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对新诗及新诗语言的贡献

闻一多提出新诗的"三美"和新诗格律的"三原则"在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扭转新诗散文化偏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闻一多的新诗语言源于当时的白话、口语但又经过了诗性规范,提升到了艺术的理想领域,他以自己的新诗创作实践为新诗语言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

中国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纽结.中国新诗至今所面临的强势敌对状态显然与这一纽结的无法化解直接相关,新诗的困境就是这种强势敌对状态所滋生的产物.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三个因素息息相关,这是形成新诗文化的前提.新诗之"新"文化性质的复杂性是由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所造成的,其中纠结着由现代性所引发的复杂文化矛盾.新诗的文化困境需要在文化内部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式,这可以归结为新诗文化的建设.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经之途,又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     

论周作人早期对新诗理论建设的贡献

周作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先驱者,他不仅以新诗创作的实绩推动白话文学的前进,同时对建设新诗理论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诗歌要表达诗人的真实的情思,诗歌的"贵族化"理论和中西融合的诗歌发展之路,都是早期他对新诗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些理论使他成为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新诗的历史困境与发展方向探索

新诗植入中国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周年了!在这一百年间,中国新诗究竟经历了哪些曲折的历程,经受了哪些痛苦的洗礼,以及未来将朝向何方发展?一言以蔽之,中国新诗正在经历一个从"水土不服",到"水土兼容"的不断"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并逐步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交替、交叉抑或并行存在发展的逶迤曲折之路,未来中国新诗将朝着打通传统与现代诗歌血脉、架起新旧诗歌桥梁的方向发展。     

网络与当代新诗发展

本文认为,网络"激活"了当代新诗,使得新诗发展精彩纷呈.但同时,网络的出现,也使当代新诗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网络的诗坛泥沙俱下,需要正确的引导.     

中国新诗格律研究

正【主持人语】中国新诗发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音律的破坏"(李健吾)。当破坏的狂风吹过以后,新诗发展进入建设时期。新诗人试图通过界定"诗"的定义,来为新诗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在1920年初,宗白华认为诗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新诗略谈》)康白情说诗是"在文学上把情绪的想象的意境,音乐的刻绘写出来"的作品。     

葡萄园诗社对新诗发展的启示

在新诗发展日趋多元化的今天,面对"繁而不荣"的诗坛现状,反观历史、以史为鉴无疑是明智之举。新诗在发展,"变"是其根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那些不变的东西,即"常"的存在。回过头去透视台湾葡萄园诗社"健康、明朗、中国"的诗学主张,对我们今天新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中学语文新诗教学策略探究

当下的中学语文新诗课堂教学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尝试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策略:增强教师专业素养,提高解读能力;加强新诗朗读教学;重视新诗写作教学,开发学生"诗性"思维。新诗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有关新诗教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必将不断发展。     

论早期新诗在中学的传播

早期新诗的合法性问题和"新诗"的传播是密切相关的.在大学教育尚未普及的背景下,早期新诗在中学的传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教科书里的"新诗"篇目的选择、中学教师对于"新诗"的大力鼓吹、中学生乐于参与"新诗"写作实践,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早期新诗与中学教育的密切关系.新诗在中学的传播,既扩大了"新诗"的读者基础,也培养了一批富有潜力的"新诗"作者,从而有效地拓展了"新诗"的话语场地和合法性.     

鲁迅与周作人新诗比较

周氏兄弟都积极地从事过新诗的创作,都为草创期的"五四"诗坛做出了不易的贡献.二人新诗创作数量虽不多,时间也不长,但却引领了新诗的发展方向.     

