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文化解析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应限于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应用的层面,也不应仅视为信息技术“应用”条件下对课程的考察。技术作为文化裂变的重要动因,它对当下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全部领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文化学的视野来看,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质上是社会信息文化对当代课程改革、建设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过程,是信息文化环境下传统课程体系解构和新课程体系及课程文化重新建构的过程。     

大学信息基础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日渐深入,基于网络的学习环境已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翻转课堂"也成为了当前国内外教学改革研究的热点.本文以大学信息技术基础课程为例,提出并构建了基于大学信息基础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并从教学理念、教学中心、教学方法、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评价体制等方面对该教学模式进行了诠释.     

课程信息化的系统观

本文在课程信息化的理念框架下,分别从人才需求规格、课程目标、课程知识和信息技术观四个纬度来诠释课程信息化,以便全面、系统地把握.最终形成课程信息化的系统观.     

信息技术课程的信息文化价值及其实现

本文尝试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信息技术课程,通过分析信息文化作为符号、行为、意义的综合体,阐述了信息技术课程的文化价值,并提出了实现信息技术课程文化价值的基本途径。     

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有效整合的三个层次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的,必须要从信息技术、课程和人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信息技术与课程有效整合,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信息技术与课程的双向互动整合,体现在三个层面,即课程知识层面的贯通、课程经验层面的融合和课程文化层面的创生,并最终使三种不同的课程观借助于信息技术走向统一融合.     

STS视野下信息技术课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

目前情感态度价值观在信息技术课程实践中还没有明确的培养方式.本文就STS视角,从充分挖掘信息技术课程的思想和文化内涵以及让学生在参与信息活动的过程中体验与感悟两方面探讨信息技术课程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深层文化思考

课程内容是文化的缩影。从文化学的视野来看,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质上是社会信息文化对当今课程改革、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及渗透过程,是信息文化环境下传统课程文化的解构和新课程文化重构的过程。从教育理念、师生关系、课程与教学等方面着手,分析了日益丰富的社会信息文化环境对学科课程带来的文化影响力,以弥补当前从技术层面认识整合的缺憾。     

从"课程整合"角度探讨信息技术教学与应用的关系

信息技术课程整合有三种不同方式.从课程整合角度看,信息技术教学与应用共同承担着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和利用信息技术改进教与学方式的任务.     

中越边境地区中学教育信息化的个案调查——以H市中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为分析视角

在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及我国当前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成为促进我国教育信息化和素质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H市地处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具有明显的地方文化特色。本文主要通过对该地区从学校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环境、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状况、教师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认知与需求等几个方面进行的调查，对H市中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现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以期得到对学校推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一些建议和对策。     

高中信息文化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信息文化教育是信息技术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信息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有益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信息价值观。本文从信息文化氛围的营造、课堂信息文化的渗透、最新信息文化的传递、正确的信息价值观的培养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和探讨。     

课程研究中文化传统规约的文化机理及文化路向

文化传统所规约课程研究的文化机理为：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别中,理解文化传统的内涵与旨趣;从文化传统的存在形态中,理解文化传统的性质与形态;从文化传统的变迁方式中,理解文化传统的变革与转型。进而,文化传统所规约下的课程研究的文化路向为：基于文化传统本土回归的课程理论研究与基于文化传统本土关怀的课程文化研究。     

教师文化观的价值重估与实践观照

当下教育信息化普遍使用于各个领域,教育正处在中西文化、新旧课程文化冲突融合的时代。传统教师文化面临崩溃的危险、利用教育信息技术的不良文化泛滥。这种现象在课程转型时期出现是不足为奇的,但需要教师具有理性的思维去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避免教师在课改中重复出现的弊病,又能使中国传统文化更新变革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是当前站在教育教学第一线教师值得研究的课题。     

论文化传统对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

课程价值取向是影响课程活动的核心因素.它贯穿于整个课程活动之中,并直接决定着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组织、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运行.文化传统是制约课程价值取向的主要因素.分清不同文化传统对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特征对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中课程价值取向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专题欣赏：让儿童与文化相遇——以《中国古代青铜艺术》一课为例

美术课程中的欣赏教学分渗透式欣赏教学和专题式欣赏教学。当前专题式欣赏教学存在诸多“症结”,既有观念上的,也有操作层面的。相比渗透式欣赏教学,专题式欣赏教学对学生提供的文化信息更为整体,对学生产生的文化冲击力更为强烈,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更为全面。因而,专题欣赏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本文试以《中国古代青铜艺术》（苏教版小学美术教材第十一册）一课,谈谈我对专题式欣赏教学的思考。     

论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改革与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明珠,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传承传统体育文化之根本有益于培育创新应用型人才。要把握时代信息脉搏,以传播传统体育文化统一共通的思想观念为主导,以传授传统体育文化统一共通的运行规律为主题,实施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改革;要通过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传播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等有效措施,促进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文化学习与幼儿教育

幼儿应该学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学?如何才能学得好?我怎样才能知道我已经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要是关于课程的目标与目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如何看待儿童长远发展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如何贯彻课程计划,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评估。这四个问题是所有打算制定幼儿教育课程的人必须回答的。本文对这四个问题作了初步讨论。     

论课堂教学的文化转型

课堂教学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课堂教学文化重构是新课程改革的终极目标。传统课堂教学呈现着背离、单调和专制的文化异化特征。课堂教学的文化转型,将面临着地域性文化冲突、历时性文化冲突和群体性文化冲突。新课程改革需要重新审读教学理念、学习方式和师生关系,重构课堂教学文化。     

文化的视角：美国课程史的转向及其意义

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危机催生了社会学取向的课程史研究.到90年代,为应对美国教育日益突出的文化紧张,课程史研究适时从“社会”转向“文化”.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课程文化史的兴起,而且为学校实践空间日益萎缩的美国课程学者创造了新的实践空间与方式,这便是将课程理论直接看成是实践,同时转入广域的文化社会领域,通过对美国学校中的支配性文化展开福柯式的历史揭示,使课程理论成为文化批评实践.     

课程文化转型及其机制探析

课程整体转型性变革内在地蕴涵着课程文化的转型.课程文化转型是课程文化危机深化的产物,意味着一种课程文化模式向另一种课程文化模式的根本转换,体现出历史制约性和主体选择性的统一、断裂性和延续性的统一及整体性与渐进性的统一.课程文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在于课程文化所包含的超越性与自在性的矛盾,它是通过课程的自在丈化与自觉文化之间的互动来实现的.而由于课程文化超越性的"先天"不足,提升课程文化自觉成为一个既蕴涵深切理论关怀、又富有强烈实践意图的命题.课程文化自觉既是课程文化转型的深刻基础,是实现转型的动力,又是转型实现的标志,甚至是转型自身.     

New histories for a new state: a study of history textbook content in Northern Irelan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often falls short because of a lack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by curriculum developers and aid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describes a single-case study of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polytechnic Heads of Department in Ghana, which aimed at identifying how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ctivities were sensitive to cultur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ulturally sensitiv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as applied to facilita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e in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Two curriculum specialists and various project members from Ghana and the Netherlands participated in the data collection by means of interviews, documents, and a researcher’s logbook.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duct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ctivities were strongly impacted by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High-Low Power Distance and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and to a limited extent by Hall’s cultural dimensions—High-Low Context and Polytime-Monotime. The outcomes of this study strengthen the relevance of Context analyses, iterations of design–implementation–evaluation activities, and additional implementation support. Through the conduction of these activities, culture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a good fit between the developed curriculum and the local context can be ensured.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ncourages curriculum developers and project teams working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texts to create mor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by using the framework and by intensively collaborating with informed expe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