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及影响因素分析(1996-2011年)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多种前沿方法测算光伏企业的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比我国其他制造业同时期的年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考察光伏行业在我国的发展,并对可能影响光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的单独及相互作用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国有资产和企业规模对光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外资资产、出口额、政府补贴以及扶持政策对光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尽管研发投入对光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和国有资产的相互作用却会显著提高光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分析提出相应建议。     

光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及影响因素分析：1996—2011

本文首先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多种前沿方法测算了光伏企业的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比我国其他制造业同时期的年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考察光伏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此外本文对可能影响光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的单独及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国有资产和企业规模对光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外资资产,出口额,政府补贴以及扶持政策对光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尽管研发投入对光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和国有资产的相互作用却会显著提高光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本文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团体标准生产率效应——基于“浙江制造”的微观证据

基于新要素供给理论,利用微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团体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运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HDFE)、双重差分法(DID)和双重差分倾向匹配得分法(PSM-DID)的研究发现,团体标准整体上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团体标准通过协同效应、竞争效应和扩散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果中介分析(CMA)和Heckman两步法估计发现,团体标准在拓展和集约边际上显著作用于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深化对中国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型企业转型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资源型上市企业财务数据,采用LP法测算其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变化趋势,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从要素投入结构视角检验资本深化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增长,但增长率偏低且整体呈下降态势,表明资源型企业发展缓慢,面对新发展、新阶段的竞争力不足;②资源型企业资本深化水平不断提升,深化速度明显加快,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抑制效应在上游开采业、能源企业、快速资本深化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国有资源型企业中更为突出;③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能过剩效应是资本深化抑制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传导机制,同时由于创新投入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低,创新惰性效应虽存在但传导作用有限;④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组织资本较高和融资约束较低的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小。本文研究结论对资源型企业要素配置决策和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然选择。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在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进口商业服务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渠道和差异化研究

本文对进口商业服务是否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使用更多的进口商业服务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和出口企业受到进口商业服务的影响较大,而对中西部地区和国有企业而言,进口商业服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以商事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将手工收集整理的商事制度改革数据与上市企业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重差分(DID)探究了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关系,并对其影响机制以及异质性分析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该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商事制度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渠道来源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此外,商事制度改革对中小微型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大。     

智能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中国制造业2025”提出的产业转型的重要方针,而智能化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进步,是否能够真的缩短劳动时间,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还值得商榷。本文基于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的智能化试点政策,使用 2009-2018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PSM-DID）,研究智能化政策能否促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并分析要素密集度、所有权结构和研发密度产生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1）智能化能够提高当期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明显;（2）智能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滞后性和动态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型趋势,而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从第二年才开始,并呈倒“U”型趋势;（3）考虑要素密集度、所有权结构和研发密度后,智能化对不同类型企业影响不同。简单来说,智能化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而创新效率相反。国有企业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并且创新效率的作用都不显著。研发密度越低的企业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最大,但对所有类型企业当期创新效率的影响都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数据和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逐渐提高,但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研究进一步发现,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能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断弥补创新的"遵循成本",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产率提高的"双赢"结果。     

区域核心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关联性研究

研究区域核心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分析构成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经济结构、企业竞争力、制度环境和协调能力等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借助随机前沿模型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将构成区域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要素纳入到效率方程中,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核心竞争力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区域核心竞争力提升必然反映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安徽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

本文根据2001~2016年安徽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以及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并通过实证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率的因素。结果显示：（1）考察期内安徽省中大型工业企业Malmquist指数及技术进步指数大部分年份都大于1，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的提高引起的。（2）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盈利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进步率都具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和政府资金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都具有负向影响；行业集中度对全要素生产率不显著，对技术进步率有负向影响。最后，在本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提高安徽省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解——基于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法

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对2001—2006我国高科技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结果显示,在2001—2006年我国全要素增长率出现大幅下降,技术进步呈衰退趋势,而技术效率大体为增长趋势。分析发现,不同地区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下降,东部地区并未呈现出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地区优势,同时,外资对东部城市生产率影响很大。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R&D对TFP的溢出效应研究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RD资本对区域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利用中国30个地区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RD资本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运用扩展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实证分析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同类型的RD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与效果。研究发现:从全国看,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区域看,沿海地区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大于应用研究,而内陆地区应用研究的促进作用大于基础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对高科技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评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效应和动态效应,并从投资特征视角分析了OFDI生产率效应的差异性。结论表明：（1）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高科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促进作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绿地投资对高科技企业TFP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而跨国并购对当期和多期TFP均产生积极作用;（3）技术寻求型OFDI对高科技企业TFP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当地生产型OFDI的生产率效应具有滞后性,而商贸服务OFDI的生产率效应并不显著;（4）在高收入水平国家（地区）投资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中低收入国家（地区）投资对企业TFP的作用并不显著。上述研究为高科技企业理性选择对外投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智慧城市建设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智慧城市建设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对微观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智慧城市实践和发展必须关注的问题，需要实证检验。本文利用中国2012年开始的三批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倍差法，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企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1）试点城市中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显著高于非试点城市中的企业，印证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否定了“索洛悖论”；（2）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随时间不断增强，对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于民营企业的刺激效果优于国有企业，且能够缩小企业之间初始效率的差距；（3）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种方式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技术创新视角进一步研究发现，影响效果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上呈现异质性。本研究为智慧城市建设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实证检验，诠释了智慧城市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     

低碳门槛下绿色创新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碳减排门槛效应下,考察了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揭示了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制约因素。考虑了企业与政府的碳决策目标差异,将全要素生产率分为不含环境因素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包含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6—2017年省际及重点碳源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①在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碳减排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②当碳排放总量处于低位时,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超出碳高位的补贴将会失效;当碳排放强度处于中位时,低碳补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③碳减排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S”型关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正“U”型关系。因此,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应契合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选择有效路径,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增长提供重要借鉴。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测度——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

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实证测度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进一步检验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3.4%的增长率逐年上升,但产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却存在很大差异,且极不均衡;行业平均企业规模、对外开放度、政策效应以及行业盈利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正影响;产业集中度、国有产权比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负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提升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目的】数字化转型作为焕发内在动力的重要举措，能否促进资源型企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研究。【方法】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资源型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技术刻画数字化转型，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等方法，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专业化分工是数字化转型促进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机制，即数字化转型能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促使专业化分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提高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同时在专业化分工的门槛下，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4)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外部交易成本差异而存在异质性，如在资产专用性较高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环境中，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论】未来应积极引导资源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化分工，为资源型企业提供助推数...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测度*齐峰

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实证测度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进一步检验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3.4%的增长率逐年上升,但产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却存在很大差异,且极不均衡;行业平均企业规模、对外开放度、政策效应以及行业盈利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正影响;产业集中度、国有产权比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负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如何提升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减税降费等政策背景下,研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财税〔2015〕119号文件的颁布作为准实验,使用2008-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施行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实现的;（3）这一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以及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