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与生女真边界的考古学观察北大核心CSSCI

生女真是辽朝的藩属部族,文献中对辽与生女真之间的边界情况记载不多,难以观察其动态变化过程。从契丹风格的篦纹陶器及辽代陶瓷器等典型辽代遗存的出土分布出发,结合“二普”资料以及最新的城址调查结果,可以发现辽代遗存在松嫩平原地区的分布具有清晰的边界。辽代中期,以呼兰河、阿什河、卡岔河、大黑山一线为界,由兰西山湾城子、肇源望海屯古城、德惠朝阳双城子构成了“山湾—双城子”防线,疑即黄龙府所辖、辽末失载的安远、清、雍三州。辽代晚期,北以拉林河与北流松花江之间的地带为界,东以雾开河一线为界,由农安古城、广元店古城、伯都古城构成了“农安—广元店—伯都”防线。辽的边界从扩张到收缩的过程侧面反映了生女真势力的逐渐壮大,为解读辽灭金兴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于金代肇州地理位置的探讨

金代肇州,辽之出河店也。其城址在今何地?肇源县志将其确定在茂兴镇东南12公里的勒勒营子(茂兴湖水产养殖场)古城,“也有人认为八里城是金肇州”(黑龙江省文物志P163)。我对各方学者的意见了解不多,也无从说其是与非。依据史籍记载、辽金古城分布、考古成果、地理山川形势,金代     

金代渤海世家及其与金朝皇族的联姻

金代历史上有几个非常显赫的渤海世族,或多人身居朝廷要职,或为金皇室外戚,或为历史文化名人,代表世族便有大?家族、张浩家族、李石家族、王庭筠家族以及几位高氏家族等。这些渤海世族皆为辽初迁徙至东京道地区的渤海贵族和右姓移民的后裔,在辽末投附于金,为金朝国家和制度的建立完善贡献卓著,所以没有被迁往中原地区。这些世族基本仍居住在辽东地区内,形成了以辽阳、澄州及辰州为中心的渤海世族集团,是渤海移民后裔在金代以族群形式聚居的最后组织。与辽代皇室一样,金代中前期的皇室依然保持着与渤海移民上层的联姻传统,这种姻亲关系既有助于笼络渤海名门望族,又可以安抚渤海底层民众,有利于其统治,是辽金统治者惯用的手段。     

魏道明辽人金人辨

魏道明字元道,号雷溪子,河北易县人。他是金人还是辽人,历来有两种观点。地方志、碑刻等资料中,金代确有一魏道明,他有可能为辽末金初人。若能确证魏道明为辽中期人,那就是辽和金各有一魏道明。     

辽代利州故城

辽代利州故城址，位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东部，即东经119．6度，北纬41．3度附近。该城址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南为大陵河西支(即古琵琶川)，东流不远处汇人大凌河主河道，城址即在河流的冲积平川上。因该城址地处大凌河谷，是联系东北与中原的交通要塞。所以，利州故城无论是从军事还是经济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辽金元史志书目通览

辽金元3史都无艺文志或经籍志.清人曾作了很多补缺工作.当代学者也有所建树.他们编的各种史志书目包括著录3代作品的通代艺文志、辽代专史艺文志和经籍志、金代专史艺文志和元代专史艺文志4类.这些文献大体反映了辽金元3代的著述情况,是有价值的研究史料.     

房山云居寺辽代刻经述略

辽代续刻《房山石经》经历了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四个时期。刻经条目主要见于辽代石刻记载,20世纪的考古发掘又对石刻所记有所更正。辽代续刻《房山石经》对我们研究辽代社会史、文化史、佛教史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扬州南宋宝祐城东城门北侧城墙和东侧城壕的发掘

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在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工作中,为搞清南宋宝祐城东城门附近面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推定为宝祐城东城门处(该处尚未拆迁)的北侧布设探沟4条、东侧城壕内布设探方1个进行发掘,面积约320平方米。在探沟内揭露出存厚1.5-2.3、宽约35米,至少有过三次修筑的南宋时期夯土墙体,其下为汉代堆积层。这一发掘结果与宋宝祐城相关修城文献记载有一致处。在东主城墙以东探方内揭露出由木桩和柱洞组成的平面呈"〕〔"形遗迹,中间平行部分为南北方向,间距约5.3、南北长约5.7米,与主城墙的距离为18米。这是目前蜀岗上城址主城壕里清理出的第一个壕桥遗存。从发掘结果看,宝祐城东城门应位于发掘区以南的现代建筑物之下。     

《辽史·地理志》与《百官志》所载州比较研究

《辽史·地理志》中记载辽代的州有节度、刺史、防御、观察四类,《百官志》记载有节度、刺史、防御、观察、团练五类。两相比较,《辽史·百官志》与《地理志》中关于辽代州的记载不同的部分,应为《百官志》杂抄本纪、列传及其他史料,或为史臣修史时漏载所导致的。其相同的部分,应具有共同的史源,即耶律俨《皇朝实录》。早在耶律俨修《实录》之时,就已经将不同时期的记载未加考辩而仅仅是罗列在一起了。《辽史·地理志》与《百官志》记载的混乱,恐怕不能完全归咎于元代史臣。     