论卞之琳诗歌经验的戏剧性

卞之琳30年代的诗歌创作很好地实践了“诗是经验”说这一反传统的诗歌本质观,在对中外诗歌创作方法借鉴和超越的基础上,构成了对传统诗美有力的抗击与解构;同时诗歌中大量戏剧性因素的渗透与转化,不仅提升了现代诗的思维层次与深度,更为现代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簇新的审美经验与艺术启迪,也使诗人步入了新诗现代化前沿。     

以形式为生命的艺术

任何语言的诗歌首先都是因其语言形式而存在的。没有独特的形式就没有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目前的汉语“诗歌”已经失去“形式”。人们将目前这种不是诗歌的东西称为“诗歌”．其原因是对外来“诗歌”的误解。外语诗歌译为汉语后,其在语言形式上如果没加入汉语的“诗籍”,它就只是不是诗,而我们却以其原是诗歌为由,将这种散性的东西称为诗歌,并反过来以此为圭臬．去进行所谓的新诗歌创作。对诗歌形式的突破．有真突破,也有假突破,当代诗歌的突破以假居多。     

吕进新诗文体学理论

新诗文体学的研究是新诗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吕进的新诗文体学理论有着坚实的品质和丰富的内容。他从创作和理解新诗作品出发,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新诗文体学理论、审美视点、言说方式、＂对话与重建＂,新诗二次革命成为吕进新诗文体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主题。中国现代诗学要实现与中国传统诗学和外国现代诗学的对话,在迈进21世纪以后的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中国新诗的美学使命。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清初遗民诗坛格局与泰州遗民诗群

清初遗民诗,在清代诗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由于地理区域以及文化背景的原因,清初泰州遗民诗群是一个既具独特文化个性,又与维扬遗民诗群有着隶属关系的创作群体。泰州遗民诗群的构成比较复杂,这个诗群主要由泰州本籍遗民与流寓泰州的外籍遗民两部分构成,代表人物是吴嘉纪和冒襄。尽管是一个隐逸型的诗人群体,却呈现出极具个性的群体心态。由于相同的社会背景和生存环境,以及相似的人生境遇,使泰州遗民诗群在创作上体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     

外国文学诗歌教学刍议——以俄罗斯诗歌教学为例

相对于其他的艺术形式,诗歌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性。然而正是这种民族性特征又使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很难真正领略诗歌艺术的魅力,因此,外国诗歌教学历来被认为是外国文学教学的薄弱环节。针对外国诗歌教学面临的严峻形势,在教学方法上做大胆的革新,比如开设立体课程,引入双语教学等方式,这些革新可以培养学生对外国诗歌的兴趣,提高他们对外国诗歌的艺术鉴赏能力。     

论现代新诗的文体建设

现代时期是新诗体建设最有成效的时期，新诗由草创逐渐走向成熟。但是由于革命、战争等原因，现代新诗的体建设道路曲折，仅仅初步建立起音乐美和建筑美两大诗形以及小诗、长诗、新格律诗三大准定型诗体，经历了激进的草创期、全面的重建期、局部的建设期的流变轨迹。五四激进的政治改革和化革命思潮极大地影响了新的体建设。现代新诗的体建设受到外来诗歌、民间诗歌和古典诗歌三大影响。     

论朱湘对中国新诗艺术的探索与贡献

安徽太湖籍诗人朱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以清醒的头脑和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在维护诗的审美特性和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他在创作中注意吸收古典诗词合理的艺术形式,精心创造形式完美的新格律诗;他主张借鉴外国各种诗体经验,努力实现新诗诗体多样化;他积极倡导现代叙事诗,并带头进行创作实践,在借用并改造传统题材、注重人物性格刻画、探索现代叙事诗的结构形式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他为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戴望舒诗歌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建构东方民族的现代诗

具有民族化特色的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基本定性和成熟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戴望舒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戴望舒的诗歌是在现代和传统之间进行合理的审美选择,把自己深受民族文化熏陶的审美追求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形式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派诗歌的新形式,成为外来诗歌形式与中国民族传统有机结合的典范。     

论诗行煞尾音组的设置——新诗形式建设笔记一则

本文立足我国新诗体形式建设,梳理了百年新诗发展中关于新诗的诗行煞尾音组设置的理论探求和创作经验,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煞尾音组设置的最佳选择不仅对格律体新诗音组等时停逗节奏起一种辅助作用,更能为自由体新诗另辟一条和音组节奏交相辉映的调性节奏新途径起重要作用。因此,诗行煞尾音组如何最佳设置必须及早提到新诗形式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