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立体式分流的内涵特征与实践取向

在博士生教育改革政策推动与高校积极响应之下,我国博士生分流历经遴选分流、分流淘汰、分流退出等形态的更迭,不断朝着制度化、常态化方向发展,成为高校改善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优化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强化培养质量保障的重要举措。然而,现行以竞争与淘汰逻辑为主的单一式分流实践遮蔽了“分类培养与多元成才”的博士生分流的本质内涵与价值追求,致使分流成效不佳,亟待从分流目标、分流主体、分流方式、分流结果及分流保障等方面加以系统优化,构建以分流目标的人本性、分流主体的交互性、分流方式的多样性、分流过程的嵌套性、分流结果的发展性为本质特征的立体式分流模式,充分发挥教育分流在博士生教育改革中的功效。     

博士生分流退出制度化困境研究: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视角

博士生分流退出对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和优化学术生态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实际实施面临诸多障碍.基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和文化-认知三个维度审视博士生分流退出制度实践,发现其面临规范层面的相关制度供给不足、关系层面的利益冲突以及文化-认知层面难以形成共识等制度化困境.因此,消解制度化困境需要在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博士生分流退出制度合法合理;创建高校、院系和导师等联动机制,协调利益冲突;培育博士生教育质量文化,达成行动者的契约与共识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教育政策执行的概念、属性与内在价值

教育政策执行是教育政策精神与环境、技术判断与执行主体价值判断、公共教育利益与个人教育利益、教育政策的特殊性与公共政策的普遍性、公平与效率价值在实践中的统一。教育政策执行除了具有实现教育政策目标的工具价值外,还具有推动教育政策执行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宣传与创新教育理念,规范教育对象与主体行为,实现教育政策的社会价值和制度价值等内在价值。     

挪威博士生教育改革：措施、成效与趋势

在遵从北欧国家“福利社会”模式下,挪威采取了引进新博士学位、建立博士生招生和培养制度、推动北欧区域合作、实现培养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创建博士生院、实施博士生培养经费激励政策以及先进水平项目等博士生教育改革措施,实现了博士生培养制度标准化、确立了博士生教育的资源战略地位、博士学位完成率提高、攻读博士学位时间缩短、博士留学生人数增长、博士生教育质量获得认可等改革成效。挪威博士生教育改革仍在继续,出现了关注博士生教育在传统优势行业学术研究影响力的提升、博士生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相结合、推进博士生教育数据一体化等趋势。     

实施博士生质量工程 建立分流淘汰机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实践与探索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博士生质量工程为例,介绍博士生质量控制的主要方法,包括不断提高生源质量、不断提高学位标准、加强博士生培养过程的质量控制、分流淘汰机制等,从而实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并进一步就分流淘汰机制的落实与实施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的实施困境与对策

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是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多数高校已建立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但在实施中存在导师育人积极性参差不齐、个别学生消极反应所带来的压力、管理职责不明确、分流渠道不畅通、信息技术支撑不足等问题与挑战。为了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应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博士生类型、学科特色分类完善分流退出机制,实行博士生分流退出招生名额补偿机制,加强博士生培养前端质控,进一步畅通分流渠道,同时以信息化技术为助力,构建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预警机制,从而促进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的顺利实施,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偏差分析与对策研究

教育政策具有规范约束、调控分配、发挥目标导向等功能.有效地执行教育政策,对于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0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为分界点,梳理了近十年来国内基础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的发展历程及积极影响,分析了它们在执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执行主体认知缺陷与利益冲突、配套制度和监督体系缺乏、区域基础性条件差异等各种偏差原因;并考察了国外信息技术教育应用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优秀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今后如何有效地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政策,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建议.     

研究生教育的"分流退出":意涵阐释与路径探析

"分流退出"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在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背景下,社会不同认知已影响到分流退出机制的建立,也导致高校在相关制度的落实中形式大于实质.通过逐一剖析"分流退出"在政府文件、媒体和学者中的表达,指出分流仅适用于硕士博士培养一体化教育,退出则可分别在硕士和博士教育培养全过程多环节实施.借鉴欧美主要国家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经验,结合我国研究生教育特点,提出了"一节点两过程三维度"的分流退出实施路径.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教育起点公平的负面影响——基于全国9省(区)的调查

重效率轻公平的地方政策价值偏差、执行方式失误和政策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导致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与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政策初始目标渐行渐远.在上学距离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双重影响下,偏远地区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低龄学生的教育起点公平受到了较大的损伤,产生了以“上学远、上学难和上学贵”等为主要特征的制度衍生型教育公平问题.解决该问题要从制度本身入手完善配套措施、调整政策价值和目标、制定执行规范和标准.     

