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女与镜－－林白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及其困境

林白以其尖锐而执的女性主义立场与姿态使其小说呈现鲜明的反男权传统的判逆性。她塑造了一个个充满女性欲望并难以被男权传统规范所界定的“娇女”形象投入到那场女性的“一个人的战争”。然而，异常强大的“菲勒斯中心”却设置了一座无所不在的“镜城”，林白也难免身隐其中，于是其笔下的一些女性也就如同“镜中的花朵”般凄凉地开放、枯萎，延续着红颜薄命的宿命。     

寻觅人生慰藉－－析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史学转向”

身处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和急剧变革时期的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化濡化而又受西方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时势巨变的刺激，对“可爱”与“可信”之统一的企求，儒的道德化灵魂的召唤，使他的学术研究最终走向返经信古，于经史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在王国维的心目中，殷周的德治化是“可爱”的，通过考证也是历史的真实，因而是“可信”的。这样，王国维通过回归传统，寻找到了化的认同感，在主观上获得了有生慰藉。但理想与现实终究并非一回事，王国维孜孜以求的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始终未能获得真正的解决。     

“精”－小小说的本质特征

小小说同其他三类小说相比，确有不同之处，其本质特征，用一个字来概括，是“精”，而不是“小”，它选材精炼，布局精致，蕴意精深，可以说小小说是精华之晶。     

“诗”可以怨－－“诗三百”的政治寄托与怨刺系统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学理论，时人为其意味规定了一个“怨而不怒，衰而不伤”的情感的界限。然而，情感的发泄是不可以界定的，“怨”不仅仅有着“温柔敦厚”的讽谏，更有着下层人士时事尖锐率真的讥讽和潮讪。基于此，我们将“怨”以那个时代的作品“诗三百”为献基础，首先把“诗三百”中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进行了模式分析，其“怨”可以分为大谏之诗，告哀之诗，刺讽之诗。     

悲剧英雄的内心独白－－读司马廷《报任安书》

什么是人生的悲剧？“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百世奇人悬日月，千秋孤愤诉晨昏。”②读司马迁《报任安书》，激荡心灵而挥之难去的，首先是这种“伟大的痛苦”、悲情的人生。人生旅途有种种屈辱和不幸。司马迁那个时代，“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然而，这种种耻辱比起宫刑，算得了什么！“最下腐刑，极矣！”③一个“最”字，一个“极”…     

婚姻－－契约的制度化

婚姻以异性之人的结合的归属，而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婚姻的本质要与其相对应，从历史的层面分析，婚姻的演进体现为一种“从身份到契约，从契约到人权”的运动。本通过对婚姻的含义之解读，剖析了婚姻的外在表现及本质内涵，并进而指出，这种“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退却，正是婚姻的属性使然。     

危机与抉择－－试析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特殊国际背景下，两岸关系变化发展中的一段特殊的插曲。中国政府因应“危机”前后两岸现状和国家统一大业的需要，适时作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决策，为后来形成“一国两制”国策进行了奠基性努力。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教师写与学生写

《中学语文教学》２００２年第５期曾以《作文是教出来的吗？》为题展开讨论，专家们借题发挥，各抒高见读后受益匪浅。其实，综合各家观点，说作文之道要让学生写其想写、抒情表意也好，说要像教孩子走路一样教写作也好，说作文靠“练”不靠“教”也好，说作文仰仗于有效阅读也好，内里都离不开一个“教”字，离不开老师的指导。就拿“练”为例，怎样练？练什么？关键还在老师。我们这里有人叫学生一个暑假写６０篇作文，开学统计一下数字了事，这种“练”有效吗？其他如阅读、激发写作兴趣等，哪一项离得开老师的指导？韩寒有没有老师教我…     

文化震惊与“文化恋母”－－从异国文化视角重读郁达夫的《沉沦》

长期以来，人们对《沉沦》这部作品的感受与理解不无偏差，其原因是对主人公及作者处于日本那样一个陌生而异质的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文化震惊”感缺乏足够的认识与考察。而主人公在孤苦无依的处境中萌发了对祖国强烈的依恋与怀念之情，与其说是“爱国主义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恋母”现象。     

十字架上的女神－－萧红小说女性形象剖析

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作家，萧红以其《生死场》写下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以其《呼兰河伟》对民族痼疾的深刻示而“终于同鲁迅站在了同一地平线”上，同时，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萧红更以其敏锐的笔触展现了一幅幅女性受难图，以近科痛恨而无奈的笔调揭示了男性世界的无情与自私。     

