状况等内容。     

河南汉画中建鼓图的礼仪功能探析

建鼓作为乐器之一,承担着祭祀的娱神功能以及宴饮或丧葬表演的娱人功能.在汉代厚葬之风的浸淫下,建鼓进入墓葬,成为汉代墓葬装饰题材之一.建鼓图的出土固然为文献中的音乐记录提供了比对的图样,但相较于着重记录建鼓的起源、形制及演奏位置的文献,汉墓中的建鼓图似乎更注重建鼓与诸如车马出行、捞鼎图或西王母等有特殊象征意义图像的拼合及其在墓葬中的空间配置.这意味着汉墓中的建鼓图虽然具有建鼓的普遍功能,但由于它与其它图像的配合,致使整体图像或强化建鼓的基本功能或呈现整合之后新图像所具有的"求仙道"的象征意义.     

河南偃师永宁路东汉墓M4发掘简报

2013年5-7月,在河南省偃师市首阳新区永宁路基建过程中,发掘一批东汉至西晋时期墓葬,其中东汉墓M4规模最大,该墓位于永宁路与汉魏路(华润路)交叉口往东约200米。M4地表原有封土,勘探地表下原始封土呈圆形,直径约31-32.5米。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多室砖石墓,由墓道(附2耳室)、甬道、前室(附1耳室)、西后室、东后室(附1耳室)组成。墓室前室平面呈横长方形,西侧砌有棺床,两个后室均呈纵长方形。墓葬盗扰严重,出土器物12件(组),有陶质瓦当、铜质弩机、车马器等。M4位于东汉帝陵邙山陵区东部的陪葬墓区内,属于帝陵陪葬墓。通过M4布局分析,前室棺室与双后室均至少可葬1人,总计至少葬有3人。M4墓葬形制巨大,结合随葬器物特征,该墓应属东汉中晚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     

试论河北望都一号汉墓壁画布局及其意义

1952年,望都一号汉墓前室和甬道壁面上发现有较为完好的壁画和榜题,该墓壁画布局严谨有序,体现出设计者独特的理念和多方面的考虑。根据内容和位置,大致可以将壁画分为属吏、祥瑞、仙界三类。属吏图像分为五组,按照地位、亲疏和职责有序排列,既反映了汉代郡国行政架构,又昭示出墓主位至三公的显赫地位,还隐晦地展现了墓主的勤勉工作和人们对他的爱戴。祥瑞图像借上天的名义褒奖墓主的德行、墓主妻子的哀思、宾客的虔诚,尤其注重表彰墓主后人的孝心,实际上是生者意愿的集中体现。仙界图像除了表现出汉代社会较为主流的升仙企盼外,还与勉劳谢吏、白事吏共同构成一个显示墓主存在的特殊空间,与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墓主画像有异曲同工之处。总体来看,这三种题材根据东汉的宇宙观念、墓室的不同功能被布置在不同的壁面上,构成一个完整而丰富的墓室世界。     

余杭小横山南朝墓左右将军考

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群中有几座墓葬,在墓室南壁或券门内层的两侧发现砖拼武士形象,有的画面比较完整,有的仅在墓中发现零星散落的画像砖。根据画像砖上的刻划文字,可知这些墓葬中的武士被称为"左将军"和"右将军"。出现这些左右将军画像砖的墓葬,它们形制相同,规模相近,都属于南朝时期。虽然当时现实官员系统中有"左将军"和"右将军"官职,但通过分析小横山左右将军画像出现的墓葬和其他相关南朝墓葬的情况,结合买地券券文和道教文献中的线索,可以推测小横山左右将军可能与道教中的神祇鬼官有关。     

山东地区汉代合葬墓分析

山东地区发现较多汉代合葬墓。根据合葬人数,可以分为两人合葬、三人合葬、多人合葬三种。两人合葬基本为夫妻合葬。山东地区合葬墓墓葬形式的选择,在受汉文化同一主体影响下,既有共性又有地区特点。同穴夫妻合葬在汉代早期发现较少,西汉中期之后成为本地区夫妻合葬的主要方式;夫妻并穴合葬贯穿两汉,是本地区较为常见的合葬方式;三人与多人合葬大多属于西汉晚期或东汉时期。不同等级的夫妻合葬墓合葬方式选择上有所差异,高等级墓葬大多选用异穴合葬,一般中小型合葬墓多选择并穴或同穴合葬。并且根据墓主人级别不同,在墓葬大小、墓葬材质及墓室结构繁简程度上皆有区别。另外,家庭成员内部夫与妻、妻与妾之间尊卑等级,在墓葬中也展现一定特点,根据需要选择的埋葬方式又有所不同。     

