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研究

高僧因缘记、因缘传,主要记叙有关高僧的神异事迹,凸显高僧个人的宗教实践与历程,供作信众学习修行的借鉴,结合佛教、历史与文学是其特色。高僧因缘记的故事性、传奇性、神异性是佛教弘传中极受欢迎的宣扬手法。本文根据敦煌写本P.2680、P.3570、P.3727等三件《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校录文本,析论其情节叙事,持与《续高僧传·慧远传》对照,说明其篇幅、叙事异同之用意与文体属性。并透过对敦煌写本因缘记原生态的抄写现象所呈现的多种高僧因缘记汇抄的文献特色等考察,以为:当时僧人于各种法会间选择《高僧传》中适当的高僧神异事迹,栝其内容而撰写因缘传、因缘记,以备宣讲参考之用。     

论《蜀中名胜记》两个校本的疏失

《蜀中名胜记》有重庆出版社点校本及民国周肇祥校本两个单行本,前者已有许世荣《<蜀中名胜记>点校质疑》提出了一些问题,后者则未见学者进行研究,而点校本也并未参考周肇祥校本。更遗憾的是,许文并未对《蜀中名胜记》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类的研究,也未对整理该书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有鉴于此,我们将对《蜀中名胜记》两个校本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为整理该书及整理《蜀中广记》提供一些参考。     

曹学佺及其《蜀中名胜记》

《蜀中名胜记》是一部专门记载巴蜀地区舆地名胜的地理书,由明代万历年间闽人曹学佺编撰。曹氏受当时文人普遍好游历、喜山水的文化氛围影响,为缓解政治苦闷而移情山水,利用任职蜀中的机会,在长期搜集整理地方舆地名胜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实地考察,将山水与人事、诗文相结合,详细记载了全川的山水名胜。由于其对巴蜀山水浓厚的人文气息的重视,客观上也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     

高僧菩提路上的女性因缘——以四大《高僧传》为例

佛教之女性研究历来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佛教文献的记载中有大量关于女性的史料,尚待进一步开掘和研究。文章拟以《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和《大明高僧传》四部代表性僧传为基础,从与高僧联系的家庭女性和社会女性切入,初步探讨了家庭中的母亲、妻子等女性及其家庭之外的尼僧、世俗各阶层女性对高僧菩提路的重要影响。这些女性群体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成就高僧的菩提之路,对佛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佛教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论《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

发掘《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走出简单地把《高僧传》中的僧人神异事迹视为迷信故事的误区,可以发现《高僧传》中的僧人神异事迹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其既有佛理依据,又与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和道教传说关系紧密,对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高僧传》中显现神通类的僧人神异事迹,记载的多是僧人因具足佛教神通而显现的特殊才能,其佛理依据是佛教"六神通说"。且《高僧传》中具足佛教神通的僧人所具备的异能与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仙传中仙人的奇才异能,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僧人为了弘传佛法,对之极为看重,大加利用,制作并宣扬一些佛教神异故事,以神异事迹征服人心,以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正确认识《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早期佛教的发展史。     

南宋名臣李曾伯蜀中诗论

李曾伯为北宋“浪子宰相”李邦彦之后,为南宋一代名臣。他两入巴蜀,前后共约十年,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或记其所见蜀中风貌,或述其蜀中交友,不仅反映了李曾伯不同时期的不同心境,同时亦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理学与宋代巴蜀《春秋》学

宋代理学兴起,对各区域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春秋》学领域中,理学《春秋》学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宋初三先生中,孙复、石介的《春秋》学已被弟子传入蜀中,周敦颐、二程入蜀又使其《春秋》学在巴蜀传播开来。到南宋时期,理学《春秋》学已控制巴蜀《春秋》学的大局。现存南宋巴蜀《春秋》学著作,如李石、李明复、魏了翁、程公说、赵鹏飞、家铉翁的《春秋》学著作,均宗主理学。理学对巴蜀《春秋》学的贡献不言而喻。     

晋阳佛教文化三题

众多的寺庙反映了古都晋阳的佛教盛况。惠明寺旧址的舍利塔可能是隋朝仁寿舍利塔。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载了唐文宗开成五年在晋阳的所见所闻,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晋阳佛教文化的珍贵资料。     

唐代佛教义学之风尚及其地理分布

本文以《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所载与唐代有关者为限,将唐代高僧所弘阐的经律论疏作一统计,从前后两期探讨了唐代佛教义学的风尚及其地理分布。     