实践究竟是什么－－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

实践不是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不是认识世界的精神活动，不是所谓“人类总体性的存在方式”，而只能是认识活动与改造活动“耦合”而成的“一”。它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具有“视野”和“立扬”的本体论意义。传统的、狭隘的、形而上学的实践概念有很多不足甚至自相矛盾之处。彰显实践的同一性对于克服实践唯物主义的各种局限性，建立实践与人类生存困境及其终极关怀的联系，弄清“交往”、“主体际性”等交往实践观的某些的某些基本问题，从根本上提升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的比较

中国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自然诗创作传统，西欧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才创作了大量的自然诗。从整个传统来看，中西自身诗在美学境界上也存在着极妙而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即中国自然诗创造了“无我之境”，西区自然诗创造的是“有我之境”。关于这一点，通过中西方自然诗人中最具代表性扫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他们之间的差异从更本质上说是两个化传统的差异，即中国有着悠远而独特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西欧则主要是“天人相分”的传统。     

坚持“两点论”力戒走极端－－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一点体会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张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智慧。而从实际出发，坚持两点论，反对走极端，注意一个向掩盖着另一倾向，则是这一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作从三个方面（即一是重点论，二是两点论，三是适度论）展开论述，阐明坚持“两点论”力戒走极端，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则是我们时刻要注意的。     

追求真理 开拓创新－－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宣言，它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第一重大现实问题，向中国和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是“三个代表”。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及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发，从新的高度、新的视角回答了“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的世界性的历史课题，从而实现了党建理论的创新，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老调还须重弹－－对我国当前一种创作倾向的批评

当前出现的远离生活与平面、消极反映生活的学创作，严重背弃了学作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根本原则。这样的作家在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同时，丧失了作家的资格。要建设“代表中国先进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国学，必须首先解决好如何深入“四化”建设，扎根人民群众的重要问题。     

镜中的映像－张爱玲《传奇》世界的价值观

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基本困境，千百年来，受制于生存本能和人性弱点的人们，并未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有所进步，生命即是上天宝贵的赋予，也成为我们难以超越的沉重负累，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真”与“善”，“伪”与“恶”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其作品的惊人之处在于，好向我们揭示了人类在面对这种生存困境时的真实感受。     

说父道母－－大懒虫爸爸

我的爸爸是一个大懒虫。他每天早晨都不爱起床，妈妈整天教育我要“早睡早起”。可爸爸从来都是“晚睡晚起”，还说他是被一条懒虫折磨成这样的。     

乱中求趣 乱而有法－－浅谈黄宾虹山水画的艺术特色

黄宾虹的山水画基于传统而高于传统，其可贵之处在于能“乱”中求趣，“乱”而不乱，“乱”中有法。黄宾虹的“乱”是一种胆识，一种气魄，更是一种境界。“乱”正是宾红山水画的一大特色。     

静场的设计－－浅析《雷雨》中的静场

戏剧中的静场，是戏剧动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剧作家都注重“静”的形态的布置。《雷雨》中静场的出钯表现在：（一）具有审美功能。戏剧的审美特征在于它的同步性，因而，剧作家便在冲突与冲突之间，巧妙地安排静场，使观众既有时间来进行审美活动，又使戏不失美感。（二）蕴含着强烈的动势。静场不“静”，是寓动于静，是以一种蕴味深刻的含蓄，表现着剧中人微妙而陷晦的情感搏斗，传达着剧作家的思想和哲学。（三）是无声的独白。静场是人物的心灵解说者，是无声的倾诉，是“出声音之外，乃得真味”。     

从“向日葵花”到“经霜枫叶”－－诗人刘章及其诗美追求

刘章在大跃进的年代走上诗坛，虽然诗歌受时代政治思想观念的局限，有图解概念、粉饰生活的一面，但作为“农民诗人”、“庄稼人的儿子”，仍有植根于农村深厚土地中的好诗贡献着特殊的审美价值。经过“化革命”十年浩劫的砥砺，他的诗从单纯、清新、欢快而转向深厚、深沉、凝重。尤其是“革”后期和以后的新时期，刘章面对现实的吟唱，追求的都是生活的真实和诗人“自我”的忠诚，同时不少诗篇又以其饱含人生体验和生活哲理而达到“无我之境”。其《南国行》标志着刘章诗风的巨变，无论内容、形式和情调都与前大为不同。这个在诗苑四十年不断探索、辛勤耕耘、成绩卓、硕果仅存的“农民诗人”，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时代。