从辽代窖藏看辽代货币制度的几个问题

辽代货币虽然品多量少,但其铸造规格却始终如一。通过与唐宋货币的对比可发现,辽代自铸货币的这种高度统一性,其实是借鉴了唐宋货币的铸造方式。这种借鉴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当时辽朝边贸程度的发达及铸币体系的成熟化。     

北京的北海和团城

远在公元9世纪,北海曾是辽代南京的东郊,皇帝开始在这里营造"瑶屿行宫".到了金代,进一步挖湖堆山,修建琼华岛,1179年建成万宁宫,这里成为金朝皇帝在中都城外的"别墅".金朝灭亡,大都城毁于战火.元世祖忽必烈来燕京便进驻在此,并决定以琼华岛为中心,建筑新的大都城.     

辽代佛塔建筑的历史成就

<正>辽代佛塔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且在很多方面都保留了唐代的风格,这为研究佛塔建筑的发展及源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辽代佛塔结构合理、造型优美,这为后世的造塔艺术及风格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公元10至12世纪,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大量的体型庞大、形式美观并具有华丽装饰的辽代密檐砖塔,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瑰宝,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及社会背景。辽代佛塔虽然经历了上千年的     

旧储新铸,并听民用:辽代货币体系述论

辽代货币体系包括自铸普通金属货币、外来普通金属货币、其他一般等价物三个系统。辽代通过保障原材料供应、设置各类管理机构、在制作上严格规范形制、严防货币外流等手段,保证了货币体系稳定。     

近代佛塔建筑的历史成就

辽代佛塔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且在很多方面都保留了唐代的风格,这为研究佛塔建筑的发展及源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辽代佛塔结构合理、造型优美,这为后世的造塔艺术及风格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公元10至12世纪,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大量的体型庞大、形式美观并具有华丽装饰的辽代密檐砖塔,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瑰宝,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及社会背景.辽代佛塔虽然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但是有关人类美学及建筑结构特色的因素永久地保留与传承下来,现代建筑的特色都可以从辽代佛塔中找到影子.     

辽墓新出陶瓷的探讨——兼论“官”款瓷器问题

陶瓷考古是辽代考古的有机组成部分。广义上的辽代陶瓷既包括辽境内窑址烧造的产品(可称为辽产陶瓷)，又包括输人到辽境内的瓷器(输人瓷器)。前者代表了辽自身的陶瓷手工业成就，后者反映了辽与其它政权的交流，两者各有其重要意义。     

共城三题

共城遗址是位于河南辉县市区的一处重要遗址,面积约165万平方米,先后发现了东周时期城墙、夯土基址、冶铁遗址和大量墓葬等,其内涵之齐备和丰富在东周时期的一般城址中较为少见。1994年对共城遗址南城墙的发掘表明,城墙修筑于战国中晚期,具有夯土为表、填土为里的复合式结构。本文认为,共城城墙应是先修筑了外侧的夯土城墙,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再修筑内侧的夯土城墙,并用填土将两道城墙连为一体。城墙的独特结构可能是基于筑城效率、军事防御和洪水预防等多方面考虑的创造性发明,在我国古代筑城史中是至今所见最早的一例。南城墙中还发现了坑道遗迹,应是《墨子·备城门》中记载的"轒輼"之类攻城方法留下的遗迹,为研究战国时期激烈的城市攻防战提供了难得的实例,此类遗迹在东周时期还是首次发现。     

新一年 新祝愿

2006年12月25日晚7时,辽宁电视台演播大厅灯火辉煌,劲歌飞扬,辽报集团大型迎新年文艺晚会在《再展豪情》的歌声中拉开序幕。这台以《豪情岁月》为主题的文艺晚会,生动地表现了辽宁日报50年的奋斗历程,艺术地展现了辽报集团改革创新的发展进程,热情讴歌了几代辽报人拼搏奉献的崇     

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代体育文化特色研究

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代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辽代体育对各种体育资源进行了合理的整合。辽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和国家行政管理与皇帝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辽代的体育文化具有全民性等特色。     

耸立千年的辽代佛塔建筑之艺术探源

辽代佛塔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两百多年历史中,辽代国势强大、政治相对开明、经济发达,为辽代佛塔的建筑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佛教文化的兴盛造就了诸如天宁寺佛塔、大广济寺佛塔等千年传世经典。     

金代节度使研究综述

节度使称号最早始于唐睿宗时期,历经辽宋金三朝,到蒙元时取消了节度州设置,也随即取消了节度使这一类官衔。节度使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存在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其地位不容忽视。尽管关于金代节度使方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和深化,但学界研究成果仍然有重要意义。建议未来在研究金代节度使的方面能拓宽范围,从历史大背景下入手,有针对性的对其展开多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