《蜀中广记》成书年代考辨——兼析《四库提要》之谬

明曹学佺所著《蜀中广记》一百零八卷,是研究四川地方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常为史家征引。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是书被收入史部地理类三,所据为两淮著名藏书家马裕家藏本。《四库提要·蜀中广记》云:“谈蜀中掌故者,终以《全蜀艺文志》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薮。”可见四库馆臣对是书评价甚高。     

佛教禅理对唐代文学精神的浸润

佛教初传、筚路蓝缕，历经汉魏六朝，立足华土，于盛唐之际烜赫一时。在与中国传统化的撞击和融会中，不断丰富着中华化。唐代学是中国古化中的一朵奇葩，因而，佛教对于唐代学的影响尤为突出，浅而论之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现：佛典学形成、唐诗禅化和变的出现。     

汉传佛教讲经活动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脉络

汉传佛教讲经活动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传播形式,它与佛经的翻译几乎同步展开,最早的讲经活动始于汉末魏初,并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力发展,至隋唐而大盛.讲经活动于唐时分化出僧讲和俗讲,僧讲以讲经、讲律、讲宗并举,制度较为完备、稳定;俗讲形式变化较大,宋以后仍有变异.讲经活动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宗教文化现象之一,对其历史渊源及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看出佛教文化的发展变化特点,也可看出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路径

佛教的中国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具有重大意义，它催生了与儒、道鼎立的中国佛教，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道人心。西汉至西晋的输入传播是佛教中国化的开端，其主要活动是翻译佛经、讲习经义：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是中国佛教的成长发展期，连续出现了中国佛教的两个信仰高潮；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成熟繁荣期，八宗争鸣，竞放异彩，而禅宗是最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五代以降是中国佛教的退潮延续期，佛教的中国化至此定型。     

崇佛政策与辽代灭亡

辽代崇佛之势远胜同期的南方政权。作为一种文化,佛教曾对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后世却有“辽以佛亡”之语,认为崇佛加剧了阶级矛盾,使皇帝疏于政事,最终导致亡国。其实,辽亡与崇佛的关联,绝非简单的崇佛之故,而是几无限制的崇佛,其深层原因则是统治者及其制定的佛教政策使然。     

浅析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之原因

终元一代,元朝蒙古上层对藏传佛教崇信有加,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讲,元朝蒙古上层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来达到怀柔吐蕃和统治本国民众之目的,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自身对终极关怀的极其重视。从客观上讲,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如西藏佛教领袖、西夏佛教、蒙藏文化的相似以及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影响。不论从主客观,还是从内外因讲,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都是多方面的、多因素的。     

论宋朝对佛教的保护与限制政策

宋朝建立后停止了后周的废佛运动,佛教得以迅速发展。许多佛教著作在谈及宋代佛教政策时,一致认为宋政府对佛教采取的是支持态度、保护政策。这一判断是感性和武断的。事实上随佛教的迅速发展,自仁宗朝对佛教试经、剃度等政策又渐趋严。宋代在佛教政策上吸收前朝经验,更加趋向于理性:一方面要发挥佛教有益政治的功能,一方面又要严格限制僧尼人数过多等不利因素。对待佛教的政策也因时局而不断调整,即有支持,又有限制,总体表现为理性的良性政策。     

五台山佛教文化旅游的战略思考

五台山位居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五台山的佛教文化旅游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显示着特殊的魅力。文章在对五台山佛教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客观定位评价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进行了理性思考,提出了五台山佛教文化旅游持续发展需解决的四大问题、应坚持的七项原则和须明确的四个定位,以期对五台山佛教文化研究和五台山佛教文化旅游开发起到补充和启发作用。     

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

由于蒙古豳王家族的庇佑,河西地区的回鹘佛教文化得以持续流行。学界一般确认酒泉文殊沟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时代最晚的一件回鹘文文献,但最新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此说不确,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发现的回鹘文题名,有的甚至比这一文献时代更为靠后,证明至少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止,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地区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这一发现,确证明清时期回鹘佛教文化在酒泉文殊山一带的流行,这里成为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回鹘佛教与佛教文化的保留,为后来裕固族佛教的繁荣和传统文化的长期保持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柳宗元与佛教之关系论析

柳宗元是唐代士大夫阶层的著名代表之一。与当时一些士大夫坚决反对佛教的立场不同的是,他对佛教持宽容和接受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好佛,而佛教也对柳宗元的人生理念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柳宗元对佛教的态度和立场既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又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论江藩的佛学品格与慕世情结

江藩从"谨守庭训"不敢辟佛,到积极入世寻求"终南捷径",再到"不可辟佛"交游佛氏中人的坎坷一生表明,他始终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在乾嘉汉学"斥佛辟老"的整体学术思想氛围下,《伴月楼诗钞》折射出江藩慕世之心及出入佛学的思想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