“双减”政策减负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双减”政策被赋予减负厚望。通过对三个省会城市“双减”政策实施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阶段整体减负成效较好,初中学段减负效果不甚理想,且减负成效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政策执行过程理论认为政策文本(制度安排)、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等四个关键要素影响执行成效。根据政策执行过程理论,可以发现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区域教育生态环境的竞争性、政府较弱的公共服务偏好、教师认可度低与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是制约“双减”政策减负成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提升减负成效,宏观上须破解教育系统中的结构性障碍,建设服务型政府;中观上须改革现有教育绩效考核制度和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缓解教育竞争压力;微观上赋权教师,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执行反馈机制,增强政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协调性:教育政策执行不可忽略的属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作为提高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举措,对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给予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教育政策执行出现了许多失真现象,严重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究其原因,不乏教育政策执行协调性的缺失。从理论上讲,教育政策执行的协调性符合政策本身所具备的协调功能,符合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要求,符合行政管理的基本要义。从内涵上看,教育政策执行的协调性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教育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实现教育政策执行的协调性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教育政策制定主体与教育政策执行主体间的关系、教育政策执行各环节的关系、教育政策所涉及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教育政策执行与影响教育政策执行的各外在环境的关系。     

教育收费的国家政策分析及建议

实施教育收费，不仅是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的重大改革，也是教育思想、办学理念的深刻转变。这一制度的施行，对于确立社会各方办教育的责任和义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实行过程中也发现存在认识偏差、制度本身不完善和不配套、执行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针对这些矛盾与问题，应采取建立科学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着重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健全监督约束机制等措施，依法规范和完善教育收费政策。     

高中教育贫困救助问题分析

目前政府、社会对高中教育的贫困救助关注不够，现有政策执行中存在若干问题。分析其原因，主要是认识上有一定偏差，救助实施的责任主体界定不合理，政策规定没有跟上具体的措施，缺少可操作和易落实的机制。健全高中教育贫困救助政策体系，对贫困生个体的健康成长，对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以及扩大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提出了完善高中教育助学保障机制的对策建议。     

法国博士生教育职业化改革：逻辑、措施与启示

法国博士生教育职业化改革以“博士生教育作为一种研究型职业经历”和“基于学术能力基础上的可迁移技能”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采取注重博士生可迁移能力培养,构建博士生院的博士生职业化培训机制,加强博士生培养的计划与落实,促进博士生与企业双赢的产学研合作协议等具体举措来推进博士生职业化改革。这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博士生培养模式、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具有一定的启示：政府应加强博士生教育顶层战略规划及相应的政策引领与保障;博士生教育机构需重申博士生培养理念,构建多元化培养模式;博士生要加强自身专业理论自信,提高可持续发展和可迁移能力。     

美国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运行特征与启示——以4所顶尖大学为例

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4所美国顶尖高校在实施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过程中坚持过程管理和渐进式提升的分流理念,在制度运行中以课程为杠杆循序渐进逐级分流、以学术试用期为缓冲器进行学业预警、以资格考试为过渡点推动阈限跨越、以多样化选择代替单一式出口,并构建了组织保障、师资保障、技术保障以及善后保障等保障体系。我国高校在构建分流退出制度时,应树立过程质量观,明确责任主体并完善相关的机制保障。     

教育政策执行现状及其执行力的提升

教育政策执行难表现为:(1)贯彻教育方针难;(2)落实“减负”要求难;(3)实现教育公平难。对教育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分五个方面:(1)提高教育政策质量;(2)加强政策执行人员的培训工作;(3)加大教育政策资源的投入;(4)健全教育政策的评估和监督体系;(5)建立教育政策机制。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何以执行偏差——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的分析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是对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制度传承,它有效契合了各省“精准在地”师资培养的需求,日益成为乡村教师补充的重要渠道,但其政策效能却未能充分发挥。政策执行是政策系统的关键,本文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的模型分析,发现政策执行目标笼统与偏离、执行主体角色模糊与冲突、政策执行机制分割与乏力、政策执行资源短缺与低效等多重因素致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要治理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执行的偏差,需搭建组织,建立教师定向培养组织体系;统整理念,以“新乡土性”整合培养实践;完善政策,科学优化教师定向培养政策;强化培养,追求高质量的乡村教师培养;加强评价,创设“以评促建”的提升机制;保障实施,改善政策环境提升政策效能。     

英国博士生教育改革行动逻辑研究

博士生培养联合体是英国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也是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新路径。博士生培养联合体的设立是为了提高博士生的教育质量,规范“产学研”合作方式,回应英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视角,关注英国博士生培养组织场域(联合体)运行的合法性,并分析维持其松散联结的行动举措。从组织合法性的“强意义”和“弱意义”两个层面,分析了博士生培养联合体建设在制度保障、经费发放和区域协作中的合法性基础,并阐述了构建博士生培养联合体的具体行动方式。分析了联合体博士生招生、培养与准出制度,发现其联合体与ESRC和研究组织之间存在的三种行动举措,即规范治理下的权力让渡、“费边主义”理念下的“产学研”协同发展、高校高度自治下的政府干预。     

基于中外高水平大学的博士生分流渠道和处理模式探析

为加强对博士生培养全过程的质量监控,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成效,中外高水平大学普遍推行博士生分流退出制度。文章通过深入探析中、英、美三国知名高水平大学现行的博士生分流渠道及各分流渠道对应的处理模式和成效,明确现阶段我国高校在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中亟待完善的问题,提出避免将分流考核变成机械化淘汰、明确畅通分流渠道以及对博士生进行帮扶和指导三个方面的改进优化建议,形成适合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分流办法。     

民族教育差别化支持政策的执行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实施民族教育差别化支持政策是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以及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举措。借助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有效厘清民族教育差别化支持政策执行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系统把握执行样态。通过分析民族教育差别化支持政策执行中的困境,发现政策文本的内在局限、治理结构的协调不畅、执行主体的素质欠佳、目标群体的认知偏差及外部支持力度不足等都是阻滞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破解政策执行困境的关键在于,认识政策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复杂性,耦合政策文本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实现执行机构的高位推动与联动治理,加强引才留人与提升人员执行能力,打破目标群体的固化认知与激发其内生动力,持续优化政策执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