从王处直墓看中国古代墓葬中“门神”形象的流变

为了祛邪御凶,中国古代墓葬中多有镇墓神物和镇墓图像。这一现象在汉代之前已经出现,汉代墓门两侧的门侍、神兽等图案正是这种镇墓意识的延续。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在墓门两侧放置守护者的传统,墓室中还多有披甲执锐的镇墓武士形象。同时,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下,以菩萨形出现于佛传故事中的天王,与中国武士形象不断互动交融,最终形成了隋唐墓葬中的镇墓天王俑。晚唐时期,丧葬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用于守护死者灵魂的镇墓神兽、镇墓天王俑逐渐消失,但仍有天王形象的守护者保护墓主的安宁。不过墓葬的天王形象也逐渐转变为将军门神的形象,且在宋、辽墓葬中继续流行。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天王石刻正处于这种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魏晋官文书以纸代简及其启示

从公元105年东汉蔡伦发明纸张,到公元404年东晋桓玄以诏令的形式肯定纸张,沿袭上千年的简牍书写材料被纸张所代替。在这以纸代简的300年间,书信和书籍最先使用纸张,其完成时间在东汉末年。官文书以纸代简要迟缓一些,至东晋才告完成。其中案牍文书、簿籍文书分别在西晋和东晋实现了转变。一种新的官文书书写材料代替另一种官文书书写材料,需要新的书写材料性能良好、实际应用富有成效且时机成熟。这对于今天电子文件代替纸质文件也许有所启发。     

汉代文献的形制及其编纂特点

汉代文献在文字载体、书写和排列顺序等形制方面已基本定型。汉代已建立后世所遵循的以内容、主旨为基础的标立书名以及署名、结集的规范，但是先秦某些习惯也在延续。汉代著作方式众多，以注解、汇编为主。     

北魏《韩玫墓志》四题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韩玫墓志》所载志主家世、家族郡望及其生命后期的仕宦抉择颇有价值。《韩玫墓志》所载高祖韩苟、曾祖韩元兴,即《魏书·韩茂传》之韩耆、韩茂。韩茂家族并非如姚薇元先生所说出自匈奴族,而应是先被赫连夏政权吸纳,后又进入北魏政权的安定地方汉人豪强。孝文帝定姓族后,韩玫家族进入新门阀序列,志主韩玫即凭依门第入仕。门阀化后的韩玫家族舍弃旧贯,攀附南阳郡望,入唐以后其后裔又改以昌黎为郡望,由此可见北朝隋唐间郡望兴衰之于身份认同的意义。从韩玫生命后期的仕宦抉择,可以窥见高阳王元雍与正光政局关系之一端。     

河南荥阳鲁庄墓地唐宋金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鲁庄墓地位于河南省荥阳市贾峪镇鲁庄村,西北距荥阳市区约13公里。为配合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2×660MW燃煤供热机组项目的建设工程,2016年7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15座,其中唐宋金时期墓葬56座,出土有陶瓷器、铜器、铁器、石器等。唐墓M53出土有典型唐代风格的铜钗、铜镜;宋墓M43发现有按方位摆放的五色石,M107为仿木构八边形叠涩顶单砖室墓,出土有买地券,虽字迹不清,但仍是当时丧葬习俗与文献记载相对照的实证;金墓M92中人骨有火烧痕迹,应与火葬相关。鲁庄墓地唐宋时期的墓葬数量较多,为研究中原地区唐宋金时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实物资料,丰富了对郑州地区不同时期丧葬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认知。     

古籍牌记的特点

论文提出古籍牌记肇端于汉简,出现于唐代。宋代以后,呈现出字数有多有少、形式多种多样、字体不一、数量多少不定等特点。     

论汉代文献整理的思想和方法

两汉文献整理思想,主要有求真的文献整理态度、博通的文献观、系统的文献考辨思想、成型的文献解释模式和传统文献学思想的发展。汉代发展和创新了文献辨伪、版本、校勘、注释、标点、翻译、目录等方法。这些方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使文献学方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建构起文献学的基本框架。作为体系的文献学,在汉代已经形成。     

移动阅读的历史、特征与未来

移动阅读正在成为主要阅读方式,目前有关界定大多是从现象层面进行总结描述。文章从阅读史中对“移动阅读”的追求入手,通过分析熹平石经、宋诗用典与明朝“撮辑”三次典型事件,将古代“移动阅读”与数字化背景下的移动阅读进行对接辨析,从而理解后者对人类知识建构、知识获取的影响,以及技术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